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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谈种族问题，除了对满之外，还得考虑对洋与对日。“种族”一词既可用来树立满汉矛盾，也可用来突出黄白对立，后一种划界就不单把满人，甚至连日本人也算在自己人一方。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知识界有把整个亚洲与黄色人种等同的共识，显示当时的“种族”概念仍至为模糊。连赴英受训练的严复也简单地把黄种与亚洲等同，把白种与欧洲等同。
章太炎则说：“天地以五大洲别生分类……故自唐尧以来，以里海乌拉岭为戎索，以绝亚、欧，以区黄人、白人。”
在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里，张之洞亦以为“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而亚洲之人“同为黄种，皆三皇五帝声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
既然把地理单位与人种单位混为一谈，又把人种与教化混淆，“民族国家”观念显然还未成形。
1897年末，有鉴于西方列强在东亚的扩张步伐加剧，危及自身，日本遂急于与中国修好，以释甲午战争前嫌。日本在华的公共关系活动，在官吏间争取到张之洞等人，也引起湖南维新分子的积极反应。
后者早已受黄遵宪《日本国志》之影响，以明治勤王志士为刻意模仿对象。围绕着光绪的帝党在外交路线上也有联日倾向，以和慈禧与李鸿章等人的联俄政策对抗。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占据旅大，在维新派和日本之间引发唇亡齿寒之共鸣。
在此期间，维新派提倡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黄色种族主义。梁启超于1897年6月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
章太炎亦于同年11月说：“呜呼！天特使日本盛衰兴替之际，前于今三四十祀，其亦哀夫黄种之不足以自立，而故留弹丸黑子以存其类也。”
在戊戌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保支论”，谓日本为报答濡汉化之恩，有义务招架住西方，以便让“支那”有充分的时间自强。
“百日维新”期间一份很重要的文献是康有为进呈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康并建议光绪用诏告天下的方式为维新运动拉开序幕，而其内容则几乎全部抄自明治维新的纲领——由明治天皇于1868年颁布的“五条誓约”。
伊藤博文在“百日维新”末期访问京师，甚至有人提议聘请他当中国的首相。在宫廷政变发生后，康、梁等人的逃亡亦获日本当局协助。
日本政界与思想界此时盛行大亚洲主义。在梁启超等人逃抵日本的前一年，孙中山已获日本大亚洲主义圈子的支持。1898年1月，日本贵族院（上议院）议长、东亚同文会创立人近卫笃麿发表全球范围爆发种族战争的预想，催促日本与同种结成联盟，致力研究中国问题，为黄白人种大对决做准备。
梁启超于该年抵达日本，并于12月在横滨出版《清议报》，其宗旨内列入“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一条，
在首期即提倡种战论：“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然则吾之所愿望者，又岂唯平满汉之界而已，直当凡我黄种人之界而悉平之……以与白色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
因1900年“自立军事件”殉难的唐才常也认为“今则骎骎欧种与亚种争之势”。
唐梁派的大同思想似乎有减退之势，连康有为也说：“夫我中国非可以国名也，不过黄帝相传之一族，所谓神明之裔者，凡我黄种皆是也。”而其成立保皇会之宗旨也写作“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
这里已开始把黄帝与黄种扯上关系。康有为由孔子而黄帝，乃因当时西方学术界有人提倡中国人始祖黄帝来自巴比仑之说（详后）。中国思想界进入对西方亦步亦趋时期，始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至今未竭。当时西方盛行的正是达尔文主义的种族理论。唐才常乃有“黄白智，红黑愚；黄白主，红黑奴；黄白萃，红黑散”之说，并认为根据进化论“由贱种进良种之为顺天，由顽种沦非种，由非种至亡种之为逆天”。
他因而主张黄白通婚的“通种说”。黄白通婚、淘汰黑种的构思后来被康有为纳入《大同书》中，通种的前提是两个种族地位对等，因此亦暗含黄、白两大人种在全球范围分庭抗礼之意。中国被打掉了的孔教天下主义，终于经由公羊学派之手，修订为黄白二色人种的“共同中心”主宰新“天下”的构想。
