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有愿望吗？

由于我童年时代最喜欢的动物——寒鸦和一种叫作三刺棘鱼的银色小鱼在动物行为学的早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这门学科对我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我是在自己还是一个生物专业的学生时了解到动物行为学的。当时我在听一名教授解释棘鱼Z字形的舞蹈。我对此颇感震惊——并非由于这些小鱼的行为，而是惊叹于科学界对这些小鱼做的事情如此郑重以待。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最喜欢做的事情——观察动物的行为——可以是一种职业。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会把捉到的水生生物放到自家后院的桶和缸里，并花许多时间来观察它们。最令我开心难忘的是繁殖棘鱼的经历，我把繁殖出的幼鱼放生到了它们父母从前生活的水沟里。

动物行为学是关于动物行为的生物学研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欧洲大陆发展开来。当动物行为学的奠基人之一尼科·廷贝亨（Niko Tinbergen）跨越英吉利海峡时，这一学科也随之来到了英语国度。廷贝亨是一名荷兰动物学家，他最初就职于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于1949年接受了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职位。他用大量的细节描述了雄性棘鱼的Z字形舞蹈，解释了雄性棘鱼如何将雌鱼吸引到巢穴中产卵并受精。然后，雄鱼会赶走雌鱼，保护鱼卵，给鱼卵扇风并保证通气，直到孵出小鱼为止。我曾在一个长满鱼类所喜欢的水草的废弃水族箱里目睹了全过程，包括雄鱼令人目眩的变色过程——从银色变为鲜艳而引人注目的红色和蓝色。廷贝亨注意到，每当红色的邮车从他实验室楼下开过时，实验室窗台上鱼缸里的雄鱼便躁动不安。廷贝亨用假鱼来激发雄鱼的求偶和攻击行为，证实了红色信号有着重要的作用。

显然，动物行为学是我想要从事的方向。但在追求这一目标之前，我对与其对立的学科做了一些简单的了解。我曾在一位心理学教授的实验室工作，这位教授接受的是行为学家（behaviorist）的传统教育。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传统都在比较心理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学派主要由美国学者组成，不过显然已经扩展到了荷兰，来到了我所在的大学。我依然记得，在这位教授的课上，他嘲笑那些坚信可以了解动物“想要”什么、“喜欢”什么以及“感觉”如何的人们。他小心翼翼地给这些词语加上引号，以去掉它们的感情色彩。假如你的爱犬将一只网球叼到你面前，摇着尾巴望着你，那么你是否会认为它想和你玩？太天真了！谁说狗会有愿望和企图？狗的行为不过是效果律的产物——它肯定从前因这种行为得到过奖赏。狗的头脑里什么也没有，哪怕有，也依然是一个黑匣子。

行为主义之所以称为行为主义，是因为它不关注除行为以外的任何东西。但对于上面那个观点——动物的行为可被分解为在那之前的一系列动机——我颇有疑虑。这一观点将动物视为被动的，但我认为动物会寻找、要求、斗争。的确，它们的行为会根据其结果而改变，但它们一开始的行为并非随机或者偶然的。以前面提到的狗和它的球为例，把球扔给小狗，它会像一个急切的捕食者一样追着球跑。它对于猎物及猎物的逃跑策略学习得越多——或者对于你和你假装扔球的方式学得越多——它就会更为擅长捕猎或捡球。但是，这一切的根源依然是它对于追捕的巨大热情，这种热情使得它穿过灌木丛，蹚进水塘，有时甚至撞上玻璃门。在它发展出任何技巧之前，这种热情便已然展现出来了。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这种行为和你的宠物兔的行为。无论你对它扔多少球，上述那种对于追球的学习都不会发生。兔子压根没有捕猎的本能，你指望它学会什么呢？哪怕每当你的兔子捡回一只球，你就给它一根多汁的胡萝卜，你也要经过一段冗长而枯燥的训练才能使兔子学会捡球，且这一训练永远不会使兔子产生猫和狗对小型移动物体的那种兴奋感。行为学家完全忽视了这些天然的倾向，忘记了每个物种都会通过它们自己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学习机会，比如扑扇翅膀、掘洞、使用棍子、啃噬木头、爬树，等等。许多动物被本能驱动着去学习它们需要知道或去做的事情，比如幼年山羊练习抵头，或者人类幼童不可抑制地试图站立和走路。对于无菌箱里的动物来说同样如此。科学家训练大鼠用爪子按杠杆，训练鸽子用它们的鸟喙来啄钥匙，训练猫在门闩上摩蹭它们的侧面，这些都并非偶然。操作性条件反射倾向于强化已有的行为。它并非万能的行为创造者，而只是它自己谦卑的仆人。

