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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家庭”的伪装对孩子来说尤为有害，因为这会让孩子否定自己的情感和感知能力的正确性。如果一个孩子总是被迫对自己的想法和感觉说谎，那么对他来说，想要培养强大的自信心几乎是不可能的。
格伦是一家小型制造公司的老板。他来向我求助，是因为他的怯懦和优柔寡断已经影响到了他的私人和工作关系。他说他常常会感到紧张不安，也曾无意间听到在公司干活的人说他“爱发牢骚”“令人压抑”。他发觉人们在他面前会很不自在，所以即便是熟识的人，与他发展成朋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交谈中，格伦提起造成他工作压力的另一个原因。
大约六年前，我安排父亲来我的公司上班，希望他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是个酒鬼。我觉得这份工作的压力让他变得更加糟糕。
他酗酒，对顾客无礼，让我丢了不少生意，我不能让他再留在公司里了，但是我又害怕。你怎么能解雇自己的父亲呢？这会毁了他的。每次我想跟他谈这件事情，他都只回答一句话：“好好跟我说话，否则免谈。”我简直要疯了。
格伦过度的责任感、救助父亲的需求、他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以及被压抑的愤怒，都是酗酒者成年子女的典型特征。
“不认账”对酗酒者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酗酒就像是客厅里的恐龙。对外人来说，恐龙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但是对生活在这幢房子里的人来说，既然无法驱逐恐龙，那就只好对此视而不见。这是他们得以共存的唯一方式。谎言、借口和秘密就像空气一样充斥在这些家庭里，给家中的孩子造成了极大的感情困扰。
酗酒父母的家庭的情感和心理环境与吸毒父母的家庭大致相似。虽然本章中我选取的主要是酗酒父母的案例，但其实吸毒父母的孩子也有着类似的痛苦经历。
格伦的经历十分典型。
在我最早期的记忆里，父亲下班回到家都是直奔酒柜的。这是他每晚的惯例。几杯之后，他就会端着酒杯过来吃晚饭，他那该死的杯子从来就没有过空着的时候。晚饭过后，他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喝酒。所有人都必须保持安静，以免打扰到他。天哪，你可能会觉得他是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可这个混蛋却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我记得很多个晚上，妈妈、姐姐和我都得一起把他拖上床，我负责脱掉他的鞋袜。最糟糕的是，家里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只字不提。我们每晚都做着同样的事，以至于好长时间我都天真地认为，拖爸爸上床是常规的家庭活动，家家都是如此。
格伦很早就意识到父亲喝酒这件事是个大秘密。即使母亲没有叮嘱他不要和别人提起“爸爸的问题”，他的羞耻感也足以让他守口如瓶。全家人对外界摆出一副“一切都很好”的样子，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而团结一致。这个秘密变成了保持家庭完整的黏合剂。
这个大秘密具备三个要素：
在大量的证据以及自己令家人感到恐惧和羞辱的行为面前，酗酒者仍矢口否认自己酗酒的事实。
酗酒者的配偶（常常也包括其他家庭成员）否认问题的存在。他们通常会找些理由来为酗酒者开脱，比如“母亲不过是喝点儿酒放松一下”“父亲在地毯上绊了一跤”，或是“父亲丢了工作是因为他的老板很刻薄”。
“正常家庭”的伪装，是家庭成员在彼此和外界面前做出的假象。
“正常家庭”的伪装对孩子来说尤为有害，因为这会让孩子否定自己的情感和感知能力的正确性。如果一个孩子总是被迫对自己的想法和感觉说谎，那么对他来说，想要培养强大的自信心几乎是不可能的。负罪感会让他怀疑人们是否会相信他。长大以后，受人猜疑的感觉依然存在，所以他们会刻意回避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去流露任何情感。就像格伦一样，许多酗酒者的成年子女都变得痛苦而怯懦。
要将“正常家庭”的伪装硬撑下去是极其耗费精力的。孩子必须一直保持警觉，常常害怕自己会一个不小心暴露了家丑，背叛自己的家庭。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发生，他往往就不去与人交朋友，所以形单影只，内心十分孤独。
