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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各国派公使递国书承认新政体。1913年11月15日上午10点钟，法国特命驻华全权公使康德觐见袁大总统呈递国书颂词，其中有“中法两国共持民主自由高尚之趋向”等语，袁大总统答词中有“贵国政府以中法两国政体相同有种种特别关系”等语。
继与美国交换国书，双方并无共持相同体制之语，与日本则曰“同文同种”而已。但民国成立之年（1912），前清时代曾为上海立宪派机关报的《东方杂志》发表总编辑杜亚泉的《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一文，却冷静地指出：
国民心理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一国国民之间者也。……各国国民，皆各有其特殊之性质，彼此不能强同，是即所谓国民心理。……吾国民重事实而忽原理……美国法国之革命，皆以理想为之先驱，革命之后，政体遂变。我国之革命，自汤武以来，无虑数十次，仅于事实上驱逐暴君污吏而已。……论者每谓现今吾民国政治上，兵马权重而法律权轻，行政权重而立法权轻，与法美诸共和国之政治，颇异其趣，而予则以谓此等现象，殆国民心理之所构成。……然兵马之权，事实上之权，法律之权，原理之权。
杜主张调和两者，缔造符合中国特色的共和国：“……吾中华现实的国民，自不能以纯粹理想的共和政体，移植于其间。……虽然，理想者，事实之母也。……吾国人藐视理想，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数千年来进步之迟缓，概由于此。……［因此，必须］采欧人千余年来发明之原理，而以现实的心理陶铸之，则今日之所谓原理者，他日未必不著为事实。”
这里透露出西式“共和国”在目前只是一种希望，中国的现实是“兵马权重而法律权轻”。
翌年，国民党的《民立报》上亦出现一文，虽然亦力陈中国国情之不同，但仍不可免地以法国为参考：
昔吐克威尔［指法国的托克维尔］谓一国进化之原因，当求之制度，而鲁本［吕邦］氏非之，以为制度者，进化之结果，非其原因也。各国有特殊之民性，发而为特殊之制度者，于以成其特殊之文明。文明之肌髓、制度之精神，盖深蕴于其积千数百年相累而成之国民心理组织。故文明不可假借。……吾为共和国，法又一共和国，则吾之民性，又犹法之民性欤？……［假若中国］现行法国制度，其精神不特与拿破仑时代无异，亦且与路易十四时无殊。
该文亦暗讽当时正进行中的墨西哥革命，并显然运用吕邦的拉丁民族政治不上轨道的论说：“若夫学步邯郸，效颦西子，骛虚名而受实祸者，则有南美诸共和国在。……南美诸国以拉丁民族而采用英国民族之制度，致与其民性相戾故耳。”但该文不愿过分悲观，因此仍得出缔造具中国特色的共和国之结论：“民性为我所独具，则制度不妨为我所独创。”
但前立宪派和前革命派如此一唱一和，不啻对中国“国民心理”是否适合共和政体划出大大的问号。显然，“国民心理”乃万灵丹，赞成民国者可把共和政体说成符合“国民心理”，反对民国者亦可把共和政体说成与“国民心理”枘凿，甚至同一个人可在不同场合把它做因时制宜的运用。连清帝1912年2月12日逊位诏书中都在旧的天命人心说中夹杂最时髦的国民心理学词汇：“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
袁世凯政府的公文里，一直也都在采用当时最流行的社会学说，亦即国民心理学的话语。如前所述，这套由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吕邦提出的学说的素材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至于法国大革命这个讽喻，也同样被“各取所需”。
民国初期逃避不了法国革命这个讽喻。1912年，袁世凯与同盟会（后改组为国民党）因内阁问题起冲突，南方各大城市报纸普遍谴责他破坏法制，甚至含“效法拿破仑推翻共和国的野心”。袁于1913年3月派凶刺杀宋教仁，触发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在这段期间，袁接受西方记者访问，后者亦问他是否想仿效拿破仑，袁回答说：“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至下半年，袁消灭南方的革命派实力，至1914年中，又消灭在北方响应“二次革命”的白朗起义。革命党势力之败灭为帝制复辟清除了道路，一班清朝政府的遗老不明袁之意向，以为回朝时刻来临，蠢蠢欲动。袁不得不于11月下令“申禁复辟邪说”，痛斥逊清复辟分子昧于“世界大势”与“国民心理”。至1915年，袁以为自己称帝时机成熟，于是袁政府开始发出一些奇谈怪论。10月间，袁氏“因墨国乱事［指墨西哥革命］，亦以为强行共和非永久之计”，其政府操纵国民会议“响应”国民请愿变更国体，说：“此次国体请愿……已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又以当时进行中的墨西哥、葡萄牙两国革命造成之乱势做“国体不宜”的反面教材。但袁登基前夕爆发了云南蔡锷的护国军起义。12月29日，袁以“民意”名义讨伐，公告说：“主张君宪正为我国民真正心理之表现……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
孙中山派于“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于日本。1914年，他们在流亡的党刊上发表文章，称从法国革命史中吸取教训，并从中获得灵感和希望：
……袁氏虽名未帝而其实已帝矣，中华民国之名义今虽存立，而其实已亡矣。袁世凯之行为，盖举十八世纪末以来，法国波耳奔王家以及违誓自帝者之行为。其专横已极矣，然而其对外之态度，则法国之历史上，实未见有一如是之怯懦者……自十八世纪末年以来八十年间，法之元首，变更者十有一次。此皆以法国人民之力，打破专制之事例也：如七月十四日之事变，如十月五日六日之事变、七月二十六日之事变、二月二十二日之事变。其时法国元首，专制之手段，未尝不甚，而私党之势力，未尝不雄大也。一旦民心念怒，激而为变，轰然一声，去专制独夫，如摧枯拉朽者。……虽然，拿破仑一世与三世，亦始为总统，继乃自帝者，然其亡不亡于内国之国民而亡于外国。……法国人崇拜拿破仑者，历史家尝许之曰“错误的爱国”。……假使拿破仑一世，无对外之大战功，则法兰西之国民，绝不能戴之为帝。……袁世凯执政以来，其屈服于外国国力与金力之下，不敢稍作色焉，徒对于国内之人民，日肆其剥削，而对于人民中之稍有革新思想者，日肆其压制。路易十八世、霞路路十世［霞尔士十世CharlesⅩ之误］之专横腐败、压制人民，屈服外国，然而卑劣程度，尚不若袁世凯之十一也。
这几乎是拿整部法国革命史——从1789年的大革命，到拿破仑称帝、到王政复辟、到1830年的革命、到奥尔良王朝、到1848年革命，再到拿破仑三世称帝，最后到第二帝国的收场——作为中国革命的借鉴。
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云南起义一声炮响，南方独立，众叛亲离。连镇守南京的北洋台柱冯国璋将军亦于1916年4月16日通电袁，暗示他下台。他以袁记国民心理学之道，还治袁氏本人：“默察国民心理，怨谤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劝他的老上司最好“急筹自全之策”。
袁终于忧愤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