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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长大后，身体所受的虐待终于结束了。可是因为自我厌恶的心理，情感上的虐待仍在继续。不同的是，现在施虐者变成了她自己。
凯特，四十岁，神情总是很严肃，在一家大型企业担任质检部经理。她在家庭医生的建议下到我这里接受心理辅导。她曾经在自己车里和单位电梯里出现过急性焦虑症
的症状。她的家庭医生给她开了镇静剂，但还是有些担心她，因为她除了上班以外很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公寓，于是这位医生就敦促她向专业的心理医生寻求帮助。
我对凯特最初的深刻印象，就是她那仿佛雕刻在脸上一般的严肃的、不愉快的表情——似乎她从来都不会笑。很快我就知晓了原因：
我是在圣路易斯郊外的上流社区长大的，生活宽裕，衣食无忧。表面看来，我家是一个很完美的家庭，可是家庭内部却……我父亲总是疯了似的发脾气，尤其是在和母亲吵完架之后，而我们这些孩子中离他最近的那个就会遭殃，成为他的出气筒。他会解下皮带，朝我或妹妹猛抽过来……抽在我们的腿上、头上，没头没脑地抽。每次他开始打人，我都很害怕，觉得他永远都不会停手。
凯特的抑郁和恐惧源于她童年时期所遭受的虐待。
凯特的爸爸是位受人尊敬的银行家、虔诚的基督徒和顾家好男人——大多数人听到“虐童家长”这个词的时候，都不会联想到他身上。可是凯特的生活就是一场真正的噩梦。
我和妹妹一到晚上就锁上房门，因为我们太害怕了。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十一岁的那天……那时候我妹妹才九岁，我们躲在床底下，而父亲在外面不停地砸门，那简直是我一生中最惊恐的时刻。突然间，他像电影里的恶魔那样破门而入，这太可怕了！卧室门被撞飞到一边，我们想要逃跑，可是他抓起我们俩，把我们丢向角落，然后开始用皮带抽打我们。他对着我们吼道：“如果你们再敢把我锁到门外，我就杀了你们！”
凯特所描述的这种恐怖氛围弥漫在所有遭受身体虐待的儿童的日常生活环境里，哪怕家里暂时平静，他们也如履薄冰，生怕父母的愤怒突然如火山般喷发。一旦喷发，孩子们所做的任何抵抗都只会加剧父母的愤怒。凯特锁上房门并躲在床下以寻求自我保护，可是她的这种做法只会让父亲更加丧失理性。对于受虐儿童而言，根本没有安全的藏身之所，也没有摆脱施虐者的万全办法，更没有可靠的人提供保护。
父母为什么会打孩子
多数父母都会不时地产生想要打孩子的冲动，尤其是在孩子不停地哭泣、烦扰我们甚至挑战我们权威的时候，这种冲动便会异常强烈。有时候，与其说这种感觉是孩子的行为所致，倒不如说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疲惫、压力、焦虑或不快。多数人能够成功地克制打孩子的冲动，不幸的是，也有不少人无法如此自制。
我们尚不能对其中的原因做出科学的解释，只能分析揣测，但在身体上虐待子女的父母们似乎都有某些共同的特点。首先，他们都极度缺乏对冲动的控制力，只要有负面情绪需要发泄，他们就会选择对孩子动粗。至于这种行为会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他们几乎毫无意识。体罚孩子已然成为他们对抗压力的惯性做法，一有冲动，他们就会对孩子实施暴力。
对孩子实施身体伤害的父母往往自己就生长于充满暴力的家庭，他们成年后的大部分虐童行为正是他们童年体验和感悟的重演。他们的角色榜样就是曾虐待自己的父母，而暴力就是他们学会的解决问题和发泄情绪（尤其是愤怒）的唯一手段。
许多虐待孩子的家长是带着严重的情感缺陷和需求不满步入成年的，在情感层面上他们还只是孩子。他们会将子女视为自己父母的替代品，并在他们身上寻求父母从未给予自己的情感满足。当子女无法满足这种情感需求时，他们就会被激怒，进而将怒火以暴力的形式发泄到子女身上。在那一刻，孩子更像是父母的替代品，因为施虐者真正的愤怒对象正是他们的父母。
许多虐待孩子的家长也有酗酒或吸毒方面的问题。药物滥用是无法克制冲动的常见原因之一，但绝不是唯一原因。
身体虐待者可以分为好几种类型，其中最为极端的就是那些生儿育女似乎就是用来虐待的父母。这些人的样貌、谈吐、举止都与常人无异，但内心却如恶魔，完全丧失人性和情感。他们不可理喻，行为也毫无逻辑可言。
你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
我在一次研讨会上认识了乔，他二十七岁。当时我去一所心理研究院演讲，而他正在那里攻读硕士学位。我在演讲中提到自己将会写一本关于有毒父母的书，乔在午休期间找到了我，表示愿意把自己的故事提供给我作案例分析。其实我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案例，但这个年轻人的声音里有种迫切的倾诉欲，于是我们第二天见了面，聊了几小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他的坦率，更多的是他希望用自己的痛苦经历去帮助别人的那份真诚。