这种孤独感使他在家庭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使他对少数与自己共同保守秘密的人——他家中的“共谋者们”——产生了一种强烈而扭曲的忠诚感。对父母强烈的、是非不分的忠诚成了他的第二天性。成年之后，他这种盲目的忠诚仍在控制并破坏着他的生活。也正是这种盲目的忠诚，使格伦在公司生意受损的状况下仍然无法请父亲离开公司。
既然大部分精力都被耗费在拯救酗酒者和维持伪装的无谓努力上了，酗酒者家庭留给孩子的时间和关爱自然就微乎其微了，孩子的基本需求也就难以得到满足。就像所有不及格、不称职父母的子女一样，酗酒者的子女也常常觉得自己被父母无视。这也造成了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家庭的问题越是严重，孩子就越需要情感上的支持。
在格伦与我探讨他现在的问题与童年时情感波动之间的关联时，他回忆道：
朋友们的父亲与他们一起做过的事情，我父亲从来都没和我做过。我们从未一起打过球，更没有一起看过比赛。他总是说：“我没时间，以后再说吧。”但是他总有时间坐在那儿喝个烂醉。妈妈总是说：“别总拿你的事来烦我，你就不能跟朋友们出去玩吗？”可我哪有什么朋友！我不敢带任何人回家。家里人对我不闻不问，好像也不关心我有什么麻烦，只要别找他们来解决就行了。
我对格伦说：“这么说，他们对你不理不睬你也可以接受是吗？被人忽略的感觉是怎样的？”格伦回忆着，脸上的表情变得痛苦起来：
这种感觉很不好。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孤儿。为了让大家注意到我，我什么都愿意做。十一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朋友家玩。他父亲把钱包落在了走廊的桌子上，于是我就从里面拿走了五美元，希望能被逮到。父母要打要骂都无所谓，只要他们知道我的存在就行。
小小年纪，格伦就接收到这样的信息：他的存在于父母而言，是火上浇油而不是锦上添花。而他的存在不受欢迎这件事又通过这样一个事实得到了强化：只要他不露面，便可以逃过父亲频发的暴力言行。他继续回忆道：
只要我出声，父亲就会用令人难堪的话来羞辱我。如果我胆敢在他面前大声说话，他就会狠狠地揍我。很快，我便学会了不去招惹他。如果我顶撞了母亲，她会像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然后父亲就会发起疯来，用皮带抽人。那样的话，我就会因为自己闯下的祸而感到双倍的自责。所以我学会尽量不在家里待着。十二岁的时候，我找到一份放学后的兼职，并且常常谎报下班时间，这样每天晚上便可以尽量晚点回家。然后早上我又提前一个小时去上学，这样就可以在父亲睡醒之前出门。直到现在我还能感觉到当时的那种孤独：每天早上孤零零地坐在操场上，等着有人出现。可笑的是，我觉得父母甚至没发现我从来都不在他们身边。
我问格伦，他是否认为小时候让他不敢积极表达自己观点的恐惧，现在仍在控制着已经成年的自己。他伤心地承认了：
我想是的。我从来不敢对任何人说任何有所冒犯的话，不论我多想这样做。我咽下太多话了，有时候真觉得自己需要把它们倾吐出来。可我就是无法勇敢地面对别人，哪怕是我最关心的人。如果我觉得自己想说的话会伤害到别人的感情，我就说不出口。就是这样。
和许多酗酒者的子女一样，格伦认为自己要对所有人的感受负责，就像小时候他要对父母的感受负责一样。他竭尽所能地避免与父母发生冲突，因为他不想给其他人（包括他自己）造成痛苦。他无法像正常的孩子那样表达自己的情感，于是只好把它们压抑在心底。成年之后，他仍在延续这一模式。当格伦帮忙把父亲安置在床上时，当他努力让父亲不再烦躁时，他的行为是家长式的，而不是孩子式的。当孩子被迫肩负起家长的角色时，便失去了供他学习的角色榜样，这对他正在形成中的自我认同感产生了威胁。这种极具危害性的角色倒置在酗酒家庭中尤为常见。
“我从来就不是孩子”
正如我们所见，并且以后还将继续见到的那样，有毒的家庭中大多存在着角色倒置的情况。在酗酒家庭中，酗酒的父母通过他们惹人怜悯、窘困潦倒而又不理性的行为主动抢占了孩子的角色。他们自己就是难以管教的孩子，如何容得下家里再有其他孩子？
从小到大，格伦一直相信，自己存在的意义就是要照顾别人，而他自己不能怀有任何奢望。
我记得父亲酒后失控时母亲是怎样跑来找我，她总会哭诉自己的不幸。她总是说：“我该怎么办？你们这些孩子需要父亲，而我又不能出去工作。”提起这些我就会难过。我以前梦想着可以带她去一个父亲找不到的小岛生活。我现在也是这么做的。我一直给她钱，哪怕负担不起也要给。我也照顾父亲，哪怕留他在公司会丢生意。为什么就不能换一换，让我找到个什么人来照顾照顾我呢？
