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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以前，梁启超摇摆于维新与革命之间，一方面与孙中山派暗通款曲，另一方面又受乃师康有为压力留在保皇会内。在1902年，梁歌颂法国革命女杰罗兰夫人之余，亦提出英法两场革命的比较：“英国革命之后，则宪政确立焉，民业骤进焉，国威大扬焉。法国革命后，则演成恐怖时代，常以血迹污染其国史……若是者何也？英国人能自治，而法国人不能也。能自治之民，平和可也，破坏亦可也，平和时代，则渐进焉，破坏时代，则骤进焉。不能自治之民，则固不可以享平和，亦不可以言破坏，平和时代则其民气堕而国以敝，破坏时代则其民气嚣而国以危。”
他把法国大革命当作参考，提出革命是否适合国民性的命题。“国民性”的讨论已明显摆脱公羊三世的普遍进化阶段论，采取特殊论的看法：
法兰西人……百年之内，变政体者六，易宪法者十四，至今名为民主，而地方自治与个人权力毫不能扩充，此拉丁人所以日蹙于天演之剧场也，若夫条顿人，则其始在日耳曼森林中，为一种蛮族时，其个人强立自由之气概，传诸子孙而不失。……盎格鲁撒逊人之尤优于他条顿人者何也，其独立自助之风最盛。
他在1903年又写道：“［法国］其国民之性情，乃与共和主义最不兼容。……自治者，共和政治最切要之条件也，而法人曾无所练习，百事皆仰赖政府。”
其弦外之音暗示中国国民性亦不宜实行民主共和。
梁宣称他受到主张“国家有机体说”的瑞士学者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影响。梁把一个比喻当作逻辑推论：“凡有机体之发达，必经自然之顺序，历尔许之岁月，又无他种故障以夭摧之于中途，夫然后继长增高以底大成。……泰西史家言法兰西当大革命时代，全国所产婴儿，率多癫痫，社会之现象，遗传于其群众之心理中者，如是其可畏也。”
这里除了反映当时流行的后天特征可遗传的拉马克生物学理论，还提到“群众之心理”这个簇新的概念。
其时，社会心理学正在西方与日本抬头，有学者认为它与国家有机体说打对台。其实两者并非完全划清界线，在思想博杂的梁启超身上尤其划不清。梁除了国家有机体说之外，还大量引用开始流行的社会心理学说。在西方，社会心理学兴起于19世纪末，至世纪之交大盛于日本，旅居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则转从日本处受到影响。当时社会心理学着眼的是“集体心理”（the group mind）——这个概念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待受到新兴的行为主义批判才衰落——因此它可以说支配了维新、革命之论争，下及五四思潮。当时集体心理学用人与人之间的“暗示”（suggestion）、“模仿”（imitation）、“同情”（sympathy）来解释集体心理的形成。它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就是国民性研究，主要流行在德、法两国，在德国叫作Volkerpsychologie，在法国叫作psychologie des peuples，英语里则翻成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或racial psychology，到了中国，就变成“国民心理学”，并由此衍生“国民性”一词。
集体心理学泰斗是法国的吕邦（Gustav Le Bon），著有发扬国民心理学的《民族进化的心理法则》（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Evolution des Peuples
）（1894），并著有《群众心理》
（
Psychologie des Foules
）（1895）以及《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
La Revolution Francaise et la Psychologie des Revolution
）（1912）。三书都拿法国大革命印证群众心理之非理性和革命心理之暴虐。吕邦是法国第三共和时代的保守派，他悲叹普法战争中法国的败绩，尤其对战败期间“巴黎公社”暴动反感。他想用学说鞭挞国民劣根性，并把法国政局长期不稳定归咎于法国大革命，认为正是法国人的劣根性造成暴民政治和拿破仑专制的恶性循环。中国人在吕邦的“科学”权威性笼罩下谈法国大革命，其实乃通过第三共和时代保守派观点看该革命。
吕邦在今日已被人遗忘。中、日学者收集近百年来中国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史学项目，也把他遗漏了。显然，他们只着眼于“史学”，完全忽略了当时流行过一阵子的“国民心理学”，以及被它影响的各个方面的论说。
1903年，《新民丛报》连载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介绍“法儒李般（吕邦，Le Bon）氏所著国民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peoples
［《民族进化的心理法则》一书之英译名］”。
该文时代背景是科举制度将废前夕的“国民教育”讨论。大家都把改造国民性寄望于国民教育，梁启勋遂指出国民性极端之易塑造，并引法国大革命为例：“若国民议会时代（即大革命时代）之法国人其残虐若彼，拿破仑帝政时代之法国人，其顺良又若此，前后不及二十年而截然成反比例。”
但吕邦的原意是国民性极端难塑造，他举出山岳党专政时代的暴民政治与拿破仑时代的顺民政治，是为了说明同一个国民劣根性的两个面相及其恶性循环。
