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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将“五四乃文艺复兴”的命题溯源至黄焕庸1915年致章士钊的一封信，并表示有同感。
在1917年，他又把北大学生杂志《新潮》的西文名称定为
Renaissance
。胡适认为是在他的影响下北大学生才把整个运动命名为“文艺复兴”。
至于“五四乃启蒙运动”的命题，余英时以为乃源自中国共产党在1936年的“新启蒙运动”。此后罗家伦把五四比作“启蒙运动”乃受李长之影响，后者认为五四时代知识分子肤浅，因此有“启蒙运动”不如“文艺复兴”之慨。
其实陈独秀在1915年《法兰西与近代文明》一文中已透露对法国启蒙运动之向往。
他创办的《青年杂志》西文名称
La Jeunesse
中亦透露崇法。近来则有李泽厚和舒衡哲等人提倡“五四乃启蒙运动”。
“五四乃文化革命”的命题不同于前两者之借古喻今，它是发生在五四之后，再回过头去“决定”五四之性质的。该命题最早见于瞿秋白1932年在左联刊物《北斗》上发表的《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一文。
其灵感来自苏联在1928年为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韧始而发动的“文化革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曾提出过“文化革命”的命题，乃指工人阶级必须透过旧知识分子的帮助提高文化水平，但斯大林的“文化革命”则是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决裂。
中共派出的陈伯达正好在苏联“文化革命”期间留苏，康生前赴苏联时则苏式“文革”仍然余波荡漾，因此，这段苏联史对了解后来中国的“文革”也是至关紧要的。但目前我们只用这个背景来协助五四的诠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