我小时候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挨打，我已经记不起是因为什么了。可能我正做着什么事情，父亲就突然闯进来，朝我破口大骂。我还没回过神，拳头就像雨点一样砸下来。他会一直把我逼退到墙角，他的拳头重重地砸到我身上，我常常被打到失去意识，而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开始打人。
乔的整个童年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他不知道父亲何时会勃然大怒，但他知道这种暴虐无可逃避。童年的经历使他一生都活在强烈的恐惧中，害怕被伤害，也害怕遭到背叛。他的两次婚姻都以离异告终，因为他始终无法信任别人。
无论是从家里搬出来还是结婚，这种恐惧都不会消失。我总是害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讨厌这样的自己。可是，如果你的父亲——那个本应爱你、照顾你的人——都这样对待你，那么面对现实世界，你还能抱有什么期望呢？我搞砸过好几段感情，因为我无法和别人保持亲密的关系，这让我很羞愧。每天活得像惊弓之鸟也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可是生活真的令我恐惧。我十分努力地接受治疗，想要克服这种恐惧感，因为我知道只有克服这种感觉，我才能面对自己和别人，但是，天啊，这真的太难了！
对于那些被父母虐待过的孩子而言，要重新获得信任感和安全感是很难的。我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成年后的我们同别人交往并建立关系的基础。如果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比较健康——父母充分尊重我们的权利和自由，并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慰藉，我们长大后就会希望别人也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这种正面的预期使我们在成人的关系中更为坦诚且内心柔软。而像乔这种状况，他的童年充满了焦虑、紧张和痛苦，这些情绪慢慢会演化为负面的预期和偏执的戒备心理。
乔总是对所有人做最坏的设想，他觉得自己会像童年时一样被伤害、被虐待，所以他用情感的铠甲将自己武装起来，不让任何人靠近。然而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副铠甲对他而言并非保护，反而是深深的束缚。
“我的麻烦太多，打你也情有可原”
乔从来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惹得父亲如此生气，但有些虐待子女的父母想要获得理解，他们会在施虐后请求孩子谅解，甚至乞求孩子的宽恕。凯特的父亲就是一个例子：
我记得一个特别可怕的夜晚。晚饭后母亲出去买东西，父亲又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打我，我哭叫得太过惨烈，于是有邻居报了警。但是父亲却骗过了警察，他说哭叫声是从电视里发出来的，他们就信了。尽管我就站在那里，胳膊上鞭痕累累，脸上还挂着泪水，警察们还是相信了他的话。为什么不信呢？毕竟父亲在这个城市里很有权力。好在警察的到来使他冷静了下来。警察走后他告诉我，他最近压力很大，那时的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压力，但他还是希望我可以理解他，他还说母亲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差……她已经不愿意和他同床了，而作为妻子拒绝与丈夫同床是不对的。这就是他一直以来情绪不佳的主要原因。
凯特的父亲将一些不适合与子女分享的私密信息透露给年纪尚幼、还无法理解的凯特，甚至期望可以从女儿身上获得情感的慰藉。这种角色倒置
令凯特困惑和迷惘，但这种行为在虐待儿童的父母身上却是普遍现象。他们希望子女在给予他们慰藉的同时，也可以宽恕他们。他们向子女施虐，却把过失推到别人身上。
凯特的父亲非但不去正面处理自己的婚姻问题，反而将愤怒和性挫折发泄到女儿身上，然后再通过责备妻子来将自己的暴行合理化，为自己开脱。工作上的压力、与其他家庭成员间的矛盾以及对生活的不满所引发的紧张情绪，会导致一些父母对子女暴力相向。孩子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攻击对象：孩子无力还击，而且稍事恐吓威胁便可以让他保守秘密。然而将愤怒情绪转移给孩子，只能给施暴的家长带来一时的宽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令他们愤怒的根源仍然存在，毫无改变，而且必定会再次积聚。同样可悲的是，作为暴力的承受者，子女也只能继续无助地生活在这种愤怒的威胁中，并将这种恐惧带到自己的成年生活里。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还有些虐待者，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暴行归咎于他人，而是竭力将其美化为实现孩子利益最大化的举措。许多家长仍持有这样的观念：体罚是让孩子更加恪守道德或行为准则的有效手段。他们认定孩子是生而邪恶的，只有严苛的责打才能拯救孩子，使其不至堕落。他们会说“我自己就是在鞭子下长大的，不时挨点儿打对孩子没坏处”“他得知道这个家里谁说了算”，或者“他得明白这社会的规则，这样他才不会乱来”。