格伦仍然背着深深的负罪感，因为不管是小时候还是成年后，他都没能让父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虽然他也梦想着能找个女人来照顾自己，可最终他选择的却是个窘困无助的女人。结婚的时候格伦就已经感觉到她并不适合自己，可是，对实现童年时的拯救幻想的渴望还是战胜了他更为理性的判断。
结婚没多久，格伦便发现自己娶了一个偷偷酗酒的女人。不过就算结婚前他就知道，应该也不会改变决定。他只会说服自己相信他可以改变她。酗酒者的子女成年后的配偶常常也是酗酒者。许多人对此感到不解：为什么在酗酒家庭的混乱环境中长大的人会愿意再次经历这种痛苦呢？其实，每个人都有重复熟悉的情感模式的需求，不论这些情感是多么痛苦又或者对自己有多么大的伤害。这种熟悉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舒适感和整体的架构。我们知道其中的规则，也知道会出现些什么状况。
更重要的是，我们重现过去的冲突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一次可以让一切进展顺利——我们最终将赢得这场战斗。这种对过去痛苦经历的重现被称作“强迫性重复”。
“这一次我会做得很好”
这种强迫症对我们生活的控制，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从这个角度来看，几乎所有的自我伤害行为，尤其是涉及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系的自我伤害行为，都有了存在的道理。格伦可谓是绝佳的例子：
认识丹妮丝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她酗酒。在我发现这件事之后，她便索性不再掩饰了。每个星期我都能看到她喝个三四次。我求她不要再喝了，带她去看医生，说服她去嗜酒者互诫协会，把家里所有的酒都锁了起来。但是你也知道酒鬼是什么样子了……她总有法子找得到。唯一能让她不再喝的办法是我威胁说要离开她。但是过不了多久她就故态复萌，于是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起点。
在成长过程中，格伦早已对否认和掩饰见怪不怪了，所以他很容易便走进了一段存在相同问题的成人关系。不一样的是，虽然童年时没能拯救自己的父母，但这一次他却相信自己可以在同样的问题上拯救他的妻子。和几乎所有酗酒者的成年子女一样，格伦也曾对自己狠狠发誓：他永远不允许自己的生活中出现第二个酗酒者。但是，根深蒂固的强迫性重复的力量远比任何清醒时的誓言更为强大。
“为什么我总要重复过去”
另一个常常因为过去的巨大影响力而被打破的誓言是：永远不允许酗酒家庭中标志性的暴力和虐待再次出现。
乔迪是一位二十六岁的年轻女士。她是一家私立的成瘾物质滥用诊疗所的康复顾问，在诊疗所主管的建议下，她来找我做咨询。和该项目中的许多顾问一样，乔迪自己也是正在康复中的酗酒者以及吸毒者。我第一次见到她就是在医院为庆祝她戒酒（戒毒）两周年而组织的小型员工聚会上。
乔迪最近刚刚与一个有暴力及虐待倾向的男人分了手。她的主管担心她禁不住诱惑又和那个男人复合，于是建议她来找我咨询。
在我们第一次单独会面时，乔迪看起来态度强硬而敌对，她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需要帮助。我很想知道在这伪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痛苦。她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他们说我最好来这里治疗，否则就炒我鱿鱼。你就不能让我破个例吗？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不需要回来治疗。
“看得出来，到这儿来你真的挺激动的。”我回答道。我们都笑了，这使原本有些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我告诉她，我知道她来找我并非出于自愿，但既然来了，不妨试试看能否有所收获。于是，她同意到我的治疗小组试一试。
我告诉她，她的同事们非常担心她会回到有虐待倾向的男友身边。乔迪也承认大家的担心不无理由。
我真的很想念那个笨蛋。其实他基本上算是个好人，只不过有时候我比较啰唆，会惹他厌烦。我知道他是爱我的，也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解决办法，好好地在一起。
