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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W.考克斯
30多年前，我在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年会上参加了一个专题讨论。当时，会议的主题是：“未来会像过去一样吗？”会议试图从学术上对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为世界政治分析提供一个有效框架的基本世界政治结构进行定义。对该问题回答“会”的人设想了一种对这个世界上的国际关系进行解释的方式，人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一束开放性的数据，与行动保持距离的分析人士对这些数据进行观察，这一方法后来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这一虚拟的世界被始终如一地分成很多具有不同层次物质能力的硬实体（“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平或战争或介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受制于“均势”，而“均势”本身具有其实践的内在规律。人们设计出这一基本方法是为了解释由于军事和经济能力水平的变化各国家实体之间会发生什么。物质能力的变化发生于体系之内，但体系的本质或基本结构从不发生变化。事实证明新现实主义很受欢迎，尤其很受美国分析人士的欢迎。只要它看起来还适合自己栖身的这个世界，这一点就不会变。事实证明，它能够适应冷战的两极。如此孕育的这一体系结构是否确实适合于其他时间和地点这一问题在当时看似非常具有学术性。在任何情况下，历史都没受到过“新现实主义者”的青睐。在最好的情况下，历史也只是用来挖掘数据以测试该体系的采石场。“新现实主义”的意义在于对这个基本特征不变的世界上所发生的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解释。
“新现实主义”遇到了另外一个学派，而该学派的确对世界权力结构中的基本变化进行了设想。就其当代的形式而言这一学派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已经脱离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思想倾向，进而设想出了人类历史的美好结局。它可能起源于一神论。如果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现在和未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位无所不能的上帝创造的，我们自然就可以假定其具有某种终极目的而这一目的最终也是好的。当然，人类历史展开中的这一内在目的（一个主观概念）观点对于实证科学进而对新现实主义而言是十分陌生的。历史上的个人或集体行为体（即国家）可能都有自己的目的，但对于实证观察家而言，在互动本身的进程中可能不存在内在的终极目的。
宗教意识注入了这样一个目的：神学家将其原始形式称为末世学，即万物终结学说，个人最终上天堂或下地狱而历史终结于神的王国。犹太人期待弥赛亚降临并开辟通向人间天堂之路，基督教则继承、调整和美化了这一期待。
没有受到一神论影响的文明对历史的看法更为自然，认为历史是一个类似于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和生老病死生态循环的循环进程。面对破坏帝国这一指控，为了维护基督教，圣奥古斯丁不得不与古典文明的假设进行辩论，他谴责了柏拉图有关这一循环进程的学说。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化身耶稣基督降临人世的那一刻改变了一切。从那时起历史就有了一个目标：上帝之城。12世纪，来自卡拉布里亚区（Calabria）的修士弗罗里斯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loris）将奥古斯丁的见解细分成包含三个部分的历史进程：圣父时代，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律法写进《旧约》；圣子时代，耶稣基督的启示使人类（men，注意其父权制性别蕴涵）能够通过服从教会和国家制度并在其指引下跨越罪恶障碍；最终是圣灵时代，其先驱是一些反对教会世俗性的方济各会的修士，在这个时代人类将生活于充满神秘的和谐之中而不再需要那些强制性或指导性制度。18世纪，当欧洲进入启蒙时代后，宗教放松了其禁锢，但这一历史三段论在欧洲意识中仍然根深蒂固，只是已经披上了世俗的外衣。格奥尔格·黑格尔口中的历史是三段式的理性自由进程。随后卡尔·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换成了唯物主义，其历史观看起来像弗罗里斯的约阿希姆的历史观的翻版。阶级斗争，而非宗教启示或圣灵和理性，就是他所说的历史动态。他解释说，社会矛盾使封建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并将继续使资本主义变成历史的最终形式即共产主义社会，而且，由于国家强制性的制度的“消亡”，在共产主义社会矛盾将被和谐所取代。
宗教和世俗的历史观都是关于变化的，但这些变化只是人类行为的间接后果。这些线性“进步”理论中的变化来自一种潜在的非人类力量：对圣奥古斯丁及其追随者来说是天命；对黑格尔来说是“理性的狡黠”（我们可能会联系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对马克思来说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变化的解释在于进程本身；人类活动在进程的辩证法指引下向着最终的美好结局前进。