同时期，梁启超本人也提到吕邦。1903年他游北美，有感于唐人街之零乱程度冠于全球：“即李般（吕邦）所谓国民心理，无往而不发现也。夫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能耶否耶？”
梁的《新民说》中有一整段例子来自吕邦《民族进化的心理法则》一书中的一段。
吕邦认为拉丁民族不如英美民族优秀，因此英美民族可以实行议会政治，拉丁民族的共和国则徒然制造混乱，梁完全同意。
此时，国民心理学被保皇、革命两派广为运用。梁启超的同志蒋观云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了《共同感情之必要论》与《论中国人崇拜岳飞的心理》。
前文用社会心理学的“同情”概念说明现代国家必须以共同心理为基础。后文用类似“暗示—模仿”论的分析指出：中国民众对岳飞的英雄崇拜有助于民族主义之发扬。岳飞乃抗女真的英雄，因此蒋氏此文显示出《新民丛报》上亦有排满情绪。至于革命派诉诸国民心理学说则更明显。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朱执信提出“心理的国家主义”，和梁启超的国家有机体说打对台。
《民报》第24号《革命之心理》一文则鼓励用暗杀手段振奋“病几弥留、不可救药”的“国民心理”。
后来日本当局以该文为借口将该刊查禁。
同盟会的汪精卫用社会心理学论证国民性可借革命而更新：“夫国民所持以为国者有二，一曰历史，二曰爱情［即sympathy，一般作‘同情’］，因历史而生爱情，复以爱情而造历史，盖国民固有历史的遗传性，然必其所际遇，与古人同，然后乐于因循，若其遭值者，世局人心，均开前古所未有，而外缘之感触，有以浚发其爱情，则因比较心而生取舍心，因取舍心而生模仿心［指imitation］，其变至繁，其进必烈。……是唯当浚国民之爱情，以新国民之历史。求所以浚其爱情者，自心理以言，则为教育，自事实以言，则为革命。”但国民心理学泰斗吕邦把革命说得很可怕，汪对“革命”就不得不有所辩解：
顾教育为众所咸韪，而革命则有迟疑不敢额者，以谓革命之际，国民心理，自由触发，不成，则为恐怖时代，即成矣，而其结果奚啻不如所祈，且有于所祈相违者，求共和而复归专制，何乐而为此耶？
汪精卫指出美国革命产生华盛顿，而法国革命则造成拿破仑称帝，乃因国情不同所致。按此国民性特殊论的逻辑，中国的国情应当会产生拿破仑才对，但汪笔锋一转，认为革命派可以制定“约法”防止它：“其枢机所在，为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
换而言之，汪的“国民心理学”不得不诉诸唯意志论，正如他所说：“盖社会心理常为事实之母。”
汪氏之国民心理学的确能把满洲“异族”排除在汉人“共同感情”交流范围之外。至于国民革命是否符合“国民心理”，汪似乎诉诸法国革命派的逻辑：唯有革命行动方能解放被专制君主压抑的“国民思想”，因此革命行动本身就是国民共同感情之母。汪说：
畴昔吾国民有国民思想矣，然专制之毒，足以摧抑之，有民族思想矣，然君臣之义，足以克灭之。今欲使国民心理发达变迁，则当葆其固有者而去其阻遏者。去阻遏之道，在声专制君主政体之穷凶极恶。……而国民思想、民族思想，则我民族之所固有者，在发挥光大之而已。使民族主义国民主义而大昌明也，则［革命］约法者，乃应于国民心理之必要，而不能不发生者也。
法国大革命之具备发挥民族思想之功能似乎乃激进派共识。早在1903年，同盟会成立以前，留日学生杂志《浙江潮》已有文章指出“民族主义”乃“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之“产物”。
《游学译丛》一篇介绍法国大革命也如此结论：“欲使民族全体进向自由的幸福，使民族全体之趋向进行于实际的改良，而必造国家以殉其理想者，是法兰西革命军一之标帜也。”
我们不该忘记：梁启超批判专制主义比谁都要早，但如今他答辩革命派，与法国革命时代爱尔兰反革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同调，亦即主张任何变革都不应急骤，必须是符合历史传统的渐变。梁指出：在现阶段，共和政体并不适合中国国民心理。从此前提出发，梁指责汪“所以为标准者，实外国心理，非本国心理”，并警告“专以感情论投合社会，非社会之福，而社会之祸也，法国其前车也”。
革命保皇两派尽管用法国大革命的讽喻，但岂只国民心理“实外国心理，非本国心理”，中国的现实与外国的现实都相差颇远。革命领袖黄兴很早就看出这一点，他在1903年说：
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者为宜？一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瓯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之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扑灭清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分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团结，唯相顾而莫赶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而敌天下，仍难直捣燕幽，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观［展？］与应变之策。
后来，辛亥革命果然是由南方各省向北京宣布“独立”的方式完成。这分明是皇朝解体之势，却导致了“中华民国”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