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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C.沃尔福斯
若说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就是一场有关现实主义的争论，也不算十分夸张。现实主义为其他学术流派进行自我界定和自我评价提供了参照标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促成其他理论派别的边界清晰，观点明确，成果丰富。可以说，如果国际政治学科没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基础，那么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就会缺乏强有力的解释依据。
然而，形成这一基本认识并非像人们看上去的那么简单。确切地说，是因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人们对现实主义的误解是全面性的。无论是支持现实主义的学者，还是批评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都有强烈的动机将现实主义变成别的什么东西。结果就是，大部分最为常见的对于现实主义的批评都不得要领。因此，本章的目的就是正本清源。（本章部分内容与笔者于2007年发表的内容重叠。）
最重要的是，“现实主义”一词若被准确定义，那么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不幸的是，学者所说的“理论”指的是三个特征鲜明的事物：现实主义（一个宏大而复杂的治国和学术传统）；诸如新现实主义等现实主义的一些分支学派（现实主义传统内的诸多分支学派）；特定的现实主义理论，如均势理论、安全困境或进攻——防御平衡理论（有关国家间关系模式或特定国家所面临压力的某些议题）。本章将厘清上述问题，同时仍使用“理论”这一术语指称特定议题或主张。这样的区分并非学术上的吹毛求疵。认为现实主义这一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基本学派概念可以并必须被简化为某种单一的、内部一致的、逻辑自洽的理论正是人们对现实主义最大误解的根源所在。
政治现实主义通常声称自己属于某个可追溯到过去的传统，它可追溯至托马斯·霍布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甚至是修昔底德。
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历史只有不过一个世纪的时间，经历了四个主要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战争期间，代表人物是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爱德华·哈勒特·卡尔；战后或冷战时期初期，以《国家间政治》（1954）的作者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为突出代表；
冷战缓和期，代表人物有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国际政治理论》，1979）、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后冷战时代，代表人物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大国政治的悲剧》，2001）、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和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
现实主义最好被看作是“一系列观点的集合体”“而不是某个有着明确定义的固定的焦点”（Haslam 2002, 249）；“一种特色鲜明、具有辨识度的思想方法”（Garnett 1984, 110）；“一种哲学立场”（Gilpin1986, 304）；“一个包含诸多理论分支的‘大家族’”（Elman 1996,26）。科迪（C. A. J. Coady）（2005，122）将现实主义与宗教做了形象的类比，将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信念，一种思考和回应的方式，或好似一种向异教徒传教的狂热情绪，或是那些思想生活与现实生活都不尽相同，却又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圣徒们的圣殿”。
虽然现实主义的诸定义
在细节上有较大不同，但却有明显的共通之处。现实主义思想主要有四个核心议题。本章与下一章均以此为基础界定并探讨现实主义这一传统理论。
（1）
群体主义。
政治发生在同一群体内部和不同群体之间。群体内部的团结对国内政治至关重要。政治实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是国际政治的本质。为了确保基本生存，群体的凝聚力至关重要，但是同一群体内的凝聚力会滋生与其他群体之间产生冲突的潜在危险。最重要的人类群体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是凝聚力的最重要来源。为了便于理解，本章在下文将使用“国家”一词。但需要强调，现实主义不对政治实体的本质做出假定。它可能适用于群体间互动的任何社会环境。
（2） 自利主义。 根植于人性，个人和群体的政治行为均受狭隘的自我利益所驱动。但是，自利主义的外在行为受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结构、制度和价值观影响，可能被加剧或是被缓和，甚至暂时被抑制。