我们最好别忘了，历史受制于自然法则这一现代概念来自三个世纪的欧洲历史，其间欧洲思想传遍了全世界。旧一点的视野把世界看作一个不存在终极状态（不存在“历史的终结”）的、连续而动荡不安的领域。现代主义假定作为观察者的主体与作为被观察者的客体之间是分离的。与现代主义相反，古老的视野认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在不可预测的变化进程中互相作用。目的与事实是不可分割的。
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对这个永恒变化或永恒生成（becoming）的世界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宣称，所有的变化都来自对立双方动态性的循环性的相互作用。大约在同一个时间，传说中道教的创始人，即中国的老子，则认为转换和变化是自然之根本特征，变化则是阴和阳对立两极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可分割的阴阳就是终极现实或“道”。
当然赫拉克利特和老子对彼此的学说都一无所知，但他们都进一步说明人类智慧可能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终极现实而且人类头脑中形成的用以表达这个世界内在意义的那些概念只不过是幻想。再近些时候，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曾对进化做过深入思考，他谈到的是“能人”（homo faber）而非“智人”（homo sapiens），前者是人们根据其制造东西和做事情的能力所定义的人类，而后者据说能够理解宇宙的意义（Bergson 1944, 153—154）。
如今在考虑世界政治和社会中的“变化”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为了确保人类的生存以及缓和民族之间的冲突必须要做什么。国际关系研究以及其他有关人类事务的知识部门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了促使人们组织起来以实现上述目标。
为此目标，社会科学应该搁置过去那种力求对持久性结构和法则进行定义的方法，而采用新物理和生物学那种不太讲究决定论的方法，这就需要对历史结构的兴衰和社会、政治关系中的自我组织的运动保持敏感。社会科学应该搁置有关“历史的终结”的幻想，专注于动荡世界中的有目的的变革。
国际关系研究首先应该专注于影响人类生物性生存的关键问题；然后才是人民生存状况中对正义的追求，后者对于维护他们对于可存续世界秩序的支持非常关键。
如果要列一个简短的优先事项表，它会包括：
●生物圈的生存；
●核战争的避免；
●缓和贫富差距；
●确保对最弱势群体的保护；
●有关冲突解决方案谈判的有效安排。
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设法理解这个由人们自己正在创造的世界以对其走向有所把控，要放弃对那些注定成为幻想的内在历史逻辑的猜想。
20世纪，人们对普遍法则的现代主义信念在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开始褪色，曾经被各种社会科学争相效仿的模型遭到削弱。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对物理学提出了根本性的理论挑战。其中的无限大（天体物理学）和无限小（粒子物理学）表明古典力学中明显的确定性在这些领域并不适用（Prigogine 1996）。
物理学遭遇的进一步挑战还包括：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趋势，根据该定律能量的损失会导致解体；生物学方面，大脑神经元解体倾向可能遭到“自我组织”的自治运动的抵制。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 1970）的著作《偶然性与必然性》使其对非决定论、混乱和机遇的发现得以普及。
这些发现在物理和生物科学中开发了一种被称为“复杂性”的新方法（Waldrop 1993）。它对于巨大互动网络的设想使其背离了因果关系的机械观念，控制论的发展对这一方法起到了促进作用。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 1973）对他所说的“超复杂性”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一系统减少了约束而增加了其自我组织的能力，或者说自发变化的能力。
科学思维中的这些发展对于人们对人类事务变化的思考有很多暗示，对社会科学的暗示有：
●从存在到演化、从强调先天结构到强调进程、从因果关系（就像台球游戏中击球那种直接因果关系）到复杂性（互动网络性的复杂性）的转变。
●放弃对基础原因的诉求；变化发生于不存在任何单一决定性力量的复杂网络中的互动。
●进程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熵增和解体趋势可能被自我组织抵消，这意味着未来不会确定不移地复制过去。
●人们抛弃了对科学命题中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代之以确定其“有效性域”，将这类命题转变成一些探索性假设而非普遍法则。
