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件进口货，因此当天朝中心的天下主义被现代民族主义取代之时，中国亦在符号学意义上被“非中心化”。在适应现代而新发明的国史叙事里，其源始（archia）与目的（telos），即一首一尾，都变成了外来之物。轩辕黄帝是来自巴比仑的“尼科黄特”，作为现代国家称呼的“支那”一词却是日文。中国本来是一个“天下”，只有朝代之名而无国号。清末第一代民族主义者急于否定“大清”，无意识地捡起了日本人称呼中国的“支那”。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一般是沿用“中国”一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亦恢复这个用法。但在中间这段时期，尤其是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偏好用含贬义的“支那”一名，“表示中国是保守不能自拔的扰乱之区，与作为现代亚洲国家的日本形成鲜明对照”。 至1930年，“支那”一词的侮辱性已十分明显，导致南京政府向东京提出正名的抗议，但日本的大众沿用如故。

本文重在介绍新方法，它点明历史是一个共同回忆，其组成有一个系谱学之线索可寻，这个系谱是一连串的叙事，而叙事往往是混合语（hybrid）。黄帝崇拜的叙事即由古代的、现代的、本土的、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但既然都为叙事所由产生之环境服务，这些因子的身份是同等的。事实上，不论是西汉的《史记》或南明的《黄书》，一旦被编织进清季民族主义叙事里，就成为共时性因素，换言之，都成为20世纪初期的史迹。在同一语境中，法国学者之学说其实也变成了中国的因素。举另一例说：在中国革命史叙事里出现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指涉，谓这两大革命影响中国革命固无不可，但此提法比较陈旧，也流于机械。能导向新研究方向之提法是：法俄两大革命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叙事之一部分。

在这个意义下，每一次对史迹的重新叙述都是一次新“发明”。这类“发明”并非对原史迹的扭曲，而毋宁是它的生命还没终止的表示，它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认识对象。我们甚至不能说后起的叙事是原史迹的副本，因为在现场发生的还不是历史，当它变成历史时已经是一种透过符号媒介的想象，换言之，即使是最早的一次叙事也已经是一个副本。

本文曾用作某大学历史所必修课程《历史研究导论》阅读材料：

讨论题

本阅读材料处理“中国”如何在符号层次上从“天下”转变成“国家”的过程。现代国族的建构，是否如一场美国式婚礼，新娘子身上穿戴的行头，必须齐备四类配件：有些必须是旧的，有些必须是新的，有些必须是借来的，还有不可缺少蓝色的（something old，something new，something borrowed，and something blue）？“蓝色”在这里当作“忧伤”之义。试问在“现代国族”话语的组合里是否也必须具备这四种成分？ fcUOh+qpdT1r3L8zmYCJdmhp/dnVXIqwNA/WAa+E6owXMMpZvJsCcdWnyLy3Ez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