（3） 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社会极大地塑造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一个“自助”体系，它显然限制了国际社会各个行为体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同时使得群体主义和自利主义的表现更加突出。
（4） 权力政治。 遗憾的是，群体主义和自利主义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会共同发生作用，这使得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力和安全的政治。在狩猎采集时代之后，人类活动一直在这两个方面体现出权力的不平等：社会影响或 控制 （一些群体和个人对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和资源（一些群体和个人以不合理的手段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任何领域当中政治的关键点都是社会力量与物质力量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潜藏着物质力量用以威胁他人的风险。正如沃尔兹（1979，186）所说：
“社会生活和政治行为是一张由意愿和动机，威胁和惩罚共同编织的网。除去后两者，社会秩序完全取决于前者——乌托邦式的想法在伊甸园的这一边是不切实际的。”
其必然结果是，现实主义者对国际关系中追求道德持怀疑态度，下一章将对此进行讨论。
群体主义和自利主义同时适用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事实上，权威的现实主义者，如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没有对二者做实质区分。在20世纪，尼布尔和卡尔将现实主义作为研究政治的一种一般性理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大多数学者认为现实主义主要与国际政治相关。按照这种理解，无政府状态，或更确切地说，政府的存在与否本质上改变了政治，
权力政治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在不否认现实主义可用于分析国内政治的前提下，鉴于本书的重点，本章和下一章将现实主义作为理解国际政治的一种学术理论。
如果人们认为国际社会大体上遵循以上四项规则，那么继而会产生国际政治领域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人们认同的主要群体，比如部落，城邦国家，帝国或民族国家，会影响人类活动，因此任何时候都关注最强大的群体，即资源最丰富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无论如何定义其利益，它都是群体的政治行为的核心，而非其对外政策中声称的目的；群体对利益的需要会胜过普遍的道德说辞，重视群体的实力而非口头说辞，因为现实主义者认为实力一直是群体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在分析国际关系时，现实主义者总是关注权力和利益，以及权力在调和利益冲突时的作用。
某些类型的思想家就世界如何运行持有相近的观点。批评者往往认为，那种最可能接受现实主义核心假定的人是先天的悲观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现实主义者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假定是基于历史经验的，基于对人类活动的客观观察，而不是基于他们的愿望。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它们将不同思想家的各种著述综合在一起，共同造就了一种统一的现实主义思想，它们将现实主义者奉为圭臬的高度分化的思想家们的著述关联了起来。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使现实主义传统保持其连贯性最重要的智识线索就在于以下现实主义的标志性论点：如果人类活动以群体主义、自利主义和权力中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话，除非有中央权威维持秩序，否则政治冲突极易产生。当缺乏权威的执行机制时，即“无政府状态”，任何国家都可以诉诸武力获得它想得到的。即使一国可以确定他国当下不会采取武力，也不能确保其以后不会动武。由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确保自身安全，因此所有国家都倾向于加强军备，以防止被武力攻击的情况发生。在所有国家都加强军备建设的情况下，国际政治则呈现出另一种形式。如果国家之间可以依赖某个更高的权威进行裁决，那么争端就容易解决；如果不存在这种权威，争端则有可能演变为战争。因此，现实主义的核心论点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使国家处于安全困境之中，并且该种状态成为引发战争的一个潜在重要原因。
现实主义学者提出的这四个重要议题及其相关观点使现实主义传统保持了其连贯性，但是学者们对各个议题的重要性、优先性、基本内涵和它们的适用条件都存在观点上的分歧。例如，关于战争爆发的原因，一些现实主义者更强调自利主义因素，认为人性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原因，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无政府状态是首要因素（Spirtas 1996）。由这四个议题衍生的著述声称，国家总是追求更多的权力，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家追求权力的情形各异。一些学者认为强国家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及权力分配，但另一些学者则分析了此种可能性的制约因素。一些学者强调国家代理人的作用，认为开明能干或是技巧娴熟的国家领导人可以降低强权政治的潜在破坏性。而另一些学者强调结构的重要性，认为自利主义和群体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共同作用形成制约。
