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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爆发“文化革命”这段期间正好是左联的形成期，它在形式上模仿1928年成立的“拉普”（RAPP）或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这有助解释左联的极左倾向。问题在于：联共是已经在俄国全面夺权的，而当时的中共则在未夺权的情形下搞与旧文化界决裂，自然它不能配合下层建筑的革命，而顶多做到“狠抓上层建筑”，在受压的恶劣环境下经营文化霸权。
左联全盘否定五四的契机是由批判“第三种人”触发的。1931年底，“第三种人”的代表胡秋原提倡发扬五四精神，首先遭到左联的《文艺新闻》批判。
1932年3月，茅盾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会提出的报告里指出，自五卅运动以来，五四的口号和思想都成为“时代落伍”，如今它只扮演反革命的功能。
至5月而有瞿秋白之《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一文。
瞿秋白命题是把五四当作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但如今资产阶级已经向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投降，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继续推动新的文化革命。1933年，瞿进一步提出中国思想界两次大分裂的命题：第一次发生于辛亥革命，完成于五四；第二次由五四至五卅，完成于1927年。
换言之，瞿秋白命题视1927年国内第一次大革命为历史辩证法里“否定的否定”之高潮，无疑，它是一个比五四更重要的分水岭。
左联指导精神里这种断裂式的思维，除了苏联“文化革命”的影响之外，可能还有福本和夫的“分裂结合论”之痕迹。
这股日共内部的极左思潮，在1927年——亦即在斯大林发动“文化革命”之前——已受共产国际的批判，但它对中国左翼文坛的影响是可以感到的：1927年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的第二代从日本回国，立即就对代表五四的鲁迅开火，即其征候。
在今日的“后殖民主义批判”还没有否定五四之前，在30年代的中国已经有打倒五四的尝试，而这两种尝试都是从“党八股”出发，它们有助于我们熟悉这些新旧“党八股”更甚于理解五四。在30年代，中共与南京政府正在进行第一次内战，并受共产国际“第三阶段论”的指导，认为处于世界革命前夜，世界已经两极化为两大阵营，而国内则出现双重政权。
在这个总气氛下，否定五四变成风尚，受濡染者不限于中共党员，因此称之为一种激进的时代精神毋宁更为适切。
当时连亲国民党的哲学家叶青（任卓宣）都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为一连串的“否定”：由戊戌年至五四为第一次否定，自1927年起，另一次否定已轫始，因此思想界必须批判五四时代的欧化思想。
郭湛波在其带权威性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里，索性令有五四运动的1919这个年份消失。而把1927年升等为大分水岭，因为书中把1894至1911年划分为宗法封建思想时代，把1911至1927年划分为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其特色为五四反传统和西化思想，而自1927年至今则为社会思潮时代，以马克思辩证唯物论为其主流。
令五四消失之故技亦为上海大学的蔡尚思教授所重施。他将近30年思想史分为三期：1894至1911年为“正”，乃犹具封建色彩思想支配的时代；1911至1927年为“反”，占支配地位的是带资本主义色彩的思想；由1927至今则为“合”。主流思想带有很浓厚的社会色彩。
1939年，在今日五四的官定版形成的前夜，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李何林仍认为：从1917至1927年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盛开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萌芽的时代，从1927至1937年则为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盛开的时代。
当“党八股”已堕落为不经大脑的念符咒之时，五四的恢复名誉却正在进行中。这个运动于1936年已见端倪，源于共产国际的总路线之转变。自从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以后，共产国际开始醒悟到极左路线的失误，并了解成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迫切性。这个思想亦反映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内。在1935年底，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一份油印的内部刊物把国际形势分析成两大倾向而非两大阵营的互争胜负：战争和革命，并宣称“凡是不愿意战争，不喜欢制造战争的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不是赞成马克思主义，也有了一个新鲜的亲密的结合”。
说“凡是”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有了一个新鲜的亲密的结合”固然是一厢情愿，但必须联合所有知识分子，不论他们赞同马克思主义与否的统战纲领，却说明了这个新任务与先前的左倾“关门主义”迥然不同。欲统战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最有效的口号莫如重新抬举五四运动。因此，在白区的中共理论家开始发动所谓“新启蒙运动”，而“启蒙”意象本身即以五四的先例为楷模。在上海的头号哲学家艾思奇即开宗明义地说：先前在五四运动中达到高峰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这和当前的运动有共同点，故称后者为新启蒙运动。
在北平的中共理论家陈伯达则说：五四的光荣斗争又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们都是五四的儿子，也是1925至1927年大革命的儿子。
陈伯达是于1936年9月与10月之间发动“新启蒙运动”，第一炮是在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上打响的。
陈伯达在1937年前赴延安，成为毛泽东的秘书。艾思奇亦于同年抵达延安，并进一步发展他对五四的看法，作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注脚。他在由其主编的《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五四文化运动的特色》一文。
该刊第一期却登载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把现代中国的“文化革命”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二阶段的里程碑除了建党之外，还有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6至1927年的北伐。第三阶段是1927至1937年的新革命阶段。第四阶段则是当前的抗日战争。
如此一来，“1927年”由原先的历史大分水岭被降级为始自五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底下的一个小转折。在这个历史意识的战略性重组底下，五四成为了大分水岭：在它之前，中国的“文化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在它以后，转成了由无产阶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导，而资产阶级则沦降为革命时期的态度摇摆的同盟军；但它归根到底是同盟军而不是敌军了。中共因此成为五四遗产的继承人，并把它重新定义为响应世界革命、俄国革命和列宁的号召才发生的，而它从一开始就是三种成分的统一战线：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者组成该运动的右翼）。
事实上，1940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总路线的迫切需求下，中共感到有掌握“五四”这份遗产的必要。这份遗产为中国所有的进步势力所珍惜。中共因此能在一个更广大的民族阵线中夺取领导权。自此以后，“五四”成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中共官方史学把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这一阶段定为“近代史”，其历史任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从1919到1949年为“现代史”，其历史任务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我在前面已论证：这并非中共和其他激进分子在30年代的看法，乃因为战时民族团结的需要，才将五四抬举到了中国近现代史大分水岭的地位，该地位的重要性远远超出知识分子喜爱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今日，虽然在后殖民主义批判下，五四又面临被降级的命运，但新的党八股即使在寻找贬抑对象，也实在没有必要把胡适一类人的重要性做不必要的夸大。我们不该忘记：五四受到最隆重纪念的地方是中国大陆，它是“青年节”，在台湾它是为人忽视的“文艺节”，而在香港它很少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