在我看来，乔迪是混淆了爱和虐待之间的界限，她好像总是下意识地引发爱人的怒火，并以此作为他的热烈与激情的证明。我问她是否觉得这种感觉很熟悉，在她与其他人的关系中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她想了想，回答道：
我觉得，这和我跟我爸的关系有点像。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顶级酒鬼，过去常常打得我们屁滚尿流的。他每个礼拜差不多有五晚是喝得醉醺醺回家的，然后就找各种理由毒打我们，他会打到哥哥流血才肯罢休。妈妈完全无法阻止他，她太害怕了，什么都不敢做。我会苦苦地哀求他停手，但他就像疯了一样。我并不想让你觉得他像个怪物，因为没喝酒的时候，其实他还蛮酷的。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过去一起玩儿的时候，我开心极了，就我们两个。直到现在我也还是很喜欢当时的那些日子。
许多酗酒者的子女磨炼出了极高的容忍度，能够接受常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乔迪完全不知道关爱儿女的父亲会如何行事，只能想当然地认定如果她想要与父亲共度美好时光，就必须要忍受那些糟糕的日子。她在爱与虐待之间建立起一种心理联系，并且渐渐相信没有虐待就不会得到爱。
乔迪的父亲现身说法教会乔迪：如果她不想挨打，就要不惜一切代价让男人高兴。为了让父亲高兴，她在十岁的时候便成了他的酒友。
一开始，父亲喝酒的时候会叫我也抿上一口，大概每周一次吧。我讨厌那个味道，但是如果我能来点儿，常常会让他特别高兴。到我十一岁的时候，他就会去店里拎一瓶出来，我们就坐在车里一起把它喝光，然后去兜风。起初我觉得好刺激啊，但没多久我就感到非常害怕。虽然我只是个孩子，却也能感觉到他无法控制好车子了。我之所以一直这么做，是因为这是只有我才能和他一起做的事，别人不行。这是我们之间特有的活动。我真的渐渐喜欢上喝酒了，因为它让父亲更爱我。可是我越喝越多，酒瘾越来越重，最后喝得自己失去了理智。
酗酒父母的子女中至少有四分之一也会成为酗酒者，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很小的时候便在酗酒父母的诱导下第一次接触酒精的。初次的饮酒尝试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并且常常还很隐秘的关联。这种特殊的“共谋模式”对孩子来说，就像是战友之间的情谊。这通常会让孩子更容易获得父母的爱和赞许。
即使孩子尚未被父母主动招募到酗酒者的行列，他仍然很容易受其影响并最终变成一名酒徒。我们还不能确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或许在上瘾行为或生化方面的疾病上存在着某种遗传倾向。还有一种可能性很大的原因是：孩子的许多行为和信念是通过对父母的模仿和认同形成的。酗酒父母留给他们成年子女的是愤怒、沮丧、郁郁寡欢、敏感多疑、破裂的关系以及过度的责任感，同时他们也留下了应对的办法——酗酒。
大部分酗酒者的成年子女对亲密关系心怀畏惧。这是因为他们最初且最重要的关系教会他们：他们爱的人也会伤害他们，而且非常难以捉摸。成年人之间成功的关系，不论是爱人还是朋友之间，很大程度上需要双方互不设防，彼此信任且开诚布公——而这些因素在酗酒家庭中早已遭到无情的摧残。所以，对许多酗酒者的成年子女来说，因内心极度矛盾而变得感情凉薄的人往往更具吸引力，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想象自己身处一段亲密关系中，同时又不必面对内心对真正的亲密关系的恐惧。
乔迪的“杰柯尔与海德”
式的男友是她父亲的翻版——有时很可爱， ；有时则很可怕。选择这样一个易怒又有虐待倾向的男友，乔迪不仅可以重温与童年时期相似的经历，也可以永远不必冒险涉足真正的亲密关系这一未知领域。她坚信父亲一直都是唯一真正理解她的人，她不愿打破这一神话。这一神话的力量无比强大，不仅损害了她与朋友、与我以及与治疗小组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甚至令她最终放弃了自己。
我仍然记得她宣布离组的那一晚我心里的伤感。我提醒她，她一直都知道治疗是痛苦的，痛苦是整个过程中无可回避的一部分。有那么一瞬，她看起来似乎就要改变决定了，然而随后：
听我说，我不想放弃我父亲。我不想生他的气，我也不想一直为他跟你们辩解。父亲和我真的很需要彼此。为什么我要相信你而不是他？我不觉得你或是这组里的其他什么人会真的改变我，也不认为在我受伤的时候，有谁真的帮得上我。