简而言之，对现实主义的核心前提拥有共识的学者们借由这些前提提出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观点、理论和争鸣。要对这一多元性进行梳理，我们还需要同时探讨现实主义的分支学派和特定的现实主义理论两个维度。
通常，学者们会把现实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描绘成一系列为了塑造有关国际政治，或“大理论”或“研究项目”的综合理论的尝试。细看其发展脉络，早在20世纪60年代，摩根索率先试图将有关古典现实主义思想整合为这种理论，但人们普遍认为他没有取得成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沃尔兹再次进行了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复兴的现实主义理论，后来人们将其称为“新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期，新现实主义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然而，面对来自理论界的各种批评，以及对现实的解释力捉襟见肘，它的影响力日益式微。到20世纪90年代，曾一度在理论界独占鳌头的新现实主义走向衰落，同时新的现实主义分支学派出现：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最后出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
大体上来说，上述说法有些不太真实。但学界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现实主义派学者们相信，现实主义理论的不断演变使思想和观点在现实主义传统内以融合、连贯的方式被丰富和延续。
事实上，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一直很多元化，即便在新现实主义盛行的时期也是如此。现实主义理论内部一直都存在各种分支学派，现在这些分支学派都已被赋予特定名称，有利于学者们理解。
在20世纪80年代新现实主义发展之后，学者开始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冷战前期的所有现实主义著述都归在古典现实主义思想框架内（Ashley 1986）。近年来，学者甚至将从修昔底德到摩根索的所有现实主义著述也并入其中（如Lebow 2003）。因此，古典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分支学派；它就是沃尔兹于1979年出版《国际关系理论》之前，包括各种相关理论思想的现实主义传统。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得以发展，其中有一个古典现实主义文本最为突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这本书开启了新的实践，寻求将学术研究和治国之术的现实主义传统转化成“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摩根索在其书的第一章中如是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摩根索比任何后来者都更接近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最高目标。他在其主要著述中提出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广泛涉及了国际政治的各个方面：战争、和平、合作、国际法、外交、伦理、国际组织、国际舆论等。即便摩根索遗漏了国际关系的一些重要领域，尤其是今天我们所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全面性而言，后继学者也难以望其项背。然而，其理论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该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内在逻辑的连贯性无法让学界信服。即使现实主义的同门学者也认为摩根索的理论“明显自相矛盾、模棱两可且含糊其词”（Tucker 1952，214）。诸如，“国家利益”或“权力平衡”等关键概念没有能够被准确定义，或者不同定义之间自相矛盾。因此，在不同问题领域中适用的概念的内涵及由其产生的论断不一致。
学者们对摩根索现实主义的批评渐增，而此时学界对使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的兴趣日益浓厚（特别是在美国），沃尔兹试图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一些核心思想转化为自上而下的、系统的理论框架，进一步拓展古典现实主义，他的思想被称为新现实主义。沃尔兹（1959）认为，古典现实主义者的国际政治著述未能辨析人性、国家内部特性和国家体系等概念。
其《国际政治理论》一书集合了早期的现实主义思想，提出国际体系结构影响国家单元互动模式的观点。
总体上，沃尔兹的著述对国际关系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尤其是拓展了现实主义理论。但它不是一种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
