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心理”与“暴民政治”

欲了解吕邦对民国初政治的影响，必须将他放在更广泛的集体心理学的影响里面来考虑。在民国初年，集体心理学是政府部门通用的一个流行话语。在1912年6月参议院的一次会议中，某参议员发言曰：“民国初基，须以人民之心理为视听，于人民之心理合，则统一之势固。” 话里虽然含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古义，但用来包装的却是最时髦的集体心理学的词汇。在同月的另一次参议院会议中，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说服国会接受为袁世凯任命的国务总理陆徴祥，说外交官出身的他久居国外：“充任国务总理之人，必要深知国民心理之情势与外国历史之惯例，又必熟悉共和政体之真精神，然后始可以为总理。陆君在外甚久……” 但当民国初年大谈特谈国民心理学的时候，集体心理学的另一支群众心理学亦开始在中国发挥影响，而其用途多在反对过分民主上头。

吕邦的国民心理学流行始于清末，他的群众心理学则有后来居上之势。1907年，梁启超谋用“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接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来树立自己一派势力。 1910年，梁办《国风报》，却以言论节制为方针，盖“近儒之研究群众心理学者，谓其所积之分量愈大，则其热狂之度愈增……而当其热度最高之际，则其所演之幻象噩梦，往往出于提倡者意计之外，甚或与之相反，此舆论之病征也”。

吕邦认为“群众行为之大部分而论，其心意程度之低下，诚不待论”，而且群众心理是“古代遗音之所寄”，换而言之，乃朝种族进化早期阶段逆退之返祖现象。 吕邦的著作常用法国大革命的“暴民政治”来印证群众心理之原始。至世纪末，全民普选在西欧各国趋于制度化，吕邦学说亦多少反映精英阶层对群众政治之恐惧。

在辛亥年（1911）农历九、十月间，亦即武昌起义的凌晨，康有为已在大谈特谈暴民心理：

心理之学，喑呜一声，众则随之，始或惊或默，及哄然同声，不必辨其所由，而忽忽随之于不觉。……盖人固有情，以情感情，同出至诚，则如传染矣。天下智人少而愚人多，一智人提倡之，则众人和之，其智者则有为为之也，其众人不辨得失是非，而滔滔从之，及人众既多，则以多自证，以同自重，益觉理之不可易，而气之益昌矣……感情之相动、热力之相吸，以多为信、入于大迷，岂复能研事理、别得失哉？法国大革命之乱，百日而死人百二十九万，频乱垂八十三年而后定，饮狂药乱执刀之效也。

康有为不一定知道：他这段话里包括了社会心理学里的“暗示”“模仿”与“同情”这三个机制。他并没有标明这些概念，反而反映出它们之流行，渗透报章政论公告文牍范围之广，以及在当时被当作社会科学的真理。

“群众心理”与“暴民政治”很快就变成民国政治成语。民国甫成立，袁世凯和国民党仍在蜜月阶段之时，康有为却敲响警钟：

故今者国民惴惴恐栗，或且悔祸，皆谓革命之举，以求国利民安，不图共和之后，反见国危民悴也。……长此争乱，全国涂炭，将酿第二革命之祸。法大乱八十三年，幸而能保，墨大乱三百年，削地万里，至今未已也。盖共和为平民之政治，所可虑者，暴民为政，贻国势险危，此乃欧美之恒言，而今已爆发于吾国也。

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从长期流放地日本返抵祖国，在1912年11月15日的归国演说词中，就唯“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

在刺宋案发生后，梁启超派的张东荪写道：“夫幼稚之国其国民能力薄弱，必有一二有能力者，使居国家机关，以为国民多数之率导……苟多数而为不肖，固不及一人之贤也。袒护盲目之多数，以养暴民专制，李本曰belief of unconscious origin and independent of all reason，can never be influenced by reason（Lee Bon， Psychology ofRevolution ，p.17）。” 袁世凯在1913年10月10日莅任正式大总统典礼的宣言中也说：“乃本年七月间，少数暴民破坏统一，倾覆国家，此东亚初生之民国，惴惴焉将不保。” 1913年底，袁世凯解散国会前夕，指责“主张共和之人，托共和政治之名，行暴民政治之实”。

梁启超并不赞成袁解散国会，但在国民党“二次革命”期间，却曾在他的《庸言》上悲叹“革命成为一种美德，名誉归之，及既成功，而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躁进之徒，以此自阶……此种谬见深中于人心，则以极危险之革命，认为日用饮食之事”。 1914年，国民党的胡汉民则替“暴民政治”辩护：

近年一般政客所极端排斥以为吾国政治之恶现象者，曰暴民政治也，曰约法亡国也，曰国会捣乱政党捣乱也。……凡所反对所排斥者，不曰于对彼不利，而曰强有力之政府所不容。……政府者……以集合之心理自规律其行动，而有法律。……而其源本则在于人民……故就民主国政治论之，与言强有力之政府，不如言强有力之国会。