乔迪所在治疗小组的其他成员都是童年时期曾经遭受虐待的成年人，他们明白乔迪一直以来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所以对她极为支持和关爱，但她却无法接受。对乔迪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个尔虞我诈的地方，到处是摧残别人情感的坏人。她坚信如果与别人走得太近，他们就会伤害她、让她失望。讽刺的是，这些想法放在她父亲身上倒是十分贴切。
乔迪对他人的信任缺失，是父亲酗酒对她造成的巨大伤害。如果连自己的父亲都无法信任，你还能信任谁呢？信任是我们的感情产物中最孱弱的一种，在严酷的条件下，它通常是第一个消亡的。
在中毒的成年子女所受到的伤害中，信任缺失是最普遍的一种。来听听格伦的说法：
只要我妻子想独自做些什么，我就总会感到害怕——哪怕她只是和女儿们出去吃个饭。我担心她会抛弃我。我就是不能完全信任她。我怕她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人，然后抛弃我跟他远走高飞。我想让她一直待在我身边，一直在我的可控范围内，这样我就不用一直担心了。
嫉妒、占有欲和怀疑是许多酗酒者的成年子女的人际关系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们很早便知道，关系总会遭到背叛，爱最终会招致痛苦。
“可是昨天你还说好”
卡拉在医生的建议下来找我治疗。她的医生说，她头疼反复发作，或许有心理学方面的因素。因为压制怒气常常会引发头痛，于是我最初询问她的问题之一就是：“你为什么生气？”我的问题令她惊愕，沉默了一会儿，她答道：
你说得对。我确实在生气，生我母亲的气。我都四十七岁了，可她仍在操控我的生活。就说上个月，我已经计划好了一场很棒的墨西哥之旅，并为此兴奋不已。可是，就在出发前三天，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来得正是时候，对此我丝毫不觉得惊讶。听得出来她喝了酒，因为她说起话来含糊不清的，而且好像在哭。她告诉我父亲出去钓鱼了，要两周才能回来，她感到很沮丧……然后问我可不可以陪她住几天。我说我计划好了出去度假，她便开始哭了起来。我想说服她去姨妈家待几天，她又开始说我不爱她，然后就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说个不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就稀里糊涂地答应取消墨西哥之行去陪她了。反正知道她又陷入低潮，即使出行也不能尽兴。
我对卡拉说，听起来这种状况似乎时有发生，她也承认：
是的，在我小时候就常常是这样。我总得照顾妈妈，可她却从来不领情。她总是对我唠叨个没完。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却永远不知道接下来将会看到她众多脸孔中的哪一个，也永远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她高兴。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历史考试得了个D，吓得不敢回家——这足以让她狠狠教训我四个小时了，说我有多没用、没良心、没出息，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娶我之类的话。可是当我最终回到家后，却发现她心情好得很，二话没说就在成绩单上签了名，还告诉我“你很聪明，不用为分数担心”。简直难以置信！但是在那之后，她和平常一样在晚饭前喝了四杯鸡尾酒。我把食物端上桌，但忘了拿盐和胡椒粉。她刚一坐到餐桌前便暴跳如雷，就好像我挑起了世界大战一样。我怎么都不明白，我不过是忘了拿盐和胡椒粉，为什么她转眼间就不爱我了。
卡拉母亲的行为变化区间很广，时而热烈得令人窒息，时而冷酷得令人痛苦，这取决于她的情绪，她的酒精摄取量，又或者如卡拉所说的，取决于“月盈月缺”。卡拉告诉我，对于她母亲来说，正常的、稳定的中间地带几乎从不存在。所以卡拉总是在努力猜测如何才能获得母亲的赞许。不幸的是，母亲总是喝得晕头转向的，今天能让她高高兴兴的举动，明天可能就会让她怒火中烧。
“都是你的错”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父母都会有前后矛盾的状况，但是这种“今日对明日错”的症状会在酒精作用下得到显著的强化。父母发出的信号以及制定的规则变换得太频繁、太出人意料，常常令孩子应接不暇。父母把批评当作一种控制手段，不论孩子做什么，他们总能找到可以展开批评的细节。孩子成了父母受挫失意时的出气筒，是父母所有罪过的替罪羊。这是酗酒父母对自己的失职进行辩护和宣泄的狡猾手段。他们发出的信息是：“如果不是你什么都做不好，妈妈怎么会喝酒！”对此卡拉是这样说的：
