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12年，中国人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它建立了强大的总统制，和美国的制度类似，它的内阁制则想仿照法国，建立在国会的多数党之上。这真是冶法、美民主制度之精华于一炉。但中国的政治现实则是另一回事！在1913年，袁世凯总统派刺客把多数党领袖、有望当内阁总理的宋教仁暗杀了。 其后，袁世凯挑起内战，镇压二次革命，想葬送民国，恢复帝制。这个拿破仑式闹剧使初生的民国从此多事，长期陷入不稳定，以至于对日本日益明朗化的威胁毫无招架之力。

中国现代化知识分子，在建国之梦破碎之余，开始质问国民性是否在根本上有问题。至1917年，他们的破旧运动，在一群北大师生大力鼓吹下，汇聚成新文化运动。新文化发出的声音又被1919年5月4日爱国反帝运动的扩音器远播四方，在中国思想界造成巨澜。五四运动导因于中国在巴黎和会所受之屈辱，因为在这场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会议上，中国明明是战胜国，却因国势衰弱而遭战败国待遇。此时，俄国“十月革命”已于1917年爆发。因巴黎和会而对西方失望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大部分转向新生的苏俄。至1921年，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其领导人物就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这一连串历史事件的发展，令毛泽东在1940年回顾性地总结：“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

毛泽东的判断具有宏观历史的真理性，因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大致上预测了20世纪世界落后地区反帝斗争的总形势，这个准确性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国，是五四运动使中国的反帝斗争汇聚成流，乘着这股浪潮，逾两年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使中国的反帝斗争直接成为俄国革命的一个延续。然而，在微观的历史层次上，呈现出来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在五四知识分子心目中，与中国现况相关的革命，该不是俄国革命，而是法国大革命。事实上，俄国革命发生后数年，因为列强对新生的苏俄之封锁，中国对其消息仍十分不灵通，透过西方传媒所知者尽是对俄国“过激党”的歪曲报道。迟至1920年，北京《晨报》还必须派一名通讯员（瞿秋白）穿越战火漫天的西伯利亚，常驻莫斯科，以便对俄国革命做第一手报道。五四时代对法国大革命熟悉的程度无疑远胜于俄国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至19、20世纪仍余波荡漾，也该比刚发生的前途未卜的俄国革命累积了更深广的历史透视。因此，民国初期中国人谈中国革命常用的讽喻该是法国大革命。

俄国革命在1917年才发生。但在民国初期，中国人谈法国大革命已有40年以上的经验。最早谈法国大革命的是曾两度游历法国的王韬，他根据两部日本著作，于1871年编成《法国志略》一书，第一次简略地介绍了法国革命始末。 王韬有关法国史的知识主要是采自冈千仞之《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之《万国史记》。 当时中文里还没有“革命”一词，因此书中论及法国革命之史事，恒以“守旧党”和“改革党”之争名之， 他尤其以“叛党”“暴徒”称呼后者，并做出结论：

共和之政，其为祸之烈乃一至于斯欤！叛党持其凶焰，敢于明目张胆而弒王，国法何在？天理安存？不几天地反复、高卑易位、冠履倒置、纪纲紊乱，乱乎哉！……顾迹其祸之由来，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持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积，足以亡身。

王韬虽然同情过太平军，并长期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当记者，但不脱传统士大夫观念，对法国大革命的运用仍限于警告当政者不要失民心。在中国，对法国大革命具有“现代”意义的运用，当始自清末的维新派，他们用法国大革命的反面教材，对当政者施压力，要求立宪。中国人谈法国革命之形成思想传统，则导源于清末维新与革命之争。 rUocq84kdqGZqsHUT33uKAI8pGu2HHb/zi0PyKsZSIAzuSSbPdQ/rB6ooBqxSmd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