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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势力都大获发展，它们先搞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而后由合作演变到分裂，国民党血腥清党，共产党搞暴动，政治和社会冲突都有步步上升之势。此时，吕邦的社会心理学又扮演了另一种角色，它从启蒙者的意念工具变成政治社会斗争的思想武器。我们已经领教了吕邦的国民心理学和群众心理学，看到它们如何在建国时期和五四时期影响了中国人的叙事。吕邦的另一门学说——革命心理学——则和蒋介石1926年3月20日的广州政变（通称“中山舰事件”）之触发有关。
孙中山在1925年3月去世后，蒋介石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一颗新星。孙总理在生命最后阶段已采联俄联共政策，并派蒋赴莫斯科考察，筹建黄埔军校。总理死后两个月，就爆发“五卅”反帝高潮，造成中国社会意识的激进化，把国民党推向左，党内外的共产党势力亦大大膨胀，而这股趋势又与谁继承总理的问题纠结在一起。在苏联顾问和党内共产党人把持下，继承斗争变成打击党内右派。至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清算右派的步伐马上加快，胡汉民和许崇智相继倒台，被逐离广州。此时，身为党军组织人的蒋介石乐于充任左派的打手，立即被提入中央领导圈子。
但去掉了廖、胡、许的中央只剩下汪精卫和蒋介石两人。蒋一方面是坐了直升飞机，另一方面他的处境实在不值得羡慕，盖其地位充分暴露，有如箭垛。蒋在党内之权力基础是黄埔的党军。汪在党内无权力基础，不得不尽量迎合共产党，拉拢他们当权力基础。反右的动量无疑仍持续，那么，中央只剩下了两个人，下一个被开刀的“右派”会是谁？——这是蒋不得不想的问题。
1926年1月国民党举行“二大”，乃左派的胜利大会。党内被镇压的“右派”势必要找一个代言人，蒋是当然人选。他们对蒋进行挑唆，而党内共产党人亦有攻击蒋是“新军阀”者。蒋的世界观遂转变：先前他有份参加并从中获利的“反右”，如今被他重新定义为“共党篡党阴谋”。在这段期间内，法国大革命的一些教训也在他脑海中猛然活了起来。根据蒋的日记，他在“三·二〇”政变前夕在阅读一本名为“革命心理”的书，并受其影响。该书毫无疑问乃杜师业翻译吕邦的《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
蒋在3月份记下：“三日看革命心理一书，至晚已九十八页，乃曰：‘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四日，尽日在校看革命心理下卷，因叹法国革命甲古班党［the Jacobins，一般译作雅各宾，山岳党为其极左派］以其信仰之强固嫉妒与残暴专横造成势力，故不可持耳。”杜译本在98页以前确实谈到“神秘之心理状态与甲古班党之心理状态”。3月5日条下则显示蒋震慑于“革命心理”，并思以迎合之，“看革命心理终卷曰：‘恐怖与憎恶二者，乃为暴动之动力，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一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为革命心理唯一之要素耳。’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唯一之要件，吾何能之。”但这个念头马上被被害妄想所盖过：“单枪匹马前狼后虎，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处境也。”
但蒋如此轻而易举地把“甲古班党”和党内中共分子等同，是继续了清末以来拿了法国剧本在中国配搭演员的毛病。“三·二〇”政变后，蒋在4月20日的一次黄埔晚宴上，向出席者交代政变原委，用下列比喻：
这差不多是和法国大革命经过的一段情形相同的。……拿不革命的话来加我反革命的罪恶，你想可痛不可痛呢。从前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要推倒一个领袖，诬害一个领袖，没有事实可证，就拿一句不自由不平等的话，来加他领袖的罪恶，利用一般失却理性的群众，来推翻他的领袖。现在这回几乎也拿反革命不革命的话，来加我的罪名，使得我不能革命，简直不许我革命。
蒋的日记5月9日条下则显示他“下午看法国革命史”。
这段期间，蒋心目中形成的“法国大革命”意象，可能是山岳党把国王、贵族、教士、吉伦特党都送上断头台后，还继续“反右”，直到把山岳党人也送上断头台。蒋担心汪精卫是“罗伯斯庇尔”，利用暴民，把变成“丹东”的他送上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