对此，最早的证据之一来自埃丝特·卡伦（Esther Cullen）关于三趾鸥的工作。埃丝特·卡伦是廷贝亨的一名博士后学生。三趾鸥是鸥科的一种海鸟。与其他海鸥不同，为了阻止捕食者，三趾鸥把巢搭在狭窄的峭壁上。这些鸟儿很少发出预警的叫声，也不会积极地守卫巢穴，因为它们并不需要做这些。但最有趣的是，三趾鸥无法识别它们自己的幼鸟。在地面筑巢的鸥类中，幼鸟出壳之后便会在四周走动。因此，这些鸥类会在几天内认出自己的后代，并毫不犹豫地将科学家放在它们鸟巢中的陌生幼鸟踢出去。三趾鸥则不然，无法看出自己的幼鸟与陌生幼鸟之间的差别，会像对待自己的幼鸟一样对待陌生幼鸟。它们也不需要为无法辨认自己的幼鸟而担忧，因为它们的幼鸟通常会老实待在父母的鸟巢里。当然，这正是生物学家们认为三趾鸥缺乏个体辨识能力的原因 。

但对行为学家而言，这些发现完全令人费解。两种相似的鸟类所学到的东西截然不同。这讲不通，因为学习应该是普遍性的。行为主义忽略了生态，且不怎么认同学习是适用于每个生物的特定需求的。行为主义更无法认同的是，在像三趾鸥的例子里，或是在其他生物差异里，比如在不同性别的行为差异中，并不存在学习。例如，在某些物种里，雄性在一大片区域里游荡来寻找配偶，而雌性则待在巢穴周围较小的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雄性拥有出色的空间能力。它们需要记住自己在何时何地撞见过异性。雄性大熊猫在潮湿的竹林里四处行走，每个方向都是同样的绿色。对它们来说，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是很关键的，因为雌性一年仅排卵一次，受孕期只有几天——也正因为此，动物园很难人工繁育这种美丽的熊类。美国心理学家邦尼·珀杜（Bonnie Perdue）在中国成都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对大熊猫进行了测试，证实了雄性确实比雌性拥有更好的空间能力。在测试中，珀杜将装有食物的盒子散布在室外的一片地上。对于哪些盒子里最近出现过食物，雄性大熊猫要比雌性记得牢得多。而同属食肉动物中熊超科的亚洲小爪水獭恰好相反。在类似的任务测试中，亚洲小爪水獭的雄性和雌性有着相同的表现。这种水獭是一夫一妻制的，雄性和雌性的领地相同。与以上例子类似，在多夫多妻制的啮齿动物中，雄性比雌性更容易走出迷宫；而在一夫一妻制的啮齿动物中，迷宫测试的结果并无性别差异 。

倘若学习天赋是自然史与交配策略的产物，那么整个“学习具有普遍性”的观念将会分崩离析，我们可以预期在不同动物中看到极大的差异。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先天性学习是特异性的 ，有许多不同的类型：从小鸭子印随它们所见到的第一个移动的物体——不管这个物体是它们的母亲还是长着络腮胡子的动物学家——到鸟类和鲸鱼学习鸣唱，以及灵长类彼此模仿来学习使用工具。我们发现的变化越多，“所有学习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这一论断就越摇摇欲坠 。

