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在北伐期间，攻击中共搞农民暴动过火者，继续诉诸“群众心理往往不受理性制裁”的命题。 蒋介石终于在1927年4月开始清党，共产党遭受沉重打击。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从革命前线撤退下来，汇聚在上海国际租界，用文化攻势开辟新战线，导致“革命文学”的诞生。梁实秋和“革命文学”打对台，不可避免地又以暴民心理立论：“现今所谓的演说，尤其是煽动罢工的领袖的演说，一个人全部的为感情所支配，讲者叫嚣暴躁，听者为之摩拳擦掌，结果往往是一个暴动。” 梁可能并未觉察这种论说的源头是吕邦，足以显示这种论说被大家当作定理般流传。

另一方面，“革命文学”则由肯定法国大革命，进而把群众政治正当化。1927年11月，作家蒋光慈发表小说，描写北伐期间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名曰《短裤党》。该名乃“无短绔党”（the Sans-culottes）的误译，指“恐怖时代”巴黎的革命群众。把历史当作讽喻，蒋光慈之原意是想借法国先例来赋予中国时事以历史光环。但他不知不觉间却用中国工人的英雄行动把法国先例的形象正面化。鉴于“恐怖时代”历来在中国的形象不佳，这种肯定实在十分需要、十分合时。显然，中、法两个革命的对话不限于前者单方面聆听后者，后者亦必须凭借前者才撑得起来。

蒋光慈之运用法国大革命讽喻，已摆脱吕邦式集体心理学窠臼，而明显地进入“阶级斗争”思考模式。在中国，被法国第三共和时期仲介化的“法国大革命”意象，和集体心理学同一命运——两者的影响皆止于20年代后期。 从该时始，中国革命转用俄国革命的意象成语包装。这种包装似乎更不合身。俄国“二月革命”后出现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两者并存于首都市内，只是两个街坊之隔，是谓前革命状态的“双重政权”，后来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内夺权，利用它的名义在十一月（旧历十月）间推翻临时政府，结束前革命状态，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中共则把在农村里割据也当作“双重政权”，把农村根据地称作“苏维埃”，但苏区内非但没有废除私有制，反而进行了分田。中共把自己当作“布尔什维克”，把托陈派当作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取消派”之中国翻版，又把俄国革命史上赤军白军内战的一页重写为中国革命史，称自己割据的武装力量作“红军”，把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叫作“白军”。

在今日，虽然以俄为师时代早已过去，但对辛亥革命与民初历史的包装，仍然透过在20年代末才形成的意义符号层次，而无视被埋在这个岩层底下，更接近当时实况的另一个历史意义岩层。在20年代末以前，中国人运用社会心理学框框和法国大革命意象成语，其广泛程度并不逊于后起的马列主义阶级分析和俄国革命掌故。一来，当时中国从皇朝转变成国家，大家关心的都是建国及如何形成国民共同心理基础的任务，把国家和社会搞分裂的阶级斗争理论不会有什么吸引力，这种理论在俄国革命成功前也不具说服力。二来，在俄国革命变成另一个楷模之前，世界各地现代式政治革命和共和国之缔造，总脱不了法国这个模范——甚至连俄国革命亦不例外。 当时的社会科学流行用心理学解释社会，与后来在中国代之而兴的唯物史观完全反其道而行，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这个被掩埋了的历史意义岩层进行考古发掘。

写后记

本写作计划源自1989年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但该年也是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瓦解之年，逾两年而苏联亦告解体，俄国“十月革命”的传统似乎可划一休止符。如果辛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延续，那么，1989年象征了世界史上“革命时代”的落幕。继起的时代有什么中心的特色，于今言之过早，但对前一时代做个总结却是恰当的。

本文曾用作某大学历史所必修课程《历史研究导论》阅读材料：

讨论题

根据本阅读材料，是有那么一个“法国大革命化”的民国革命（法国剧本、中国演员），但是否有一个“民国革命化”的法国大革命呢？这两个革命的对话，是互相丰富了对方还是局限了对方？无疑，民国革命也可借其他镜子反照出来，但如果任何镜子都没有，是否还有“民国革命”这回事？ rJu5LG8w6UkKDWhiz2HwKSD4eb/ZD7sIPa+eiE+flBtieJro1H+csb5ZNfS8Rw8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