这是由于它并未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解释大量的国际事务，尽管这个理论清楚地重述了现实主义的标志性论断，即在无政府状态下，无论不同群体内部政治如何，都会促使群体之间产生强大的竞争压力和引发战争。沃尔兹提出的理论回答了国际政治中一些重要且普遍的问题：为什么强国称霸的情况下现代国家体系仍然能够维持；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大国间战争不断爆发；为什么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较低。此外，他的著作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理论：多极体系（由三个或更多主要国家的权力塑造的国际体系）发生大国间战争的可能性比两极体系（两个主要国家的权力塑造的国际体系，或是超级大国）更大。
对于其他一些国际政治领域的问题，沃尔兹并没有给出解释，而这些任务落在了其他学者身上，这些问题包括一般性问题（例如同盟、军备竞赛、敌对、国际机构等）和具体性问题（例如，为什么冷战会爆发，为什么超级大国的竞争此消彼长）。在寻求对这些问题阐释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学者发现沃尔兹的理论解释力不足，其理论更适用于解释一般性的问题。
多数学者以沃尔兹的思想为出发点，逐渐发展自身观点，从非现实主义的角度解释具体问题，有些甚至形成新的理论学派，众所周知的是自由制度主义（Keohane 1984）和建构主义（Wendt 1999）。然而，有些学者基于沃尔兹的理论在现实主义传统内进一步形成自身理论。例如，在阐释同盟行为时，沃尔特（1987）吸收了沃尔兹的观点并形成一个相关且明显不同的新理论——“威胁均衡论”（下面会讨论）。格伦·斯奈德（1997）将其他理论与沃尔兹的理论相互补充。约瑟夫·格里科（1988）将博弈论与沃尔兹的理论相结合解释国际合作。在阐释具体问题和事件上，不少学者们将沃尔兹的理论作为更宏大复杂的解释框架的一部分。
和摩根索一样，沃尔兹将他的现实主义思想作为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学术发展使得新现实主义仅成为现实主义的一个复杂的分支学派，该分支也包括许多基于沃尔兹思想衍生的理论。这些研究有个共同点，即均以沃尔兹对现实主义重构的思想作为研究起点。然而，这些研究之间的关联性并不明晰，因此新现实主义的边界也存在争议。不过，“新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已展现了沃尔兹给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研究带来的深远影响。
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新现实主义盛行的时期，它也未包括所有的现实主义研究。沃尔兹及他理论的支持者过于强调现实主义的一些核心观点，尤其是关于国际体系演变及延续的阐释。他们低估或忽略了国际体系变革的意义，而变革也是古典现实主义核心内容的一部分。在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出版两年后，吉尔平（1981）出版了《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该书系统地将现实主义理论关于霸权和战争的思想与国际政治中关于变革的思想相结合。这本书的构思和成书都独立于沃尔兹的理论，不可能被看作是沃尔兹理论的衍生著述。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是一个极具生命力且包容性广泛的学术传统，而新现实主义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现实主义学者们一直努力让现实主义主导国际关系理论或者研究范式，他们及该理论的批评者中的一部分人将吉尔平的成果并入新现实主义分支，另一部分人则低估了此项成果的意义。
新现实主义的出现引发学者们对推动国际关系进程的根本力量的思考。现实主义者从沃尔兹理论发现，根据对核心假定的不同看法，以及对现实世界不同的期待，新现实主义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推断。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高度抽象，忽视了国际关系的一些重要变量，比如地理和技术因素。基于对这些因素的不同理解，同样的新现实主义思想可能导致对于国家间行为动因的不同理解。基于对新现实主义深入的思考，两个新的理论分支出现了。
防御性 现实主义者认为，在通常的情况下，无政府状态导致战争的可能性被削弱（Taliaferro 2000—2001）。从群体主义这一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出发，他们认为，集体认同越强——如在现代民族主义时代——战胜和征服其他集体就越难（Van Evera 1999）。征服他国越困难，各个国家也就越安全。同样，技术可能使得征服更加困难——例如，征服具备核能力的国家难度很大。因此，即使接受了沃尔兹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易导致冲突和战争的观点，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仍可在不威胁他国的情况下保障自身安全，或是表明它们的和平意愿，从而生成一个内部更加稳定的国际体系，其稳定性超出许多现实主义者之前的想象（Glaser 1997）。这样的论断促使学者从国内因素和观念角度深入探寻导致战争与和平的原因。