而另一些父母则辩解说，体罚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可以让孩子更坚强、更勇敢也更强大。乔的父母就是这样告诉他的：
我奶奶在父亲十四岁那年就去世了，他心里始终过不去这道坎儿，一直很伤心。他现在都快六十四岁了，可还是不能走出母亲去世的阴影。最近他告诉我，他打我是为了让我战胜软弱，对痛苦免疫。他声称如果我感觉不到痛苦，就不必经历生活的苦难。他的理论十分病态。他以为自己所做的是保护我，让我远离伤害，我相信他真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想让我经历他所经历的丧母之痛。
体罚没能使乔变得更坚强勇敢，反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使他更加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认为严厉的体罚将会对孩子产生积极作用，这一想法荒谬至极。
研究表明，就算是惩戒孩子某种具体的不良行为，体罚也算不上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它的威慑作用只是暂时的，但它所引起的孩子的愤怒情绪、复仇心理以及自我仇视却异常强烈。很明显，身体虐待所造成的心理、情感和身体伤害远远超出了其短暂的约束效果。
目前为止，我探讨的都是主动实施暴力的虐待者，但是，家庭里的另一些成员也要承担一些责任，我指的是那些出于恐惧、依赖或者努力维持家庭现状等原因而默默允许暴力发生的其他家长。这些家长被称作“被动的虐待者”。
我问乔，当他被父亲殴打时，母亲在做什么。
她什么都不做，有时她把自己锁在厕所里。我想知道为什么她不出来阻止那个混蛋，让他别再打我。但我猜她自己也很害怕，她不敢站出来。我父亲是个基督徒，母亲是犹太人，她来自一个非常穷困又十分传统的家庭。在她家里，女人没有说话的权力，更别想插手男人的事情。我猜我妈很感激我爸给了她一个家，让她过上了好日子。
乔的母亲没有动手打孩子，可是由于她无力保护孩子远离丈夫的暴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成了施虐者的帮凶。她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孩子，反而在面对丈夫的暴行时表现得像个惊恐的孩子，无助而被动。事实上，她遗弃了自己的儿子。
除了孤立无援、缺少保护的感觉之外，乔还要承担起自己力所不及的责任。
我记得十岁那年，有天晚上我爸爸疯狂地暴打妈妈。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起床，在厨房等他下楼，他穿着浴袍走下来，问我起这么早干什么，虽然我吓得要死，可还是鼓起勇气说：“如果你再打妈妈，我就拿棒球杆敲碎你的骨头！”我爸看着我，笑了笑，然后上楼冲凉，上班去了。
乔的行为是典型的受虐待儿童的角色置换，他主动承担起保护母亲的职责，就好像他是家长，而母亲反倒成了孩子。
不作为的家长放任自己沉浸在无助之中，以为这样就可以顺势抹杀自己在孩子被虐待时的帮凶作用，而被虐待的孩子则想要保护不作为的家长，或者将他们的不作为合理化，为之开脱罪责，这样便可以自欺欺人地否认父母双方都放弃了自己的事实。
凯特的故事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我父亲刚开始打我和我妹妹的时候，我们会哭喊着向妈妈求救，但是她从没出现过。她就坐在楼下，听我们哭喊着叫她。没过多久我们就意识到，她根本不会来。她从来不敢反抗父亲，我想她也帮不了我们。
“我想她也帮不了我们”，这句话我听过很多遍，但每次还是会难过。凯特的母亲本可以帮助她的孩子们。我告诉凯特，她必须客观地看待她母亲在整件事情中的作用，这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凯特的母亲本应站出来对抗丈夫并保护自己的孩子，如果她实在害怕丈夫，至少也应该报警。当子女遭受残暴的虐待时，父母没有任何借口坐视不理。
在乔和凯特的故事里，父亲都是实施虐待的一方，母亲则是沉默的帮凶。然而，这绝不是虐童家庭的唯一形态。在一些家庭里，母亲才是实施虐待的主力，而父亲是被动的帮凶。虽然双方的性别颠倒，但促成被动虐待的原理却是一样的。我以前也接触过父母双方都是施暴者的咨询者，但相比之下还是“施暴+不作为”的组合普遍得多。
很多成年子女回顾自己童年遭受的虐待时，都会为不作为的一方家长辩解，因为他们把这样的家长看作和自己一样的受害者。乔尤其这样认为，因为他经历过角色的置换，试图保护他不作为的母亲。