我记得在我大约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母亲一大早就喝了好多酒，于是我邀请一位朋友放学之后到我家来玩。通常我是不会带人回家的，因为我永远不知道母亲喝得有多醉，但是这一次，我猜她应该会越过早饭一直睡到下午。我和朋友正在玩变装游戏（穿母亲的鞋子，涂她的口红还有化妆品什么的）的时候，突然间门砰的一声打开了，母亲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我当时吓得几乎要尿裤子，她呼出的酒气都能把我们熏倒。看到我们碰了她东西的时候，她简直都要疯掉了，大叫道：“我知道你为什么带小朋友过来……来监视我！你总是在监视我！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一直喝酒的。任何人都会被你逼得染上酒瘾的！”
卡拉的母亲完全失控了。除了侮辱自己的女儿，她还把自己酗酒的毛病怪罪于她。当时卡拉的年纪还太小，看不到母亲逻辑上的漏洞，于是就承受起这罪责。
直到现在，卡拉仍不自觉地认为自己应该为母亲的酗酒承担责任，这也是她愿意尽一切努力去赎罪的原因。她取消了期待已久的假期，徒劳地试图获得母亲的赞许。
对于酗酒家庭中的孩子来说，替罪羊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角色。有些孩子会通过自我伤害或是违法行为来塑造他们负面的自我形象，而另一些人则不自觉地用情感甚至身体上的各种症状来惩罚自己——就像卡拉时常会头痛一样。
黄金孩子
有些酗酒者的孩子被迫成了替罪羊，也有些则被迫承担起家庭英雄的角色——“黄金孩子”。这种孩子，因为被迫肩负起重大责任而被父母和外界的赞赏包围。表面看来，这种赞誉似乎赋予了这些英雄式的孩子一个积极正面的地位，比起家庭的替罪羊可好得多了。但事实上，不论是童年生活被剥夺，还是小小年纪便沦为家中的顶梁柱，孩子们的经历何其相似。不管是童年时期还是成年以后，黄金孩子一直在强迫自己去完成难以实现的完美目标，丝毫不敢松懈。
几年前，我在自己主持的一档电台节目中接到过一通听众来电，对方名叫史蒂夫，是一名化学研究员，他说：
我觉得自己停滞不前。我四十一岁，事业有成，但最近却忽然变得优柔寡断起来。我现在研究的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课题，可我竟无法集中精神。很多人都指望着我呢，我却好像石化了一样。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成功者……你知道吗……全优生，美国大学优等生协会
会员。我从来都是个积极进取的人。但是现在却瘫软了。
我问他，他的生活中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了这些变化的发生。他说他的父亲因为严重的肝损伤刚刚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他的回答给了我一些线索，于是我继续问他，他的父亲是不是酗酒。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答道，自己的父母都是酗酒者。史蒂夫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埋头苦读，并最终使自己成为成功者中的佼佼者，他是在以这种方式来抵抗家里的喧闹躁动。
小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是神童……我的祖父母、老师们，甚至我的父母……在他们没有喝醉酒的时候。我曾是完美的儿子、完美的学生，在此之后是完美的科学家、丈夫和父亲（说到这儿，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真的厌倦了一直以来自己的完美形象了！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史蒂夫便承担起自己力所不及的重任，并以超越自己年龄的成熟解决了所有问题，获得了大家的赞赏。他没有被当作一个天生具备价值的人来对待并由此建立起自尊核心。他的自尊来自外在的赞美、奖励和分数，而不是内在的自信。
他的动力或许也包含了补偿的因素。通过让自己出类拔萃，史蒂夫或许无意识地想要抵消自己父母的不足。
我告诉史蒂夫，父亲的病情让许多他没有做好的事情重新浮出水面，我了解他的痛苦，但也认为这对他来说正是解决真正关键问题的大好时机。我要他直面这样一个事实：成为家庭英雄其实是他应对糟糕童年的非常手段。不幸的是，他从未学会如何让自己松弛下来。现在，很多年过去了，他对自己生活各个方面的完美追求终于令他瘫倒，许多完美主义者都有这种情况。