相反，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更相信无政府状态结构本身就容易导致冲突。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权威进行裁决，各国就永远不能保证今天促成和平的任何条件将来仍然可行。即使由于地理、技术或集体认同等因素，征服他国变得困难，但是极为可能的是，他国会制定相应策略克服这些因素。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国家担忧他国力量的强大会对自身安全造成威胁。于是，国家会忍不住频繁扩张或加强自身武装，并且/或者削弱他国实力以确保自身安全。这进一步印证了古典现实主义论点，即无政府状态是引发各国相互竞争的本质，无论国家内部特性如何。
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是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衍生物。为了与沃尔兹和摩根索所建立的传统保持一致，这些理论的提出者们都认为他们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拓展。学者们认为防御性现实主义是对沃尔兹新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米尔斯海默认为，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一样，进攻性现实主义继承了沃尔兹新现实主义。尽管如此，现实主义理论已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其多样性体现在，除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两个不同的分支学派外，还存在若干个分支学派。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传统中以问题为导向的一个分支学派，它的出现恰恰体现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多样性。该学派的学术成果有两个特点：关注具体事务或问题的阐释；专注挖掘现实主义重要的核心要义以复兴现实主义，因为新现实主义者在试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略有“顾此失彼”，弱化了其理论解释力。虽然新现实主义及其衍生的相关理论都清晰简洁，但它们仍无法清楚解释与对外政策相关的任何问题。现实主义者致力于用最好和最普适的表述阐明自己的理论，而不是专注分析对外政策。沃尔兹（1996）本人明确地辩驳称“国际政治不等同于对外政策”，这意味着理论发展和对外政策分析是两个不同且不相干的事情。
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兼顾考虑国际事务的一般情形和特殊情形。它既吸收了新现实主义及其衍生的相关分支学派中关于国际体系的部分，又认识到不同于国际体系的国家内在因素的特殊性和重要性（Rose 1998）。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谨慎评估国家面临的特定国际环境，同时考虑既定情境下的特定因素，提供更完整的解释。受益于新现实主义严谨的理论思维，他们以古典现实主义关注的对外政策为分析对象。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并不想建立一个普适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关心的是：针对特定时间与空间下的对外政策问题，哪个现实主义的分支学派或理论更适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理论的适用依赖于具体情境。例如，进攻性现实主义简略描绘了从18世纪至20世纪的一段较长时期内，欧洲一部分国家对外交往的动机与约束。针对其他时期欧洲的一些国家集团，防御性现实主义给出了关于国际环境的更准确的模型。对于某些问题和议题，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提出的理论与之高度相关。
国际体系的理论框架是否适用是取决于分析者对情境解读的一种判断。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不确定哪个理论或分支学派可以适用；他们仅把被认为相关的理论汇集起来。尽管他们对于理论假定能否适用并不确定，但他们都认为理论有助于加强分析。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一系列基本问题反复出现在对外政策的分析中。例如，国家的某项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外部压力和激励的反应，而非受国内因素影响？如果新的政党上台，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改变？激励还是威胁会引发国家做出更积极的反应？人们必须置身于上述情境之中才能回答这些问题。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它们的主要贡献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严肃思考。对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构架并不总是正确或错误。相反，新古典现实主义有助于分析人士评估国家面临的外部制约和激励，使人们开展国家对外政策分析中核心的关键心理实验变得更为便捷。
现实主义的分支学派并没有完全体现其多样性。关于影响行为体行为和结果的外部约束和激励的理论也同等重要。各分支学派可帮助了解各学者的思想有何关联，各种论证之间如何相互佐证，以及学术研究如何被推进。但是，当遇到某一问题需要被解释时，比如，令人费解的对外政策取向，那么则需寻求相关的具体理论。