然而对四十三岁的销售代表特瑞而言，情况更加令人困惑：作为被动施虐方的父亲，同时也是对他满怀同情的安慰者，童年时期常常遭到母亲身体虐待的特瑞竟然将不作为的父亲视为崇拜对象。
我是个很敏感的孩子，比起运动，我更喜欢音乐和艺术。我母亲经常骂我娘娘腔。她总是对我发火，常常抄起手边的什么东西就打过来。我小时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壁橱里度过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总打我，我做什么都会惹她生气。我觉得她夺走了我的整个童年。
我问特瑞，当母亲对他实施暴行时，父亲在做什么。
很多时候，爸爸会抱着抽泣的我，说妈妈打我他也很难过。他说他也无能为力，还说如果我再努力一些，妈妈可能就不会打我了。爸爸真是个好人，他努力赚钱养家，在我小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一直给予我真正的爱。
我问特瑞，成年之后他是否和父亲谈起过他的童年。
我试过几次，但他总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算了，我也不想让他难过。我的问题是和母亲之间的矛盾，跟他无关。
特瑞拒绝承认他父亲的帮凶角色，因为他想要守住自己唯一美好的童年回忆——那些受到父亲抚慰的时刻。当他是那个惶恐度日的孩子时，他依赖父亲的温柔安慰；如今他仍然留恋父亲的温存，因为即便作为成人，他仍然心怀畏惧。童年时他藏身于黑暗壁橱，现在又躲进了更为虚假的现实，他从未做出任何努力去面对事情的真相。
特瑞很清楚母亲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可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心里压抑着对父亲的愤怒。很多年来，特瑞一直不愿意承认父亲放弃了他。更糟糕的是，父亲屡屡暗示他“再努力一些”就不会挨打，无形中将受虐待的大部分责任推到了特瑞头上。
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遭到身体虐待的孩子和遭到言语虐待的孩子一样（下一章会介绍到），也会接受强加到自己头上的罪责。乔回忆道：
父亲常说我就是个废人，只要他想得出来，多难听的字眼他都骂得出口。每次等他打完骂够的时候，我都真心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挨打完全是活该。
父亲的侮辱在乔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自责的种子，小孩子根本无力抗拒这种针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诋毁和侮辱。和所有受到虐待的孩子一样，乔相信两个谎言：第一，他是个坏孩子；第二，因为他是坏孩子所以挨打。
乔深信，既然这些话出自他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父亲之口，那就一定是真的。对大部分儿时曾遭受虐待的成年人（包括乔）来说，这些谎言始终不容置疑。就像乔所说的：
我对自己很失望……我无法和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不太相信有人会发自内心地关心我。
当凯特说到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个多么“恶劣”的人时，她所表达的是同样的主题。这种由自卑演变而来的自我厌恶的心理在受虐待的孩子身上非常普遍，并奠定了他们生活模式的主基调：破裂的关系、缺失的自信、强烈的无力感、难以抗拒的恐惧以及无名怒火。
凯特总结道：
这一生里，我总是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快乐。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没有结婚的原因……我从未与人有过良好的关系，也从未获得过什么真正的成功。
凯特长大后，身体所受的虐待终于结束了。可是因为自我厌恶的心理，情感上的虐待仍在继续。不同的是，现在施虐者变成了她自己。
受虐待的孩子始终生活在快乐和痛苦参半的怪异氛围里，乔将之形容为“间歇性恐惧与温情时刻并存”。
父亲时常会表现得很有趣，我发誓有些时候他甚至可以很温柔。有一次我报名参加滑雪比赛，他表现得很积极，开了十小时的车一路送我去怀俄明州的杰克逊市，就是为了让我可以在更好的雪场练习。开车回家的路上，爸爸对我说，我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他说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真的与众不同，为什么会这么讨厌自己呢？但是他既然这么说了，就不会错。直到现在我还想重温那天与他共度的美好时光。