●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平等参与变化，这意味着抛弃所谓客观科学中的主体/客体二分法，青睐志在追求特定的短暂性范式内部发现的“认知”科学。
这一新科学方法的特点在于术语混乱、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现代主义科学的特点在于秩序、单纯和确定性。自然科学正远离其自身的目标是为了推动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和控制这一观念，转而依据一个正在兴起的有关有生命的、自我组织系统的理论，将人类理解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前社会科学一直构建于启蒙运动时期的物理学模型之上，这些变化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注定要受到职业保守主义的抵制和阻碍，但新的范式也在此时以更具整体性的、更讲究相对论的、更注意历史导向的方式现身了。
这意味着要寻找人类周期性的“自我组织”，以识别出人们为了回应人类社会一系列的挑战而集体创立的重组模式。在此进程中出现的结构是人类自创之物，不是据称恒定不变的“人性”和“自然秩序”中的内在之物，也不是一个极其广阔的历史进程中的内在之物。我们此处谈论的是历史结构，即集体组织的形式以及适于它们的心态，这二者既因人类群体生存的物质条件而做出反应又适应于这些条件。
这里数据和事实这两个术语的区别非常重要。二者在拉丁语系中的区别比在英语中更为清晰。“数据”一词源于“给”（dare,datum）这一动词，而“事实”一词源于“做”（facere, factum）这一动词：给出的东西就在那里；一桩事实则以做事的人及其目标为先决条件。实证科学涉及的是给出的东西。历史涉及的是事实；或者，正如科林伍德（R.G. Collingwood 1946）所说，历史既涉及事件的内部又涉及事件的外部，不仅有那些可以观察到的东西还有参与制造事实的行动的意图和目标。对事实和历史来说，合乎伦理的东西与可观察到的东西是一体的。
行动始于对现实状况的评估。如果行动的目标是为了纠正某种异常或机能失调，那么现实状况就被视为给定事实；但如果这一目标是某种根本方式的变化，即当地或全球性社会结构的变化，那么行动必须也以改变现实状况为目标。这些情况就再也不能被视为给定物，必须以批判的眼光将它们视为历史产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努力改变它们。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为日常活动创立框架的历史结构的变化。
黑格尔（1967，13）写道：“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这个世界不是由理论来塑造的。理论来自人们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反思；近来刺激人们对正在兴起的持久性历史结构进行思考，需要人们进行反思的东西着实不少：
●苏联的崩溃，随之而来的两极世界的崩塌以及法国外交界所称的美国超级大国的出现；
●人们对于生态不稳定性及其对生态圈影响更大的担心；
●资本主义扩大贫富差距的持续趋势；
●对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或文化等认同复兴的断言；
●“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非法或法外活动的新突起；
●人们对各种形式公认权威越来越多的质疑。
笔者认为在21世纪初的这些变化的背景下，有三种权力配置，三种互动性历史结构约束了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的所有问题。
第一种权力配置被人们称为“美帝国”，或者人们现在常常简称的“帝国”。“帝国”跨越形式上主权国家的边界，通过公私领域顺从的精英们从内部控制其行动。它首先渗透进美国的主要盟国，但同时也渗透进很多其他美国利益发挥其影响力的国家。跨国公司对它们的运营所在国国家的国内政策具有影响；其经济联系对当地商业精英具有影响。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促进了不同军事力量在“帝国”的核心领导下的整合。各情报服务部门之间的合作将帝国领导的安全考量放在首位。媒体将传播帝国价值观并为“帝国”扩张张目的意识形态概括为对世界有益。“帝国”部分地区的经济体系被重组为一个巨大的资金、商品和服务市场。在“帝国”想象的未来中，军事优势和经济胁迫这一“硬实力”既由吸引力和仿效这一“软实力”维系又被后者所超越。
“帝国”发起了一场倾向于将整个世界纳入一个文明的运动，其指导原则是统一和同质。
第二种权力配置是17世纪在欧洲创始并在欧洲主导时代传遍全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主权国家虽然被“帝国”削弱，但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结构。主权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每个主权国家在民族社会中的自治。另一个方面是每个国家在内部对自己领土和人口的权威。这两个方面都受到了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的保护。外部主权和内部主权都对被吸纳进“帝国”有所提防。