或许可以说，国际关系最著名的理论是均势理论。均势理论以如下假定为出发点，即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任何国家可以诉诸武力得到它想要的。国家防止出现这种情形，即一国调动一切可能资源，强迫他国屈从它的意志，甚至可能消灭它们。该理论假定各国通过增强自身实力（“内部制衡”）或通过与他国结盟（“外部制衡”）以遏制权力的过度集中。国家总是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即使一国或同盟与其他行为体在力量对比上占据绝对优势，仍可能发生制衡。19世纪中叶，英法联合对抗俄国，在克里米亚爆发了战争，主要原因并不是英法认为俄国当时对它们构成了直接威胁，而是它们当时预测，如果不加以制衡，俄国的力量日益增长后有朝一日会构成威胁。无论明智与否，英法当时的思想在历史学家看来完全符合均势理论的逻辑。
威胁均衡论 给这一图景增加了一定的复杂性。顾名思义，这个理论预测，国家会对自身所受威胁加以制衡。反过来，威胁受三个关键变量共同影响：综合实力（即其总体军事和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和对扩张意图的认知。如果一国综合实力日益强大，而它的地理位置和行为让他国感到威胁，那么制衡战略将会主导他国的对外政策。因此，尽管苏联对美国在许多领域的力量对比均处于绝对性劣势，美国还是在二战后对苏联进行外部和内部制衡。根本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比，前者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占有压倒性优势。威胁均衡论认为，位于欧洲中心的苏联军事力量、行事秘密的政府带来的内在威胁和被西方同盟感知到的威胁共同作用导致了美国对苏联的制衡。
安全困境论 。“安全困境”是约翰·赫茨（1950）发明的一个术语，他认为一国为了自卫而武装可能会使他国感到不安全，引发他国加强武装，从而降低自身安全。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1986）在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中表示，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追求安全的国家间越发出现严重的不信任和敌对。他认为，安全困境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两个变量：攻击和防御之间的平衡，以及区分攻击与防御的能力。因此，从理论角度讲，虽然无政府状态是常量，“合作或竞争手段的吸引力，对高级别安全的期待以及战争的可能性都是重要的变量”（Glaser 1997, 172）。这篇文章引发了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一场重大争论，进而产生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攻防理论是杰维斯安全困境理论的分支，由格拉泽（Glaser）、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和其他学者提出。该理论是关于技术、地理和其他因素是如何影响进攻和防御的，以及对攻击和防御进行了区分。
霸权稳定论 的基础是，大国倾向于追求全球范围或区域的霸权，进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体系下建立等级。它试图解释主要大国之间如何合作，以及国际秩序、规则、规范和体制如何出现并维持。这个理论的核心假定是，国际秩序的稳定取决于体系内大国间关系，而大国间关系因力量对比的改变而变化。根据该理论，当前由美国维持的“全球化”秩序可能随着像中国这样的挑战者实力日益强大而消失。
权力转移理论 是霸权稳定论的一个分支，旨在解释秩序如何被“瓦解”进而爆发战争。从霸权稳定论的假定出发，该理论推断，主要大国倾向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伴随小国与大国的实力此消彼长，小国争夺体系主导权的想法日益强烈。当双方的能力不相上下时，冲突一触即发。该理论解释了当时的国际环境，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渐强大，有可能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感到不满。该理论预测，除非中国的增长放慢或者美国适应中国的偏好，美中之间的战争，或至少是冷战形式的对抗，将有可能发生。
其他现实主义或与现实主义相关的理论还有很多。本章上述列举的这些内容已经足以印证笔者的主要观点：现实主义理论多样化，存在多个理论分支解释国际事务。安全困境论、霸权稳定论和权力转移理论都不能在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中找到原型。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大大得益于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与杰维斯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若将现实主义内的任意分支学派等同于现实主义传统，那就遗漏了重要且有用的理论。
从上述讨论可见，许多对现实主义的最常见的批评都不得其要，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一种“普适”的、“大一统”的现实主义的迷信，也就是很多自称的现实主义者刻意纵容、大肆鼓噪的那种迷信。