这种自相矛盾的混乱信息让乔愈发感到迷惘，也让他更加难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父亲。我向乔解释道，父母在虐待子女的同时，也做出了爱的承诺，那么两者之间就会形成一种畸形却又异常牢固的关系。孩子的世界很小，不论家长如何暴力以对，对他们而言，家长仍然是获得爱和安慰的唯一来源。被虐待的孩子在整个童年时期都在寻找父爱或母爱，这种寻找将一直持续到他们成年以后。
凯特也回忆道：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常常把我抱在怀里，轻轻地晃来晃去。我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周末送我去上舞蹈课，或者带我去看电影。那时候他真的很爱我，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能像过去那样爱我。
父亲偶尔流露的温情令凯特更加渴求父亲的爱，并期望父亲能够有所转变。这种期望使她在成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依附于父亲。作为这种情感联系的一部分，她认为自己应该为父亲的暴行保守秘密，因为一个“好女儿”永远都不会背弃自己的家庭。
这种“家庭秘密”对于受虐待的孩子而言是额外的负担。对受到的虐待守口如瓶，就意味着他们拒绝了所有可能的情感支援。对此，凯特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生都生活在谎言里。有些东西严重地影响了我的生活，可我却不能自由地说出来，这种感觉很可怕！如果连说都不可以，你又怎么能战胜这种痛苦呢？当然，现在我可以在接受心理辅导时畅所欲言，但是面对多年来掌控我生活的那两个人，我还是不能说。小时候，我唯一可以倾诉的只有家里的女佣，我觉得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有一次，在父亲打了我之后，她曾对我说：“亲爱的，你爸爸病得不轻！”我真不明白，既然病了，为什么他不去看大夫呢？
我问凯特，如果她和父母谈起小时候的家暴，她觉得父母会作何反应？她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回答道：
我父亲肯定会崩溃吧……然后我们可就麻烦了。我母亲可能会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我妹妹也会因为我的旧事重提而暴怒，就算是在我面前，她也从来不会提起这些事情。
凯特对于“家庭秘密”的缄口不言像黏合剂一样维系了家庭的完整，一旦她打破沉默，她的家庭很可能就此土崩瓦解。
过去的事情在我心里翻涌。家里一切都没变。父亲还是对我发脾气，我很想发作，想告诉他们我很生气，可我只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比如说今天，他冲我发火，而母亲就装作什么也没听见。几年前我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我觉得自己很虚伪，我的同学们都以为我有一个特别美满的家庭，我心里想的却是：“如果你们知道实情，就不会这么认为了。”我希望自己可以告诉父母他们毁了我的高中生活，我想冲他们大喊：“你们深深地伤害了我，都是因为你们，我到现在都无法去爱别人，也无法和男人建立恋爱关系！”父母把我变得感情麻木，他们现在仍然这样对我，但是我非常害怕，什么都不敢和他们说。
作为成年人，凯特迫切地想要和父母开诚布公地说出一切，但是她心里还住着一个被虐待、被吓坏的孩子，她很害怕面对这样做的后果。她很确定，一旦说出实情，家里的每个人都会恨她，她的整个家庭也会瓦解。于是，她和父母的关系变成了拙劣的伪装，每个人都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样子。
让“家庭神话”不被戳破
凯特告诉我她的高中同学以为她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时，我一点儿都不惊讶，许多充满暴力的家庭都会将非常“正常”的一面展现给外界，这种外显的体面和家里的实际状况往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构成了“家庭神话”
的基础。乔的家庭神话很典型：
每次我回到家，看到的都是同样的闹剧。真见鬼，什么都没有改变。我父亲还在喝酒，我敢肯定他还会打母亲。但是看到我们的言谈举止，你肯定以为我们是《反斗小宝贝》
里那样的完美家庭。难道只有我记得以前的事情吗？只有我知道发生过什么？不过都不重要了，反正我也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其实我和家里的其他人一样虚伪。但我总觉得也许某天事情会不一样，我不能放弃这个希望。也许我们演得再投入一点儿，就真的成了正常的家庭。
乔也有同样的矛盾心理——既想与父母一起正视问题，又害怕令家庭分崩离析。他读高中时，曾经写信表达过自己的心情：