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结构的残留抗衡“帝国”影响的两条战线包括：第一，国际体系的防御及其创造，即国际法和联合国；第二，强化了的联系公民和政治权威的纽带。这些东西保护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的民族自治，因而维系一个不同文化和文明并存的多元世界。国际体系内部的多边主义是中等强国的实力政策。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的指导原则是多元主义多样性以及对共识的不懈追求。
第三种权力配置即人们常说的“市民社会”。它存在于国家以及“帝国”内部而且也以跨国形式存在。这一配置维护了环境以及女性权利，为和平做动员，同贫困做斗争。近几十年来“市民社会”尤其活跃，起初体现为一种替代跨国公司权力的经济全球化的运动，后来在反对英美入侵伊拉克的广泛动员中体现为与“帝国”的正面对抗配置。
它还以所谓人民权力的形式在某些国家引发了“政权更迭”，最近则是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在上述案例中，外部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来自“帝国”的资金与内部不满联合起来以创立一种非暴力革命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市民社会”被利用为“帝国”渗透进东欧和中亚的一种工具。
“市民社会”与“帝国”和国际体系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网络，而非一个循规蹈矩的等级结构。互联网和手机所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并促使它动员起来采取行动。这一松散的、有弹性的特征是一种优势，使它能够让很多不同的群体围绕某个中心问题而聚集起来。这也是一种缺点，因为正是这一多样性令其难以提出一个清晰的行动纲领，使其运动容易受到特工煽动者的干扰或者被资金雄厚、组织严密的国家或国内外意识形态利益所利用。“市民社会”天生反对“帝国”的集权和同质化力量而又向来容易被颠覆或操控。
躲在这三种敌对的权力配置背后或下面的是一个隐蔽的世界，里面包括有组织犯罪、所谓恐怖主义网络、非法资金流通、情报间谍、军火商、毒品交易和性交易以及各种邪教组织等，它们都可以跨国实施或行动。这一隐蔽的世界存在于上述三种公开的权力配置的交叉地带。其中一些像“恐怖主义”网络一样的组成因素阴谋颠覆或摧毁现存大国。其他一些组成部分，如有组织的犯罪，寄生于现存大国并与之共生。这一隐蔽的世界总是以某种方式存在着。其扩张对既定秩序来说代表了麻烦，即人们对秩序本应为人民予以保障的安全正失去信心。
当今世界上的这三种权力配置在地缘上相互重叠，不受领土边界之限。它们具有地理意义上的集中点但彼此之间又处处争斗，它们声称的合法性主张彼此对立，而隐蔽世界在颠覆性和寄生性两个方面的扩张又随处对合法性造成破坏。
如果我们从动态的角度认为这个世界容易发生变化，那么权威的合法性就成了有效行动的前提条件。合法性使权威能够在行动中得到可持续的支持和公众的默许。革命性的行动或帝国入侵可能会导致变化，但变化只会持续到合法性被接受之时。如果人们接受权威的制度和程序及其产生的决策，即便人们并不喜欢这些东西，该政府也是合法的。如果这一普遍接受受到侵蚀，或者人们对于有关决策的制定是合理的缺乏普遍接受，这一关系就是非法的。
统治者以及臣服于权威者的恐惧都是至关重要的元素。专制统治者始终害怕自己会被推翻；而那些被统治者也是由于恐惧才顺从统治者。合法性同时减轻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的恐惧。当公众陷入一种权威看似无力安抚的恐惧中时，就轮到强权或者“命定之人”登上舞台了。当政府在公众当中引发恐惧时——当前的“反恐战争”就具有这样一面——他们就要准备采取压迫手段了。同以往一样，恐惧与合法性之间的反向关系对今天的公众与社会秩序问题来说非常关键。这也许是唯一的永恒真理。合法性的建立是变革的伦理追求的首要条件。
如此，全球治理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世界秩序的中心问题。“帝国”宣称自己知道组织社会的唯一最佳方式（即“帝国”的代理人所说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希望借此获得全球范围的合法性。然而，“帝国”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经济胁迫的能力以及其通信资源和思想资源等并未能获得人类广泛的支持或默认。在全球范围层面“帝国”主张仍然是非法的。确实，“帝国”的压倒性“硬实力”已经使那些彻底拒绝“帝国”的人以“恐怖”作为其回应。
全球治理的另外一个概念，即全球治理是在“市民社会”繁多示威的反复性压力下国家之间的持续谈判进程，这一概念在树立对自身功效的信心方面一向步履蹒跚。“市民社会”是合法性的终极之锚。这是当今的国际关系面临的主要困境。单个文明对抗现存文明的多元世界：人们对这一基础性全球治理问题的判定将影响人类未来对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处理。就其范围而言，这些问题都是全球性的：保护生态圈；缓和贫富之间的极端不平等；保护弱势群体以及将人民内部和人民之间的暴力行为最小化。对这些问题的有效应对需要人们对其背后的合法权力达成广泛共识。世界政治以及国关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建立这一共识。要建立这一共识，其前提取决于目前“帝国”、国家体系和“市民社会”这三种相互敌对的权力配置之间正在开展的合法性论争。其结果仍不确定——道德信念、意志、技巧和机遇等暂时性历史产物。这就是赫拉克利特式世界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