对“大一统”现实主义的迷信导致了现实主义的多样性被曲解为该理论的衰落。许多学者愿意将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视为大理论或范式之间一种“简化”的竞争，而每个范式内前后连贯、逻辑一致，专注于对比鲜明的核心假定，并突出一系列彼此排斥的解释性变量（例如，见Vasquez1998; Legro and Moravcsik 1999）。然而，现实主义中的多样性使得上述“愿景”落空，学术研究的世界更加多样、不易厘清。现实主义也因此被认为“走向衰落”。这个“愿景”涉及的是一个规范性问题，而非事实性问题。这取决于学者如何看待他们的职业。一些学者思考他们的职业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实际上怎么做。这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对“普适”的迷信导致现实主义理论的或然性被忽略（尤其见Brooks 1997）。没有一个分支学派或理论总能提供恰当的解释，且优于其他学派可提供的解释。对于不同的问题和案例，现实主义的各种分支在不同程度上都能对各种问题和案例进行解释。当前的问题是针对一个特定的问题和案例，哪一个分支或具体的理论适用？答案在于将各种理论的不同部分如何清晰地融合。前文提及的现实主义的标志性论点：群体主义、自利主义和权力中心主义共同塑造了冲突成为无政府状态下的政治。许多现实主义者及批评者都犯了一个错误，即将上述论点的单个或多个部分普遍化。
例如，一些学者断言冲突是现实主义的前提。这是错误的，并进而导致支持和反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们在分析中出现更严重的错误。现实主义理论并不以冲突为前提。相反，现实主义包含了承认国家间互动可能导致冲突的理论。以下是两个简单但常见的错误。
否认核心概念的可变性。为了使其理论清晰化，学者寻求纯粹、明晰的概念模块。换句话说，他们试图将理论中的核心观点以最清晰的方式呈现，使其中的逻辑一目了然。“无政府状态”这一概念就是典型的例子。
学者们需要一个被明确定义的“无政府状态”概念以构建一个逻辑连贯的理论，用以解释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专注理论构建的学者某种程度上拒绝接受“无政府状态”这一概念的可变性。因此，现实主义学者为防御性或进攻性现实主义所使用的无政府主义逻辑是否具有普遍性而发起争论。而现实主义的批评者常以此争论作为现实主义理论走向衰落的铁证。
如果认为无政府状态确实是常量，那么人们就可能认为强调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主义理论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以及所有情境。但现实中，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可变量。国家对权威的依赖有强弱之分。例如，域内大国维持地区秩序，此时对于周边小国而言，该地区的无政府状态滞缓。这些小国也许会合理地期待域内大国在某些问题上执行协议。强调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主义理论则并不恰当适用于上述情形。例如，美国在美洲中部，欧盟在巴尔干，也许还有俄罗斯在中亚，都可能影响所在地区的无政府状态（尽管以不同的方式）。唯有深入了解具体国家和地区的情形，才能了解无政府状态会影响哪些区域，以及影响的程度，进而分析哪些现实主义理论可以适用。
第二个谬误之处在于混淆假定与预测。如果错误地认为冲突是现实主义的关键性前提，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解释体系内出现的国家间的和平。然而，并非如此。因为现实主义理论关注的是战争与和平现象。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当造成战争的关键性因素不存在时，和平才会出现。因此，域内大国维持地区秩序，使得无政府状态发生改变，区域和平得以维持。或者国家因共同利益达成合作，联合对抗域内的其他国家。对于上述两种情况，现实主义理论预测，特定的力量分布可能导致冲突消失，当力量分布发生改变时，可能冲突再起。
如上文所说，现实主义从来不是一个普适的、大一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即便不从名字，而仅从如此宏大的理论所涉及的范围来看，现实主义理论也一直十分多样化。在过去十五年，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多样性及多样性可能致使曾主导理论界的现实主义走向衰落。在美国，追求新的普适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创立正式的理论，这已经成为美国顶级期刊的主导议题，而这也是现实主义派学者从未经历过的。随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到来，现实主义研究已经多以问题为导向，与其他学术传统的研究进行更复杂的互动，成果亦更丰富。可以肯定的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深入阐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成为继沃尔兹新现实主义之后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的又一重要著述。但是，由于学科内及现实主义传统内部的变化，它不可能像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样引发那般热情和幻想，再次掀起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一阵高潮。