在我的敦促下，史蒂夫同意接受专业咨询师的帮助，除了帮他渡过目前的困境，也可以平复他被剥夺童年的创伤。
“我必须时时掌控局面”
酗酒家庭的环境以及家长的性格既不可测、也不稳定，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无不深受其害。为求自保，他们的成长往往伴随着一种强烈的需求，希望生活中的所有人、所有事都尽在掌控。面对儿时的无助，格伦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成为控制者，虽然他很怯懦。
每次交到女朋友，我似乎总是在我们关系很亲密的时候甩了对方。我想我是害怕自己不甩对方，到头来就会被对方甩吧，所以这是个保持控制权的办法。直到现在，我也常常告诉妻子和孩子如何做好每件事。我就是忍不住，家里就得我做主才行。我开公司也是一样。我也不会朝谁叫喊，但员工总是知道什么时候我不高兴。他们说我让人扫兴，气得他们要发疯了。但公司是我的，不是吗？
格伦相信，只要能掌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就不会再次遭遇童年时混乱癫狂的经历。当然，自信的缺失迫使他寻求其他的控制之法，于是他选择借助一些操控别人的手段，比如故作愠怒或是挑剔斥责，并且已运用得颇得要领。
不幸的是，格伦操控他人的行为使他关心的人疏远他，甚至心生怨愤。和许多酗酒者的成年子女一样，控制他人的需求造成了格伦最害怕看到的结果——众人的排斥和背离。讽刺的是，童年时为了对抗孤独而采取的防御措施却正是成年后令他感到孤独的祸端。
如果你是酗酒家庭的成年子女，那么你家很可能与史蒂夫家双亲酗酒的情况不同，在你家中上演的戏码里只有一位家长是嗜酒成性的酒徒，另一位则不是。近年来，我们对这种家庭关系中的非酗酒伴侣的角色开始有了更多的了解。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这种伴侣被称作“助人者”或是“共依存者”。
尽管酗酒者给家人造成了诸多痛苦，他们的伴侣却不自觉地对他们的滥饮予以支持。通过默许，共依存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们愿意为伴侣的破坏性行为所带来的伤害收拾残局。共依存者或许会唠叨、哭诉、辩解、抱怨、威胁、给出最后通牒，但极少有人愿意表明足够坚定的立场来促成任何意义重大的改变。
回到之前卡拉的个案。她的治疗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进展。我想亲自体验一下她与父母的交流方式，便让她邀请父母来参加一次咨询。他们来的时候，看得出来卡拉的母亲有些沮丧。卡拉请她前来似乎令她心生愧疚。当我谈到卡拉童年的痛苦经历时，她的母亲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我真的很羞愧。我知道对她来说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卡拉，我很抱歉，我真的不想伤害你的。我一定努力戒酒。如果你们需要，我甚至可以配合治疗。
我告诉卡拉的母亲，心理疗法对纠正酗酒及其他成瘾行为是完全没有效果的，除非能与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十二步戒酒计划”相结合。卡拉的母亲恳求道：
苏珊，求求你，不要让我去嗜酒者互诫协会。我愿意为卡拉做任何事情，只要不是让我去嗜酒者互诫协会。
就在这时，卡拉的父亲愤怒地打断了她：
妈的，我妻子才不是什么酗酒者呢！她是个很棒的女人，不过是偶尔喝两杯放松一下而已。像她这样偶尔喝点的人多了去了！
我请他正视卡拉母亲的行为以及他的不作为对女儿造成的巨大伤害。他大发雷霆：
我的事业非常成功，家庭也非常美满，为什么你非要把这种事情扣到我们夫妻头上来？专心管好我女儿的事情就够了，不要把我们扯进来！我女儿付钱给你是叫你照顾她的，可不是照顾我们。我们俩可不需要你来添乱。好吧，或许我妻子是比一般人多喝了那么点酒，但她自己可以解决。实际上，喝上几杯之后，她整个人都变得好相处多了呢！
卡拉的父亲拒绝再参加任何治疗活动，但她的母亲最终同意参加嗜酒者互诫协会，也同意接受专业心理咨询。接下来便是一连串有趣却也不算出人意料的事。在卡拉的母亲戒酒期间，她的父亲出现了严重的胃肠问题，而医生却无法对此做出解释。
