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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镇压“二次革命”期间，宣布国民党为非法乱党，在国会另以汤化龙、梁启超新组的进步党代之，并让该党组内阁。梁自清末以来，一直用“开明专制论”抵制革命思想，至民初则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国民党的地方分权论，因此与袁世凯的大一统构想合拍。梁于1913年6月在《庸言》上发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批判国民党“二次革命”，自然又脱不了法国大革命的讽喻：
自民国建号以来，仅十余月，而以二次革命闻者，几于无省无之，其甚者则三四次（如湘如蜀），乃至七八次（如鄂）。最近则江西之叛［指李烈钧起义］，尤其彰明较著者也。……夫言革命言共和者，必以法兰西为祖之所自出。然法国自大革命以后，革命之波相随属者亘八十年。其最初之十余年间，则丹顿［Danton，一般译作丹东］、马拉［Marat］、罗拔比尔［Robespierre，一般译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迭擅神器，陷其国于恐怖时代者逾一纪。后此中美、南美十余国踵其辙……最近则墨西哥两岁之间，三易其元首矣。
但这段话微妙之处在于用“山岳党”影射国民党之同时，也攻击“拿破仑”，而且，把一般历史上只算在“山岳党”或雅各宾党人账上，顶多一年的“恐怖时代”说成是“逾一纪”，亦即连拿破仑时代也包括进去。梁支持袁统一国家，但并不支持他的帝制复辟。当袁的称帝野心于“二次革命”后趋于明朗化，梁就和他的学生蔡锷密谋倒袁。
但这是梁启超和袁世凯闹翻了以后的事。国民党的胡汉民在1914年有一篇驳斥梁启超之流的文章，针对他们对袁世凯的吹捧予以批判，其中少不了“拿破仑”的讽喻：
论者辄举法兰西内阁更迭频繁，谓国会权力过大，而法以不强。……而言者偶及法制，辄谓弱国为不足师，于其立国变政之本末都不深考……论者胸中横亘一天亶神圣之总统，唯恐以内阁制度，掩其万能……不知法非无当选之总统为第一流人物，尤非不顾置总统于内阁之下，无以见其才气为可惜。然为国本巩固计，则决不以彼易此，盖鉴于拿破仑第一［指拿破仑一世］拿破仑第三［指拿破仑三世］之前车辙故也。论者心目中之人物，犹视拿破仑第三远逊，而且野心与其暴行，则颇仿佛焉。
在民国初期，俄国革命还未发生，因此，中国革命可以运用的历史剧本，唯有英、美、法等国的革命，其中又以法国的最适切。在民国初期，几乎可以说中国人是在排演法国剧本，为法国角色在本国物色中国演员。“拿破仑”不做第二人想，由袁世凯对号入座。黄兴在1915年说道：“［袁氏］及至最后时刻，犹胆敢向世界宣言，不认自己有一点帝皇思想，复屡屡以追美华盛顿为言……一面则筹备种种诈伪方法，步武拿翁，已死之帝制，遂复活于袁世凯之手。”
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起事期间，一份讨袁的宣言也说：
［袁世凯］何图欺世之雄，窥见国民心理之所向，而思有以利用之，以遂其私。……灭国会、解自治、禁政党、毁约法。……共和绝不得返于帝制，法兰西流血数十年，卒以共和终其局，是其明证。……拿翁以拔山盖世之雄，毁千八百四十年之宪法，要求国民赉以自制宪法之权。翌年，以称帝一事下国民议，可决票亦达于七百八十万之多。拿翁当日固龈龈执此为民意之表示者也，逮夫悲凉末路，幽闭空岛。民意何在？曾不为之一援手耶。……法国恐怖时代之痛史，未由遏止。断头台高，革命宫冷。若路易十六者，死何足蔽其辜，吾人固无庸为之悼惜。独此生民之祸于兹为烈，而大乱所延，更不知何年何月方复太平之景象，为可痛矣。
这份宣言显然是把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的事迹混为一谈，袁世凯利用民意恢复帝制的手法无疑更为接近后者。但宣言又不可免地扯回到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之痛史”，似乎亦有各打五十大板之意。
在“二次革命”期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钊之持反对立场。在这里，我们必须抛弃党营史学的框框，把李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里。李在清末考入袁世凯嫡系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乃训练未来官僚之场所。既然关系到饭碗，李于1913年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期间，即为文替“官僚主义”恢复名誉，认为“一般人”非难官僚主义之“心理”不当，盖“即美以平民政治号于世界，近亦悟官由民选之害，而亦急急于规定任官制度，则侈谈民政而斥官僚主义者，亦可以醒然悟矣！”
说美国政治里“官由民选之害”，似乎指当时“城市政阀”（the city bosses）和“分赃政治”（pork-barrel politics）等弊端。如果按照当时国民党主张议会权重进步党主张行政权重的分歧，李大钊这个立场应该是同情后者。
发表《论官僚主义》一文之同年冬，李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获进步党党魁汤化龙资助，赴日本留学。
