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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于2004年出版后，岁月匆匆，已历十载。今乘三辉图书约请再版之机，做与时俱进的更动，把原版的第八篇《飞蛾的沉默：美国大众文化里的“第三性”与东方人》、第九篇《缺乏“性”与“暴力”：非美国式人格》抽掉，另补上《公元1919年：有关“五四”的四种不同的故事》以及首次发表的《清季“世纪末思潮”之钩沉》两篇。在篇次上亦有所更动。
抽掉的两篇，是鉴于其内容已在2010年出版的《弑母的文化：二十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一书中获更完整的发挥，然该书卷秩繁浩，如有读者视从新版中删除掉的两篇论文为该书之简易版，仍可参考2004版，在此意义上，2004版变成了“古典版”。至于新版，因更动的幅度颇大，故称作“更新版”，比“修订版”来得贴切。
抽掉了上述两篇后，有关“心理”的部分似乎只由《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与情感构造》一文承担，故书名虽照旧，却移除了副标题。其实，新添的两篇史学论文是有关“世纪末思潮”的，而该时代正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期，现代文化里弥漫的心理话语化亦肇于斯。《公元1919年：有关“五四”的四种不同的故事》中提出的第四种故事就是从“世纪末”的角度诠释五四时代。它与第一、二两篇中论及的国民心理学、群众心理学和第四篇中的文明没落论、人种退化说为同一个时代氛围的产品。因此，该论文被编排在更新版中的第三篇。按此理，《清季“世纪末思潮”之钩沉》该紧接着才对，然该文与鲁迅研究有更密切的关系，因此将它排在原版的两篇鲁迅论文之间。
其实，这些文章加起来，是将从清末至民国前期的思想史整个地翻转了。对不知“世纪末思潮”为何物的治史者来说，这个历史意义的岩层是不存在的，而我在教授史学知识论的课程里，也常用这个例子来论证：史学知识的基础乃治史者是否知道有这回事，如果他不知道，就等于不曾发生。我在2002年的英文著作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中已专门从“世纪末”角度诠释五四，一份澳大利亚学报将它给了一位在美任教的港人写书评，她显然一生未听闻 fin de siècle 一词，遂说这本书的缺点是谈“五四”而居然不提“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这类茫无头绪固不限于虾米小学者，一位“中研院”所长级的同侪在久别重逢时问起：“很久不见，你的‘末世纪’研究得怎样了？”
中国现代思想史鸟瞰和鲁迅研究这两组文章的中分线是《历史学家的经线：编织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些问题》一文，也正是赋予全书之名的论文，但在书中却很难归类，其功能遂成为分界线。除了这些更动外，我在新版第一、二、三、五篇后面都加了附录，乃因为用了该四篇作为历史知识论课程的教材，遂将讨论题与老师的评语附在后面，望有助于对该四篇论文的读解。
孙隆基
2014年6月13日
这本集子是作者近十年心血之凝聚。原本打算收入十篇曾在学报和期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在成书前予以增订改写。其中五篇改写的幅度很大，待到了交稿期限时，长度已经接近原来预计的十篇文章的篇幅，遂抽掉《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范围的考察》。它是宏观历史思考，是笔者纪念千禧年的研究计划，已在发展成书，因此没有再把文章改写的必要。
收入集子的《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1911》《南与北》属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围。第一篇曾发表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上，没有再做修订。第二篇的原型是1991年的一篇英文论文和1994年的一篇中文论文，目前则加以大规模的改写，并期待将来发展成英文书。第三篇则由1992年的一篇中文论文《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南与北》发展而成，但现今的内容大致上采自2002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的国民性：从国家格局到个体性》（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的第五章。
本文集中分量较重的是两篇鲁迅研究：《“世纪末”的鲁迅》和《是否该被“吃”掉？——鲁迅承担政治的难局》。后者的前身是1985年在美国发表的一篇中文文章，副标题是“鲁迅参与政治的难局”。前者则以中英文出现多次——1992、1994、1995、1996、1997年，最近一次则是2002年那部著作中的第四章——每次都有不同，反映出笔者对“世纪末”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至今亦不得谓完成，说得上是路途坎坷。难怪从无人从这个角度研究鲁迅。
《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与情感构造》是1991年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是我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续篇，保持了后者的理论框架，并加入了大量心理测验的材料。它由我翻译成中文，亦是第一次以中文的方式和读者见面。在写这篇文章时，笔者的思路仍停留在结构主义阶段。
《历史学家的经线：编织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些问题》的原文也是英文：“Historians’-Warp：Problems in Textualizing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但英文版至1994年才面世，内容稍为不同的中文版则已于1990年发表了。目前收入的是后者，除了原文中的“马来亚”被编辑误改为“马来西亚”如今把它改正之外，未再做其他修改。这篇主要是介绍后结构主义的史学方法，题目中“warp”这个英文字语带双关，既具织布机上的经线之意义，也具扭曲的意思。这个题目很别致，因此把它当作整本文集的正标题。
至于副标题，考虑的是我历来的研究方向是历史学和心理学并重。本文集除了《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与情感构造》一文外，心理学色彩比较浓厚的是《飞蛾的沉默：美国大众文化里的“第三性”与东方人》和《缺乏“性”与“暴力”：非美国式人格》。它们研究的内容是美国史，同时可归入心理学史范围。其实，有关鲁迅的那两篇都涉及心理学和心理学史；谈法国大革命的《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1911》则介绍社会心理学在中国的流传。
笔者可以保证的一点是：这本文集中每篇文章的角度皆独具一格，都是中国的思想和学术界少见的。
2003年11月13日
序于美国孟菲斯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