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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把法国大革命看得越来越反面，该是变革运动开始分化为革命与保皇两派，而法国大革命意象被革命派占用了以后之反应。1901年，革命派在东京的报刊《国民报》主张中国人该学习法国革命：
昔者法兰西之民，受君主压制之祸为最惨酷。十八世纪之末，大革命起，倡自由平等之义者，声震全欧，列国专制之君闻声震骇……一千八百三十年及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国复大革命，影响所及，列国民主党，一时并起，谋覆专制之政府，有沛然莫御之势。
于是欧洲各国相继“本民主旨义，立宪法、开议院”，作者认为本此途径，“我国民可以兴矣”。
激进派杂志上，亦开始宣传法国大革命及由其肇始的整个19世纪革命时代。
同盟会的张继忆述他的留日时代：“除上课外，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时中江笃介所译之《法国大革命》《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沛然日滋。”
1906年，康有为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法国革命史论》，极可能是本于戊戌年未曾向清帝呈递或呈递而未曾发表的《法国变政考》一书，但不知有否因时移世易而加以改写。其中针对当时清廷将开议院，以古为鉴地说：“法之召大乱也，以初开议院之制未善也。”康仍存把共和等同于“大同”之思想遗迹，认为法国大革命“其要旨曰人权平等也、主权在民也、普通选举也，此至公至平之理，圣者无以易之，实大同世之极则也，然孔子早明太平之法，而必先以据乱世、升平世，乃能致之”。法国开议院之制时代不当，结果“凡预于革命之役，无仁、暴、智、愚、贤、不肖，无一人能免者，百二十九万人，流血以去一君，卒无所成，只助成武人拿破仑为大君，复行专制而已”。
康有为上承王韬，将法国大革命狭窄化为“恐怖时代”，他对这个时代的描绘后来成为对该时代的标准叙事，甚至为李大钊等人沿用，值得节录在下。在康眼中，革命暴民“乃烧宫殿、破镜器、焚古书、毁宝物、发陵庙、掘诸名相之坟、焚寺社、毁第宅，法国千年之宝尽矣”。
康又极度渲染革命政府对保皇的旺代郡（la Vendée）之血腥镇压：
拉枉德州人八十万，岁为勤王之举，且守教甚笃，与革命党不共戴天。……革命军以廿万大兵破之……尚以行刑迟烦，置囚于大漏舟而沉之，名曰革命宣礼式［指洗礼］，或对绑合年男女投水中，名曰革命结婚刑，凡台刑、水刑死者一万八千余，此外死者三万余，河流皆臭，二百里间水赤，鸟雀集啄人尸，鱼含毒不能食，舟夫拔锚多获尸。
革命派机关报《民报》指出《法国革命史论》表现“尊君之心理”。
这个批判基本上无误，但亦必须指出：康在该文里并非全面肯定法国旧王朝，亦同情在“恐怖时代”被山岳党（the Mountain）清算的革命派吉伦特党（the Girondins）：“是时法国革命之志士，才英民望，一朝尽矣。全法之八十六州，皆归心及伦的党者也。……［及山岳党兴，］于是法革命正党及伦的［吉伦特］终，而法之恐怖时代出，大乱绵于八十余年，流血至于数千万人，不亡国几希。”吉伦特党之失败，康归咎于“不忍人之心”，完全缺乏社会力的分析：“故当大变，非常仁柔之君子，必以犹豫不忍败，悍毒之奸雄，必以凶忍捷疾胜。”
（康到了民国时代创办一份反对民国的杂志就叫作《不忍》。）他称“山岳党”为“屠伯”，影射孙中山革命派为暴徒。
维新派不只是和吉伦特党认同，还称其为“法革命正党”，亦即以“中国革命正党”自居，而以同盟会为将制造“恐怖时代”的篡统者。这一点亦浮现在梁启超1902年歌颂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一文。罗兰夫人为吉伦特党领袖之一，在“恐怖时代”被送上断头台，临刑前曰：“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至少从梁启超对罗兰夫人评价上看，法国大革命本身不是负面的：“十九世纪欧洲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十九世纪欧洲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
梁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是：
夫法国大革命，实近世欧洲第一大事也，岂唯近世，盖往古来今，未尝有焉矣，岂唯欧洲，盖天下万国未尝有焉矣，结数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其余波亘八十余年，其影响及数十国土，使千百年后之史家，永以为人类新纪元之一纪念物，嘻！何其伟也！
这段话，与康有为戊戌年间“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先后辉映，和从革命党口中说出者毫不逊色。但当康越来越倾向于反对革命的时候，梁仍保持某种程度的激进。梁启超借罗兰夫人的口说改革之事绝不能信赖朝廷：“吾终不信彼生于专制之下以专制而立之王能实行立宪政治。”
其中透露的难道是“保皇”的讯息？从梁启超在1901年的一段中西历史的比较中可看出，他是反对专制主义的：
……东方之有乾隆，犹西方之有路易第十四也。路易第十四，借法国全盛之业，在位七十余年，骄侈满盈，达于极点，遂有“朕即国家也”一语，为今日全世界人所唾骂，及其崩殂，而法国无宁岁矣。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大革命，演出空前绝后之惨剧，尔后君民两党，转战接斗，互起互仆，流血盈野，殆数十年，法国之民，十死八九，皆不啻路易第十四握其吭而断其项也，而且子孙以万乘至尊，卒送残魂于断头台上，路易一姓之鬼，亦以兹其馁，而法国民主之局，亦以兹而大定矣。则其所以为志得意满者，岂不即为民气民权之引线耶？中国自乾隆以后，四海扰扰，未几遂酿洪杨之变，糜烂十六省，蹂躏六百余名城，其残酷殆不让于法国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矣。吾诚不愿我中国自今以往，再有如法国一千八百三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者。顾吾尤惧夫我中国自今以往，欲求得如今日之法国，而渺不可睹也。独居深念，俯仰感慨，不禁于乾隆时代有余痛焉耳。
我们应该这样看问题：当时的革命、维新两派都是激进派，都是被清朝政府通缉的要犯。他们都是反对专制主义的，但维新派也反对“暴民”。梁启超说：“与暴民为敌之罗兰夫人党，不得不更敌暴民之友之山岳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