我真的把所有的想法都写在了信里，包括那些挨父亲打、被母亲忽略的事。然后我把那些信随意放在家里桌子上，希望父母会读到。但我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人读过。没有人和我说过这事儿。我在十七八岁时也曾经写过一段时间日记，也放在外面希望他们能看到。可是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读过。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敢问他们到底有没有看过我的日记。
乔没有问父母是否看过自己的日记和信，不是因为害怕再次遭到毒打。到高中时，他已经长大了，应该不怕那些了。真正的原因是，乔还幻想着他的父母会在某一天奇迹般地转变，给予他更多的爱，可是如果证实了当年他们读了他的请求却没有任何的改进或者回应，乔的幻想就会破灭，他会瞬间跌回到冰冷的现实中。过了这么多年，乔还是不敢去求证父母是否在知晓他的想法后再次放弃了他。
受虐儿童的内心蓄积着强烈的愤怒。当他们被暴力虐待、侮辱、恐吓和诋毁时，又或者因为感到痛苦而遭到责骂时，他们怎么可能不愤怒？但幼小如他们，心中的怒火往往无从发泄。于是成年之后，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寻找宣泄的途径。
霍利，四十一岁，一位神情严肃的家庭主妇。她因为暴力虐待十岁的儿子被学校的辅导员举报到社会福利署，又被社会福利署送到我这里来接受治疗。她的儿子被送到奶奶家暂住。虽然霍利的治疗是由法庭强制执行的，但她本人在治疗中却积极配合。
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以前我也打过儿子耳光，但这次我就像疯了一样，他太让我生气了……你知道吗，我曾经对自己发过誓，如果我有孩子，我一定不会动他一根手指头，天啊，我知道被打是什么样的感觉，太可怕了！但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已经变成了和我母亲一样的疯妈妈。虽然我的父母都打我，但母亲比父亲更恐怖，我记得有一次她拿着菜刀满厨房地追我！
霍利很早就有了“表现”
的迹象，即将强烈的情绪转化为有侵略性的行为。青少年时，霍利总是不断惹麻烦，还被学校停课了好几次。成年后，霍利形容自己是一只“会走路的火药桶”。
有时我必须离开家，因为我害怕，不知道自己会对孩子做出什么。我控制不了自己。
霍利把怒火发泄在年幼的儿子身上。在其他的极端案例中，压抑的愤怒也可以表现为暴力犯罪行为，比如家暴、强奸甚至谋杀。很多囚犯儿时都曾经遭受过身体虐待，他们不知道如何适度地表达自己的愤怒。
至于凯特，她把愤怒藏在心里，又通过身体上的症状体现出来。
不管别人怎么对待我，我都不会为自己辩解或争取。我就是觉得自己没这个能力。我总是头痛、感觉不舒服，人人都踩在我头上，我不知道如何让他们停下来。我很确定自己得了胃溃疡，胃总是疼个不停。
凯特在幼年时就适应了受害者的角色，并一直生活在这个角色里。她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免受他人的利用和伤害，于是，她童年时所经历的痛苦也一直延续下来。和其他人一样，她心中累积的愤怒也需要一个宣泄口，可是她不敢直接表达，所以愤怒就通过一些身体和情绪反应得以显现，比如头痛、胃痛以及抑郁症。
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一些案例中，被虐待的孩子会不自觉地步他们父母的后尘。毕竟虐待者看起来强大而且无懈可击，被虐待的孩子幻想着拥有这些素质之后，就可以保护自己。因此，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沾染上他们最讨厌的、有毒父母的某些性格特质。虽然他们在心里立下重誓，绝不会成为父母那样的人，可是在强压之下，他们最终还是可能会变成和父母一样的虐待者。不过，这种传承并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普遍。
许多年来，大家都认为受虐的孩子最终会变成施虐的父母。毕竟，父母是他们唯一的角色榜样。但是当前的研究却对此提出了质疑。研究显示，许多童年受虐的孩子长大后并没有成为施虐的父母。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难以接受温和的、非暴力性的教育手段。出于对自己童年时遭遇的痛苦的抗拒，他们往往刻意不给孩子制定规矩，或是不会强制执行定下的规矩。当然，这样做同样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因为孩子需要规矩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和暴力虐待所造成的伤害相比，过度纵容孩子的弊端倒是无足轻重了。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身体虐待型父母的成年子女的一些常见问题，比如自我厌恶感、对父母的依附、无处宣泄的愤怒、难以战胜的恐惧、对他人的信任缺失以及自身安全感的不足都是可以克服的，这真是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