胡汉民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民国初期国会提出的政府必须“以集合之心理自规律其行动”的要求。他针对《庸言》报之“奇谬之谈”，揭露进步党的暴民政治论乃替袁世凯的野心服务。

野心家和政客们贬抑群众心理，或别有用心。真正坚信群众心理乃堕落而永不超生者，反而是启蒙思想家。鲁迅在1918年提倡“个人的自大”，反对中国人向来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说中国人以为凭“数目极多，只需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他又从群众心理学谈到吕邦的国民心理学：

法国G.Le 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

吕邦此说在当时很流行。高语罕亦认为国民劣根性：“又何一非吾祖宗相传之心理耶？” 五四时代思想界流行易卜生的《群鬼》，用父传梅毒意象来比喻传统思想之毒害，喜为鲁迅、胡适等人引用。

陈独秀对鲁迅所谓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亦有同感。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游行示威事件，陈虽然积极支持，但仍于6月8日写作《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提出警惕：“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理性……当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这是因为群众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

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现代群众政治在中国首次登场。该运动常被史家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但如用对“群众心理”的态度为石蕊试纸，则可试出两者简直乃酸碱之别。五四事件发生的同年8月，胡汉民指出吕邦思想在中国被扭曲：

这次北京上海以及各地起的爱国风潮，也有人说“不过是一种无意识的群众心理的举动”……然而吕邦并不轻视群众心理……与我国官僚的见解，大不相同，他说：“群众就着自己不甚理解的事，奋勇健斗，视死如归，断不能说他是利己心的指导。”

胡氏认为“拿这次爱国风潮来说，在罢课罢市的期间，群众有那些忍耐、热诚、牺牲、自制、平和种种好处，都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吕邦在当时权威性很高，胡氏不得不引用：“吕邦认现在时代是个群众时代，他对于二十世纪的趋势，是看得明了的。”但胡氏不以吕邦否定法国大革命为然：“法国这几十年，共和政体已甚巩固，这番欧洲大战，更是发挥他民众政治的精神，吕邦说［法国革命］是无味的招牌，恐怕大多数法国人是不承认的。”胡氏自然是以法兰西共和国讽中华民国：“我们挂的招牌，同法国一样，我们店子里的货品，就更比法国不如。……吕邦说招牌是个名是没用的。我的意思不然，有了一个公认的名，就有了是非真伪的标准。……到了洪宪改元，要做他的皇帝，便立脚不住。”

吕邦在中国的确被“各取所需”，也由于其思想体系内含有不同话音。吕邦一方面把群众心理和犯罪心理等同，另一方面又把它和宗教心理等同，于是“群众心理”同时表现为兽性和无私性。胡氏既肯定群众心理的无私，认为只需改造群众“无理性”一面便可，假以时日，他们“感情的信仰”会进化为“知的信仰”。胡的说法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理性群众说”（the rational crowd）。

五四事件后，中国知识界普遍出现对“群众心理”的“欣快症”（euphoria）。有人说“群众心理有抵抗强烈压制之能力”，又“为国家生存发达不可缺乏之要素”，因此有“去其缺点而存其优点”之急务。 有人主张“把群众的心理弄成个好状态”，盖“法国学者黎朋（吕邦）以为官僚和政府少不来人民之一种合法的反对”，因此群众必须养成“抵抗力”云云［吕邦可没这么说］。 《新青年》上一位作家则替“乌合之众”和“群众心理”辩护。 “欣快症”最显著者，莫如《晨报》派驻莫斯科通讯员瞿秋白——他用佛学唯识宗的构思，把“十月革命”当作宇宙“心海”最近涌现的一股海啸巨浪，而莫斯科则处于它的“涛巅”。瞿把“社会心理”和“群众心理”两词互用，宣称“社会革命怒潮中的赤都只是俄劳动者社会心理的结晶”。 同时，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亦引用吕邦，说“革命是群众心理的结果”。

在瞿秋白和朱谦之都呈现对群众心理欣快的症状时，瞿的同志陈独秀则正在与朱的同志区声白展开“群众心理”论战。陈在当时已经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之总书记，与无政府主义争夺青年群众。区全面肯定“群众心理”，陈则站在列宁式革命精英主义立场上，指责区想用“盲目的群众心理……造成一个可恐怖的社会”。 陈其实骨子里仍是启蒙者高高在上的姿势，他否定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也跳不出当时的一般见识。当时抱同样姿势的还有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说革命时代是“发挥兽性光大野性的好机会”，因为“群众的心理”退化成为“非理性的”。 陈和余无疑更接近吕邦的原意，但法国革命史学者乔治·鲁德（George Rude）指出：吕邦从未曾真正研究过历史性群众，而是患了“以论代史”的毛病。 VlSHJJhooQdzvPCz20FGk0WqWxpOXVB1kFIPcF7Pk7a6HD44szsylJj+Oldv2eZ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