但是，在我还是学生的那些日子里，行为主义还有着绝对的权威，至少在心理学领域里是这样的。幸运的是，那位教授的同事，爱叼着烟斗吸烟的保罗·蒂默曼斯（Paul Timmermans）经常把我带到一边，给我介绍一些和我所接受的教导相关的思想，这正是我极为需要的。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两只幼年黑猩猩，它们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人类以外的灵长类。我对它们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动物，它们明显拥有自己的思想。保罗会在缕缕烟气中煞有介事地问：“你真以为黑猩猩没有感情吗？”说这话时，他眼里闪着光。在黑猩猩由于没有得到它们想要的东西而尖叫着大发脾气后，或者在黑猩猩们嬉戏打闹，嘶哑地咯咯大笑后，保罗就会这么说。保罗还会淘气地就其他禁忌话题询问我的意见——当然，他不一定会说那位教授错了。一天晚上，那两只黑猩猩逃了出去。它们穿过了整座楼，最后回到了它们自己的笼子里。然后它们小心地关上笼门，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它们蜷缩在它们的稻草窝里。若不是一位秘书在走廊里发现了难闻的粪便，我们压根不会怀疑有任何事情发生过。我很好奇为何黑猩猩把它们自己的笼门关上了。这时保罗问道：“有没有可能黑猩猩会提前考虑以后的事情？”如若不假设黑猩猩具有动机和感情，那么又该如何研究这些狡猾而善变的对象呢？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一点，想象一下，你要像我每天所做的那样，进入一间有着黑猩猩的测试间。我会建议你，与其依赖某些认为行为编码中不存在意向性的理论，不如仔细观察黑猩猩的情绪与感情，像解读人类一样去解读它们。而且，要当心它们恶作剧，否则你可能会落得跟我的一位同学一样的下场。尽管我们建议过这位同学这种场合该穿什么样的服装，但他还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来进行他与黑猩猩的第一次会面。他提到他很擅长和狗相处，确信能搞定黑猩猩这种体形相对不大的动物。当时那两只黑猩猩尚未成年，不过四五岁。但是，当然，它们已经比任何一名成年男性要更为强壮了，而且比狗要狡猾十倍。我依然记得，我那位同学踉跄地走出测试室，两只黑猩猩扒在他的腿上，无法弄走。他的外套被弄得破破烂烂，两只袖子已经被扯了下来。他很走运，这些猿类没发现可以用他的领带勒他的脖子。

我在这个实验室里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高等的智能并不意味着更好的测试成绩。我们让猕猴和黑猩猩完成一项名为“触觉分辨”的简单任务。它们得把爪子伸进一个洞里，感觉两种形状的差别，并拿出正确的那个。我们的目标是每组试验进行几百个这样的试次。但是，尽管这一计划在猴子中进行得很好，但在黑猩猩中却遇到了其他问题。黑猩猩在前几十次试验中表现得挺好，说明它们的分辨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几十次之后，黑猩猩就开始走神了。它们会把手用力伸得更远，远到能够碰到我。它们会拉我的衣服，朝我露出笑脸，砰砰地撞击我们之间的窗户，并试图拉我一块玩。它们上蹿下跳，甚至对着门比画，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到它们那边去一样。有时，我会放弃试验，和它们一起玩耍——当然，这种做法是不专业的。所以不用说，在这个任务中，黑猩猩的表现比猴子要差得多。这并非因为黑猩猩有智能上的缺陷，而是因为它们感到非常无聊。

这不过是因为这个任务需要的智力水平太低了，远不及黑猩猩的智力水平。

饥饿游戏

我们是否足够开明，可以假设其他物种也有精神生活？我们的创造力是否足以研究这些？我们能不能厘清注意力、动机和认知的作用？在动物做的每件事里，注意力、动机和认知都参与其中。因此，三者中的任意一个都能解释动物欠佳的表现。对于上面提到的那两只调皮的猿类来说，我倾向于用试验过于乏味来解释它们为何表现较差。但如何确定这一点呢？要想了解动物的智能，人类得足智多谋，独具匠心。

