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自从进入现代以来，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诠释总不离西洋史的借喻，以便替国史树立声望，并借此申请获得世界史的会员籍。对五四时代之意象化亦不例外，它因比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获得中国现代史上的中心地位。近来，“后殖民主义批判”已开始诟病这类西化作风。但这类批判说穿了仍是西方思潮，它把五四“去中心化”，不过是把先前被五四主流排斥的本土化思想——例如：整理国故、梁漱溟、学衡派——予以大树特树而已。 20世纪末西方流行的学术时髦是让妇女和黑人的偏激分子把“启蒙运动”打为白种男性的运动，我们的本土化论者是拾了他们的牙慧。

否定五四是“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者其实仍摆脱不了西方中心之心态，留学美国的他们反刍在美国囫图吞枣的一套学术风尚，完全无视五四还有“文化革命”这一借喻。后者是苏联一脉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产品。这个借喻的影响是群众性的，其被接受的程度远较西化学院派象牙塔里的思想产品为广。 hr9TD5HrJZwCYQ401HdqeWlq97E9y0kBW7CJ27spxgFijTCXm1RedfTwX6Aja+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