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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建国无关，也不具振兴文艺的功能，它主要是用现代化理性精神批判神圣与世俗的权威，以建立人的精神自主。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在批判中国的传统，尤其在打倒孔家店方面，具有启蒙运动的效应。然而，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似乎乃对原型的启蒙运动之进一步的补充。18世纪启蒙运动受到17世纪科学革命（尤其是牛顿的物理学）的启发，认为在社会领域里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自然法则，但这种理性精神却导至理神论（Deism），例外的是被边缘化的少数唯物论者，但他们的水平是17至18世纪的机械论。启蒙运动的另一启发来自17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但在社会领域里，启蒙思想也顶多走到开明专制论以及贵族与君主抗衡的三权分立说，只有左翼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推崇共和政体。相形之下，有了20世纪的水平，“中国启蒙运动”在科学和民主两方面的意识都大大地提高了。
“中国启蒙运动”如果只是手段，而目的是为了救国，它的性质就已异于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但五四时代的破坏偶像，仍可与西化冲击下的非西方世界同类运动相比较。到了近现代史民族主义汹涌澎湃的时代，批判传统、破坏偶像之举往往和救亡运动连结在一起，因为，欲使自己的国家生存于现代世界，必须打倒不利生存的传统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环就是福泽谕吉等人的“文明开化”运动，而其结论则为“脱亚入欧”。韩国在爆发“三一运动”前，已在进行“爱国启蒙运动”，事实上，后者是为前者铺路（但在上一节，我们也曾把“三一运动”期间的文化运动当作“文艺复兴”，由此显出它的两可性）。
“五四乃启蒙运动”的借喻为西化知识分子所喜，亦为西方的五四学者所偏爱。例如，舒衡哲即以罗家伦代表五四正宗，认为他以“一切旧价值的彻底评估”作为“中国的启蒙运动”的定义乃最为接近五四的精神，并非难胡适的“五四乃文艺复兴”之命题，认为它颇迎合战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将五四琐碎化的意图。
但罗家伦在1962年其实是翻炒了他的老师胡适1919年的旧说，当年胡适正是认为现时代乃尼采所谓“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时代。
该口号变成了胡适自己的，他一生不厌其详地重复着它。在1926年他认为这句话最符合“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精神。
到了晚年，他仍认为尼采之语“大体上能涵盖我们的运动”，而它的一个原则就是“再造文明”。
然则，“一切旧价值的彻底评估”到底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呢？
两者皆非！尼采既非欧洲文艺复兴中人，亦非欧洲启蒙运动中人，而是欧洲“世纪末”的思想大家。或许有人会说历史时代的称号都不该一刀切，有不少运动是承先启后的，在精神上可以互相连接，在不同的时代只是换了不同的名称，其实是殊途同归。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以理性为名动摇了旧王朝和它的支柱基督教会，19世纪末的大批判则腐蚀了所有的权威，朝全盘世俗化的现代更迈进一大步。这种说法固无不可，但却无法顾及各时代的特性。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理性时代，欧洲的“世纪末”文化却是非理性主义的渊薮，它腐蚀旧社会价值的方式是崇尚本能。18世纪启蒙运动的信念是乐观的人类直线进步论，而“世纪末”流行的则是悲观的文明没落论。启蒙运动乐观的进步论为资本主义经济成长论和社会主义所继承，而“世纪末”则是过度心理学化（尤其是对变态心理兴味无穷）的现代文明之滥觞。两者岂可混为一谈！
五四时代的偶像除了尼采之外，还有易卜生（Henrik Ibsen）。在他的影响下，鲁迅和胡适都用了祖传梅毒的意象来攻击中国传统。我们不论如何牵强附会，都无法将易卜生归为“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中人。梅毒是名副其实的“世纪末病”，它是文明颓废及没落的一个借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