很明显，我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衡。卡拉的父亲只有在完全否认家庭问题存在的前提下才能生活并发挥自己的作用。酗酒家庭的运转基于一种危险的平衡，每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被指派的角色。一旦卡拉和她的母亲开始积极地解决她们的问题，整个家庭便会受到强烈的冲击。卡拉的父亲作为忠于家庭、无私奉献的典范在邻里间备受赞誉。卡拉记得不止一名家庭成员说过，她的父亲慈悲又忍耐，简直如同圣人一般。而现实中，他是一个典型的共依存者，通过矢口否认自己的家庭存在问题，放任妻子变成一个可怜的酒鬼。与此相应，他自己也从中获得了力量。在她喝得醉醺醺、不省人事的时候，他却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支配整个家庭。
卡拉和母亲继续一起过来做家庭治疗。卡拉的母亲开始意识到，她丈夫的自尊来自于他在家中独揽大权的地位。妻子的酗酒和女儿的心理及情感问题使他成为家中唯一称职的成员。尽管卡拉的父亲对外界摆出一副强势模样，其实和许多共依存者一样，他的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和大多数人一样，他所选中的伴侣反映了他内心对自己的真实感受。选择一位有所不足的伴侣会让他在比较中产生优越感。
卡拉的母亲目前正在逐步摆脱酗酒的不良习惯，与女儿和丈夫的关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而她丈夫的肠胃问题无疑还会继续下去。
虽然同为共依存者，格伦的母亲与卡拉的父亲却有所不同。格伦的母亲完全承认丈夫酗酒给家庭带来的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虐待子女问题，然而，她却没有能力也不愿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正如格伦所说的：
我母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可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为什么父亲那样残暴地对待我们，她却坐视不理，为什么她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打却无动于衷？肯定有什么人是帮得上忙的，而她却不去求助。现在她又唠叨个没完，不停地说：“你们不知道对那个时候的女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你都要站在丈夫那边。那会儿和现在不一样，没人会把这种事情拿出去说。我能去哪儿？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格伦的母亲只是被家中的混乱状况压垮了。她的无助，连同她扭曲的忠诚感，让她对丈夫肆无忌惮的暴行予以默许。和许多共依存者一样，格伦的母亲其实是将自己变成了孩子，而家中真正的孩子则因此失去了庇护。直至今日，格伦仍然挣扎于自己对母亲的矛盾情感：他既想救助孩子般的母亲，又因她身为母亲却未尽其责而心存怨愤。
酗酒家庭极少会有童话般的美好结局。在理想的世界中，你的父母会为自己的酗酒行为负起全部责任，参加治疗项目，最终戒酒成功，清醒地面对世界。他们会承认曾给你的童年造成恐慌，努力成为有责任心的、慈爱的家长。
遗憾的是，现实与理想往往相去甚远。酗酒、否认以及歪曲现实等诸多问题常常在父母一方甚至双方去世之后依然留存。许多酗酒者的成年子女热切地期望他们的家庭生活会神奇地演变成“奥兹和哈里特”
模式，但这样的期望最终只会让人大失所望。格伦对这一点的领悟颇为心酸：
大约在一年前，我父亲第一次对我说他爱我。我给了他一个拥抱并表示感谢，但不知怎么，这并不足以弥补这么多年来他说我差劲对我造成的伤害。而讽刺的是，我一辈子都在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格伦最终得到了自己长久以来翘首以盼的“我爱你”，但这还不够。这句话令他产生一种空虚感。父亲不过是说说而已，并没有采取实质的行动——他仍然酗酒。格伦的错误在于，他一直在等待父亲做出改变。
如果你是酗酒者的成年子女，那么请你记住，掌控自己生活的关键在于：如果不能改变父母，那么就自己做出改变。你的幸福没必要仰仗父母。即使他们一成不变，你一样可以战胜童年时期遭受的创伤，并摆脱他们对你成年后生活的控制。你只要坚持努力就好了。
在此，我想对我所有来自酗酒或吸毒家庭的咨询者们提个建议：加入酗酒者成年子女联合会或是类似的组织可以使我们的治疗事半功倍，加快进程。这些组织可以为你提供极大的帮助。通过分享各自的经历和感受，嗜酒者和吸毒者的子女将会认识到自己并非孤立无援。他们将正视“客厅里的恐龙”，向“驱逐恐龙”的终极目标迈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