推荐序

面对《牛津国际关系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本重量级著作的中译稿，颇能感受到不断创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魅力以及青年学者投入其中的热情。华东政法大学方芳博士带领的团队历时三年译成这本兼具系统性和前瞻性的学术著作，这项任务的意义是值得认可的。因此，当翻译团队邀请我为这本译著作序时，想到他们为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不畏艰难、奋力耕耘的精神，我欣然同意。

《牛津国际关系手册》编者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和邓肯·斯尼达尔两位教授在编写思路上极为用心。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教授现任昆士兰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他是国际关系学界建构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关注国际关系伦理的政治性。邓肯·斯尼达尔现任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国际关系专业教授，关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合作等议题。两位具有深厚专业背景的学者为本书确立了科学系统且逻辑严密的章节间衔接编排方式。如此的编排既便于读者“按图索骥”迅速找到所需的知识信息，又向读者提供了“浓缩”的知识，引起读者更强的探索欲。具体而言，本书具备三大特点：

首先，本书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本书兼顾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方法。本书的第三部分是篇幅最长的一部分，探讨了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九种实体理论：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强调范式间对话优势的折中主义。与理论一样，研究方法也是推动学科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持有“方法是实证主义者专属品”此种成见的学者们将国际关系视为建立在自然科学模型基础上的一门社会科学。然而，方法始终服务于研究问题，它是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寻找最佳答案而做出的选择。因此，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研究方法，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方法。本书在第四部分探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法、社会学方法、诠释法、心理学方法、定量方法、定性方法以及历史学方法等。值得注意的是，从二战结束至今，虽然战争与和平问题依然是国际关系学科关注的主旋律，但是人口迁移、恐怖主义、气候变暖、全球金融、数据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国际关系学科的主流学派对新出现的国际问题的阐释力也略显捉襟见肘，这势必会产生两种趋势：一是国际关系学者正在走进其他学科寻找更贴近现实、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形成新的分支学科，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和法学两大学科，并形成了颇为强大的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另一种则是在“国际关系”大旗下有些分支领域自成体系，逐渐出现了战略研究、对外政策研究及国际伦理学等分支学科。本书第五部分探究了上述新兴领域的动态，兼顾国际关系学科的主流方向与分支领域，力图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发展图景予以全方位的展示。

其二，本书的编撰注重理论在经验与规范双重维度之间以及“主流”与边缘之间的平衡性。一方面，本书不仅专注于理论，而且突出理论兼具经验性和规范性。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科重经验研究、轻规范研究的分割性视角对学科发展及现象阐释并无益处。偏好此范式的学者多半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是为了进行解释而做出的努力，与之相关的是世界政治的“实然”，而非“应然”。然而，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具备经验性和规范性两个维度，它们在深层次上存在不可割裂的联系。国际关系理论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实践性”话语，不论其形式如何，其关注点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我们应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有关。而这在本质上恰好解释了理论兼具经验性和规范性。如果对我们行为所处的世界不加以审视和解释（经验性），同时又对我们试图实现的目标不加以了解和厘清（规范性），我们则无法回答“应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因此，本书在介绍每一种实体理论之后都紧跟一章介绍该理论的伦理观，以此突出此书编者们看重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对当下政治行为产生指导性、实践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本书还注重平衡“主流”学派和“边缘”学派的“声音”。如果说国际关系学科缺乏多样性，那此种批评多半是针对该学科受美国学界主导性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该学科对美国学者重视的问题及他们采取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青睐有加”，使得国际关系成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虽然，美国学界对该学科具有不容否认的“向心力”，但作为学术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多样性应该得到充分发展。本学科的“异质性”应该来自第三世界学者们以及女性学者们的观点。女性学者的声音对于学术研究百家争鸣的必要性不可被忽视，尽管国际关系学科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至今仍是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学科。本书的部分章节呈现了来自第三世界学者们和女性学者们的多样性观点。

其三，本书的内容选择具有发展性。对学科发展的评估并不容易，因为暂且没有公认的标准用以衡量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或检验该认知在现实行为中的应用。国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或是研究领域均呈现动态发展，而本书的编排设计恰好体现了该学科动态的特征。作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本书的内容从纵向反映了相关思想争论及其发展的脉络。本书第二部分的开篇章节表达了国际关系的核心关切是主权国家这样的观点，而此种观点在第三部分的数章中多次受到批驳，不少学者认为，跨国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及其对国际事物的参与度对国家中心主义的假设直接构成挑战。国际关系的发展性体现在新方法与老问题的整合、新研究领域的开放、新问题的出现或曾被忽略的问题再次得以被关注等上。冷战后和“9·11”后的安全研究已经转而探讨有关民族冲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这些问题进入人们视野后，安全保障和威慑的逻辑也相应发生调整。人们逐渐拓宽了对安全的概念和边界的认知，认为它们关涉社会安全甚至个人安全的更深层因素。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点也已超越了贸易机制等传统议题，扩展到标准设定、跨国金融监管、数据保护等新问题。本书的编者们在组织内容时采用了纵横两线、“拨云见雾”的方式逐渐呈现学科的发展性。

《牛津国际关系手册》是“牛津政治科学手册”丛书系列中的一册。“牛津政治科学手册”由政治科学领域的十本巨著组成，均为牛津手册。该丛书系列中的两本中译本《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牛津政治行为研究手册》已由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2018年相继出版。本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中译本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本书有助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在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开始吹起“历史终结论”之风，不少国家效仿西方的民主模式开始进行国内改革以寻求发展。当世界进入全球化进程加速的阶段，大部分国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国内改革。其中，中国、越南等国家改革成功，中国可谓是成功的典范。相比之下，更多受西方影响、进行“休克疗法式”改革的苏联地区在转型进程中遇到不少的挫折。这一反差导致了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好奇”和“青睐”。究竟何为“中国模式”，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是否可以找到深层次的学理性阐释？

本书有助于我们审视百年变局之下国际秩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无论在全球经济治理还是新疆域的国际治理进程中，全球治理的“天平”都在向新兴经济体倾斜。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为国际社会提供的、不将自身国家利益置于中心的全球公共产品。正如知名学者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所说，亚洲人正在构筑自己的世界秩序。此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秩序当下走向的“实然”形态，并探索其未来发展的“应然”形态。

当前，百年大变局下的中美以及站在十字路口的欧盟都面临着困惑和挑战，学者们不得不对一些基本范畴进行深刻反思，比如发展的原动力、多边与多极的问题、政治与经济的基本关系等。《牛津国际关系手册》由全球多所著名大学的近50位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合著而成，相信本书一定会为此提供不少宝贵的智识。《牛津国际关系手册》的翻译出版正逢其时，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者们提供了解难释疑、探索思考的路径。感谢译者们为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做出的努力！

翻译是一个再创作和创新的工作。方芳博士和她的团队历经三年的艰辛努力，完成了这一非常有意义但异常困难的翻译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优秀团队显示出学术道路所需要的坚定、坚毅、坚强、坚持，我对他们取得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

我喜欢用“高远存志，天地为怀”这句格言来勉励我自己和我的学生。这里，我想把这句格言送给方芳博士和她的团队，希望他们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勇攀高峰。

祝贺《牛津国际关系手册》中译本出版！是为序。

倪世雄
于上海世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