“大亚洲主义”是时鲜货，但其构想却非东亚人士原创，而是对世界潮流的回应。当时，同类的超民族主义论风行于世界各地，如“大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sm）、“大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大土然主义”（Pan-Turanism）。甚至出现“英美主义”（Anglo-Americanism），其实亦是同调变奏。到了世纪之交，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夕阳无限好，但已近黄昏。英国的帝国主义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希望美国能够接英国的棒子。他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移居美国，并于1899年在一份美国杂志上发表了《白种人的负担》（
White Man
’
sBurden
）一诗，勉励美国接受这个挑战。发表的日期与美国签署美西条约，并吞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同月，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地战争亦恰在此时爆发。吉卜林责成美国必须牺牲自己最优良的子弟，把他们谪戌于远方，替被殖民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童”的原住民服务，传授文明给他们，虽然做出牺牲的人不会得到好报，他们将“遭汝改善者之谴，为汝看守者所恨”。
这类“同文同种”思考就是全球范围黄白大决战预想的背景。
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制一图，用日耳曼神话里的战婢（Valkyries）象征欧洲各国，与背负佛陀的一条中国龙作战，以捍卫基督教的西方。
1900年之义和团事件无疑强化了西方人的黄祸论心理。在美国，排斥东亚移民的情绪由来已久，至1904年，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发表一文于旧金山市报刊，名为《黄祸》（
The Yellow Peril
）。他作为报道日俄战争的战地记者，从中国东北凤凰城发稿，谓人口众多又勤奋的中国人如受具有统治才能的日本人领导，对白种人的后果堪虞。他如此形容中国人：“如果不是他目前的管理不行，凭他本身就可以构成被广为预告的黄祸。”至于中日这两个民族：“很久以前，一方借了另一方的文字，又在此以前很久，说不尽有多少世代，他们从同一个根源处分化，那个根就是古蒙古种。”
1905年，日本重创俄国，令威廉二世又重新敲起黄祸论的警钟。1907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号令全部油白漆的“大白色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环绕全球，以展示美国的实力，他特别指出舰队司令进入远东地区时进入警戒状态。德国作家格劳托夫（Ferdinand Heinrich Grautoff）借此发表科幻小说《万岁》（
Banzai
），想象在未来的一场海上决战中，配备了秘密武器的日本海军在半小时内全歼美国舰队，随后日本远征军登陆美国的加州。无独有偶，英国作家威尔斯（H.G.Wells）发表科幻小说《空战》（
War in the Air
），描写在未来的一场美国与德国战争中，由中日两国组成的“亚洲邦联”已经掌握了优越的航空科技，遂对作战的双方进行空中偷袭。
1908年，上海出版了一部科幻小说曰《新纪元》，预想中国到了1999年已成世界超级强国，而匈牙利国内黄白种族纠纷长期以来围绕着该奉黄帝纪元还是基督纪元的问题，当欧洲列强支援匈牙利的白人，遂迫使中国做出军事干涉。在这场全球战争中，海外华侨占据了巴拿马运河，并在澳洲和美国西岸建立独立国家，触发美国参加欧洲联盟。作为黄种联盟之首的中国，先在南中国海对抗西方联合舰队，继而决战于印度洋和苏彝士（苏伊士）运河地带，最终则在阿德利亚（亚得里亚）海将西方列强击溃。
“该小说史诗般的规模是蒙古军西征的海上版。”
鲁迅在1908年描绘部分国人的心理：“吾尝一二见于诗歌，其大旨在援德皇威廉二世黄祸之说以自豪，万声而嗥，欲毁伦敦而覆罗马，巴黎一地，则以供淫游焉。”
中国积弱已久，如今居然能在白人眼里构成威胁，也是一种荣幸。梁启超在1899年应用新名词“人种”，满怀乐观地说：“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他列举中国人种的优点：“一曰富于自治之力也”，“二曰有冒险独立之性质也”，“三曰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也”，“四曰民人众多，物产沃衍，善经商而工价廉，将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权也”。
人口庞大、资源丰富、移民海外、善于经营、劳工低廉正是当时黄祸论者描绘的中国威胁。梁的新理论又一次证明了中国思想界已成西方思潮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