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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康有为自订年谱所述：他曾于戊戌年（1898）进呈清帝《法国变政考》一书，在他的《戊戌奏稿》里则记载为《法国革命论》一书。其序言中有“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九十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再绵祸八十年。……革命之祸，遍于全欧……而君主杀逐，王族逃死，流血盈野，死人如麻”之语。
有学者认为，康的记载很可能是一个存心的时代错误，因为它“似乎不像是戊戌年间启发光绪奋发变法，倒像是在辛亥革命风暴来临之前，康有为咒诅革命的言辞”，并断言《法国变政考》未曾向清帝呈递。
但我们从现存的《进呈法国革命论序》的文本中，也会发现切合戊戌年之语境的陈词。它说路易十六“宽裕爱民，实为恭俭之君”，但是仍“遭祸戮”，是因为虽然“许行立宪”但却“不刚断于速行”，其后“与民党米拉伯［指Comte de Mirabeau］盟而付以大政，则得人而王室固矣。既乃背之，则民党失心矣”。这些话似乎是为了坚定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康有为的信任而发。该文又说：“且夫寡不敌众，私不敌公，人理之公则也，安有以一人而能敌亿兆国民者哉？则莫若立行干断，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这并不是咒诅革命的言词，康希望用由上而下的改革防止革命的爆发。从传统士大夫观念出发，康有为不可能支持“犯上作乱”，至于法国革命，即使在当时的西方，也被认为是过激的，因此，康有为否定过激并不等于他反对民权。最能表明此时的康有为并非后来成为同盟会和中华民国死对头的康有为者莫若下列这段：“臣窃观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迹其乱祸，虽无道已甚，而时势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盖大地万千年之政变，未有宏巨若兹者，亦可鉴也。”
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派是民主派，他们的公羊三世说认为英、美等国实行民主制，已经进入“太平世”，而中国的君主专制还停留在“升平世”。因此，维新派中之激进者甚至有歌颂美式共和国和华盛顿者。
无疑，维新派阵营也非统一，内含较激进和较温和的观点，但将他们说成是孙中山一般的从下而上的革命派，则是言过其实。
维新派有变法的动力来自民的思想，例如在下引欧榘甲1897年的一段话中所透露：
中国之不变，非在上者之咎也，吾民之过也。欧米之政治，亦非其上者之能也，其民为之也。人徒观其今日之乐耳，孰知其百年前之民之困苦乎？夫其百年前之情形，岂有异于我今日哉？然且巴士的狱［按：指Bastille，今译作巴士底监狱］
，幽百年，偶语腹谤，囹圄卒岁，以视我民又如何矣？炉床纳税、昼夜驱蛙、世族骄横、凭陵在庶，以视我民又如何矣？非色野［当时对凡尔赛宫Versailles之中译］之连兵、曼拙忒［当指1819年英国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事件，于8月16日那天有六万人在该处集会，要求改善生活和争取民主，当局对法国大革命心有余悸，出动军队镇压，造成11人死亡，400余人受伤。时人用“滑铁卢”讽喻之，称为“彼得卢大屠杀”（the Peterloo Massacre）］之喋血，豪杰奋志，动遭骈首，以视我民又如何矣？……夫吾在上者之于民也，未尝禁之使不得变也，而时又非不能变也，而竟柔脆枯槁、甘滋他族、集垢无耻、以待奴隶，无人焉振兴文学、撢求政治、崇工艺之宏规、发农商之大业，以御外侮，以图自存者何也？曰未能通知大地变法，皆民为之之故。
在庚子年间（1900年），保皇会支持被囚禁的光绪帝，甚至想在长江中游举行武装起义，也不像是百分之一百反对暴力革命。在革命势力未凝聚成中国革命同盟会以前，维新派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法式革命的提倡者。在1903—1904年间刊于《绣像小说》的《负曝闲谈》挖苦“讲维新”的同志们在窑子里聚会，其中一个叫作“李平等”的头上戴着“一顶外国帽子，又宽又大，如覆盆一样……叫作拿破仑帽”，另一位陆鹫公的“戴着一顶凹顶的灰色窄边帽……叫作卢梭帽”，后面跟了一批同志，曰“王开化”“沈自由”“陈铁血”等等。
这里显然是对维新派有意抹黑，但关于服饰之事亦恐非全然虚构，待进入民国时期，甚至有国产拿破仑帽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