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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于2004年出版后，岁月匆匆，已历十载。今乘三辉图书约请再版之机，做与时俱进的更动，把原版的第八篇《飞蛾的沉默：美国大众文化里的“第三性”与东方人》、第九篇《缺乏“性”与“暴力”：非美国式人格》抽掉，另补上《公元1919年：有关“五四”的四种不同的故事》以及首次发表的《清季“世纪末思潮”之钩沉》两篇。在篇次上亦有所更动。
抽掉的两篇，是鉴于其内容已在2010年出版的《弑母的文化：二十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一书中获更完整的发挥，然该书卷秩繁浩，如有读者视从新版中删除掉的两篇论文为该书之简易版，仍可参考2004版，在此意义上，2004版变成了“古典版”。至于新版，因更动的幅度颇大，故称作“更新版”，比“修订版”来得贴切。
抽掉了上述两篇后，有关“心理”的部分似乎只由《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与情感构造》一文承担，故书名虽照旧，却移除了副标题。其实，新添的两篇史学论文是有关“世纪末思潮”的，而该时代正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期，现代文化里弥漫的心理话语化亦肇于斯。《公元1919年：有关“五四”的四种不同的故事》中提出的第四种故事就是从“世纪末”的角度诠释五四时代。它与第一、二两篇中论及的国民心理学、群众心理学和第四篇中的文明没落论、人种退化说为同一个时代氛围的产品。因此，该论文被编排在更新版中的第三篇。按此理，《清季“世纪末思潮”之钩沉》该紧接着才对，然该文与鲁迅研究有更密切的关系，因此将它排在原版的两篇鲁迅论文之间。
其实，这些文章加起来，是将从清末至民国前期的思想史整个地翻转了。对不知“世纪末思潮”为何物的治史者来说，这个历史意义的岩层是不存在的，而我在教授史学知识论的课程里，也常用这个例子来论证：史学知识的基础乃治史者是否知道有这回事，如果他不知道，就等于不曾发生。我在2002年的英文著作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中已专门从“世纪末”角度诠释五四，一份澳大利亚学报将它给了一位在美任教的港人写书评，她显然一生未听闻 fin de siècle 一词，遂说这本书的缺点是谈“五四”而居然不提“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这类茫无头绪固不限于虾米小学者，一位“中研院”所长级的同侪在久别重逢时问起：“很久不见，你的‘末世纪’研究得怎样了？”
中国现代思想史鸟瞰和鲁迅研究这两组文章的中分线是《历史学家的经线：编织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些问题》一文，也正是赋予全书之名的论文，但在书中却很难归类，其功能遂成为分界线。除了这些更动外，我在新版第一、二、三、五篇后面都加了附录，乃因为用了该四篇作为历史知识论课程的教材，遂将讨论题与老师的评语附在后面，望有助于对该四篇论文的读解。
孙隆基
2014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