显然，李大钊与进步党关系密切。他当时发表一系列文章，步调也和梁启超合拍。刺宋案后国民党还未起事期间，梁于4月1日发表《暗杀之罪恶》一文，谴责暗杀之风。李则于5月1日发表立场相类的《暗杀与群德》一文，9月1日又继之以《原杀（暗杀与自杀）》一文。梁于1913年1月1日刺宋案未发生前曾著有《政治上之对抗力》一文，提倡培养反对党政治；李东渡日本后，亦于1914年11月1日发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
李之政治立场基本上与梁同，既谴责刺宋案，又不赞成国民党在南方起事制造国家的分裂。李虽谴责暗杀，却避重就轻，不触及袁世凯，反而用社会心理学，说宋教仁“死于群德之衰”。
盖“人类富于模仿……乃社会力之一种。今人轻身好杀，相习成风，自清季已然。……光复以还［指民国成立］，人心世道，江河日下”，但如“以暴力止暴力”，则只有“贻害靡穷”。
李大钊东渡日本后，于1914年发起组织神州学会，开始进行倒袁运动。他继续运用社会心理学分析，但其实是用法国大革命搞影射史学：
风俗之行，一缘暗示，一缘模仿……有如何之人群，斯产生如何之人物，有如何之人物，更造如何之人群。必有法之人群，始产拿破仑，亦自有拿破仑之人物，而后法之人群至今犹尚权诈。必有美之人群，始产华盛顿，亦自有华盛顿之人物，而后美之人群至今犹重道义。
但李之反袁并非等于支持国民党，而可能与进步党路线转变有关。他仍以国民党讨袁为“以暴易暴”，论证“依暴力不能得平和之理”：“盖政权之起伏于暴力间者，恒奔驰于极端之域。彼以力据，此以力攻，力之所冲，反动必起。……如此辗转，互应不已。”如果袁世凯是拿破仑，则国民党在李大钊心目中乃恐怖时代的山岳党：
法人之揭三色旗谋建共和也，固以民众幸福为职志。而政力相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遂至山岳之党，无绔之氓［按：Sans-culottes］，横握政权，残杀异己，不遗噍类，卒演成千古寒心之恐怖时代。而罗卜士比尔［今译作罗伯斯庇尔］等借口共和，励行专政，设革命审院［按：revolutionary tribunals］，诛非革命党员，王侯士女，中流士绅，惨被刑戮。创掩击（集众人于一处，发炮击之，谓之Husillades）、溺舟（载众人于一舟溺之，谓之Noyades）之极刑，用机螺金［按：guillotine］（刑具也，英、法、德诸国，素用以杀人，一七九一年医者机螺金改良之，劝立法会议采用，故有是名）之毒器，民众惊怖，亡窜流离，闾阎无鸡犬之声，妇孺罹虫沙之劫，毁及于陵寝，禁施于宗教，旧时典制，鲜有存者。无何，暑月变起［按：the Thermidorian Reaction，今通译作“热月政变”］，首雪诛夷，政力渐趋平和，法民获以少安。而拿破仑之帝制自雄，或即兆端于暴民横行之际。于斯时也，法人所享之共和幸福，果安有也。
李接着针砭始于1910年犹在进行中的葡萄牙革命：“葡人今犹不悟……徒演法兰西之惨史以震骇世人而外，他无所得。”这表面上与袁政府视墨西哥、葡萄牙革命为暴乱之论调相同。但袁之目的在树立一个皇帝，李做出同样指责，则正因为这种暴乱只是替拿破仑式专制铺路。李引用托尔斯泰的“历史上人物之势力，莫非群众意志之累积”之命题，断定“拿破仑”之成败“与夺之权，实操于群众之手也”。
李大钊既反对山岳党横暴，亦不赞许拿破仑称帝，乃吕邦式成语。吕邦左右开弓，把这两种现象当作拉丁民族劣根性的两个面相。李对“恐怖时代”的描写，也像吕邦在《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一书里的描写。该书于1914年翻译成日文，名《革命の心理》。
此时李大钊已经抵达日本。在包括上述《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在内的文章里，李大钊确实提到“法儒社会学者鲁彭氏，名今世曰‘群众时代’”。这个名词乃吕邦《群众心理》一书的导言之标题，而该书亦于同年翻译成日文，名《群集心理》。其时日本正从明治式寡头政治过渡到大正时代的议会内阁政治，因此“群众时代”一词或许变成时髦的口头禅也说不定。
李大钊是否“反革命”？我们该历史性地看问题。孙中山之成为辛亥革命正统甚至“国父”，乃1927年以后国共两党营建的正统史观之产品。在辛亥前后，孙中山派、黄兴派的群众基础都不广，也不具全国级领袖的分量。武昌起义并非同盟会所组织，事发后，孙阅美国报纸才获悉。清朝政府之垮台，是由于南方各省咨议局的立宪派倒戈——这些人思想上乃梁启超一路，皆非信念上的共和派，实有感于清朝政府之无可救药。因此，辛亥革命不是革命党夺取政权，而是南方各省纷纷对北京宣布“独立”。袁世凯当了总统，自然就是合法的“中央”，即使不为个人野心，为了建国，也无容忍南北长期分裂之理。至于孙、黄的“二次革命”则有地方派系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的嫌疑，因此缺乏大众支持，只有三省响应，旋即被扑灭。袁政权后来失去合法性，乃由于想在恢复帝制基础上完成国家统一。袁的倒台，导火线是梁启超与蔡锷之合谋，反映的则是更广大的中间分子之离心。在此意义下，当时的国民党确实有点像“唯我独革”的山岳党，而梁启超、李大钊、蔡锷等人则拒绝在“民国”与“国民党”之间画上全等号，如果要在法国革命史的剧本上对号入座的话，似乎可以算是为“山岳党”所排斥的其他支持共和国的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