结果，学界出现了三个明显的主要趋势。第一，范式间竞争减少。与所有学者一样，现实主义者往往对现有解释（通常是由非现实主义者提出）感到不满，但是他们已不再热衷于证明现实主义理论提供的解释优于其他理论。相反，他们越发关注现实主义理论对问题解决和现象分析的贡献。近期的现实主义研究试图阐释一般性的实证问题、特定的事件或某种行为模式，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原因和影响。
范式间竞争减少引发第二个趋势：与其他理论学派形成更高质量的互动。学界中各个理论和思想流派之间相互竞争。对某种理论的调整及承认其或然性，可能被其他理论派学者们指出该理论的缺陷或其解释力不足。现实主义通常是这些学术争论的支点。大多数其他学派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在以不同方式回应现实主义理论之后产生。对此，现实主义派学者非常不愿意承认他们理论的或然性，或需要借鉴其他不同传统的理论流派解释重要现象。与此同时，范式间的竞争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特定的解释性变量仅属于某个特定的理论方法，比如，国内政治因素专属自由主义理论，观念因素专属建构主义理论，权力概念专属现实主义理论，等等。学者甚至会认为，吸收其他范式的变量做出的任何解释均不具有说服力。这种想法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
学术研究中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亦是必要的，但是对最优的普适理论的争论和对特定现象解释的争论这两者之间是不同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后者，学派间高质量的交流更加频繁。在实践中，现实主义派学者和其他研究传统的学者们都寻求对复杂世界的阐释，承认所有理论的或然性，以及对不同研究传统中相关论点和变量的整合。尤其明显的是，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之间的想法和推测相互受益（例如，Sterling-Folker 2002; 2004; Jackson and Nexon 2004）。此外，那些自称现实主义学派的著述越来越多地包含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发现，特别是心理学（Wohlforth 1993; Taliaferro 2004）。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秉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学者所做出的最新的、重要的学术研究的积累。这包括许多对一般现象进行阐释的著述成果，例如战争的起源（Copeland 2000）；国家安全的次优条件（Schweller 2006）；大国军事干预（Taliaferro 2004）；威胁评估（Lobell 2003）；修正国家偏好的起源（Davidson 2006）；战争后和平条约的受限因素（Ripsman 2002）；单极结构的动力（Wohlforth 1999; Pape 2005），仅举几例。这些研究还包括解释不相干的事件或行为，例如美国在冷战时的对外政策（McAllister 2002; Dueck 2006）；冷战的结束（Schweller and Wohlforth 2000）；朝核危机的美、日、韩战略（Cha 2000）；布雷顿森林体系消亡后美国货币政策的演变（Sterling-Folker 2002）；布什政府时期对外政策取向和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Dueck 2006; Layne 2006）；等等。
这些成果是折中主义的典型例子。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大多数人都避免过分宣扬现实主义。然而，如果非要把这些研究定性为某个理论学派，那么它们都可以归为现实主义派。它们对以下三个方面都十分敏感，即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界定现实主义的四个关键议题的核心角色，以及对新现实主义及其衍生分支对处于国际现象因果解释核心的心理实验有所助益的欣赏。同时，大多数研究受古典现实主义的影响，并没有刻板地附属于某种理论。虽然这些成果难以代表它们各自领域的定论，总体来说，它们证明了现实主义对于本学科经久不衰的贡献。
在国际关系领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普适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热情有所减退可能是因为位居理论界中心的现实主义走向了衰落。此后，正如本章开篇所提到的，在国际关系学界各种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是一个时代错误。坚定的现实主义派学者可能会对这种趋势感到遗憾，并怀念新现实主义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的时期。同样，不依不饶的现实主义批评者也会怀念那段时期，因为现实主义涉猎广泛，总是招致老套落后的观念的批判，这在批评者看来是他们的主要贡献。但是，如果追求的是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的话，那么这并不应该被称为遗憾。现实主义的多样性日益显现，现实主义的研究越发以问题为导向，运用更成熟的方法，更具经验性和历史观色彩，对其他研究传统和学科更加开放，甚至超出经典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盛行时期。可以说，坚持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的学者对他们各自议题所做的贡献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