尊重也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胁迫动物接受测试，那我们又能期待得到什么呢？难道有人会把人类儿童扔进游泳池，看他们是否记得可以从哪里爬上来，来测试儿童的记忆力吗？但莫里斯水迷宫却是检测记忆力的标准测试。在数以百计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每天都会用到这个测试，让大鼠在有着高高缸壁的水缸里疯狂游泳。大鼠们得游到水下的一个平台上以避免淹死。在随后的试验中，这些大鼠需要记住这个平台的位置。还有哥伦比亚障碍测试。在这个测试中，动物需要经受不同时间长度的剥夺期，然后穿过一个通电的栅格。这样，研究者可以观察动物寻求食物或配偶（或者，对母老鼠而言，还可以是它们的幼崽）的动力是否要强过对电击痛苦的惧怕。事实上，压力是主要的测试工具。许多实验室使动物的体重维持在一般体重的85%来确保动物有动力觅食。关于饥饿如何影响动物的认知，我们的数据少得可怜。不过，我确实记得一篇文献，其标题是“太饿了所以无法学习吗”。这篇文献说，被剥脱食物的鸡在迷宫任务中不太善于注意到细微的差别 。

食物剥夺的假设是，空空如也的胃会促进学习。这个假设颇为奇怪。想想你自己的生活吧：了解城市的布局、结识新朋友、学习弹钢琴，或者完成工作，在这之中，食物重要吗？从没有人提出过要对大学生进行永久性食物剥夺。为什么轮到动物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呢？著名的美国灵长动物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是饥饿简化模型的早期批评者之一。他提出，具有智能的动物主要是通过好奇心和自由探索来学习的，而将动物的行为狭隘地固化到食物上，很有可能扼杀好奇心和自由探索。他对斯金纳箱予以嘲笑，认为那是用来证明食物奖励有效性的优秀装置，但并不适用于研究复杂的行为。哈洛还说了这句带有讽刺意味的金句：“我从不贬低大鼠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价值——它们所犯的错误中只有极少数是不能通过对实验人员的教育来克服的 。”

我讶异地得知，有着近一个世纪历史的耶基斯灵长类动物中心在其早期阶段曾尝试对黑猩猩进行食物剥夺。早年间，这个中心坐落在佛罗里达的奥林奇公园（Orange Park），之后搬到了亚特兰大，并成为生物医学和行为神经科学研究的主要机构。1955年，当这个中心还在佛罗里达时，该中心成立了一个操作性条件反射项目。该项目是以大鼠中的实验程序为原型的，包括急剧减轻体重以及将黑猩猩的名字换成编号。但结果表明，像对大鼠那样对待黑猩猩并不成功。由于该项目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因此它只持续了两年。尽管行为学家们声称该项目是为这些猿类带来“猿生意义”——这是他们乐观的叫法——的唯一方式，但是中心主任和大多数员工强烈反对对他们的猿类禁食，并与这些顽固的行为学家争论不已。这些行为学家表现得对猿类认知毫无兴趣——他们压根就不承认猿类认知的存在。他们研究强化程序，以及暂停的惩罚效应。有流言说，中心的员工偷偷在夜里给这些猿类喂食，蓄意破坏这个项目。这些行为学家感到自己既不受欢迎，也不被尊重，便离开了。因为正如斯金纳之后所说的：“心软的同事们破坏了（这些行为学家的）努力，使其无法减轻黑猩猩体重以达到食物剥夺的理想状态 。”如今我们会认为，这种冲突不仅与实验方法有关，还关乎科研道德。一位行为学家自己出于其他目的的尝试而清楚地表明，通过饥饿来创造闷闷不乐、性情乖戾的猿类是不必要的。他称为141号的那只黑猩猩成功地学会了一项任务，而让它学会的方法是：每次选对后，它都会得到一次拿实验人员的胳膊玩耍的机会——这是对它的奖励 。

一直以来，行为主义与动物行为学的区别都在于，一个研究的是人类控制下的行为，另一个研究的是自然行为。行为学家致力于将动物置于乏善可陈的环境中，好让动物除了做研究者想要它们做的事情外，基本上什么也做不了。这样，行为学家就可以强行控制动物的行为。倘若动物没有做研究者想要它们做的事情，那么它们的行为将被归类为“错误行为”。例如，想要训练浣熊，让它们把硬币扔到一个盒子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浣熊更喜欢抓住硬币不放，并将硬币放在一起拼命摩擦——对于这个物种来讲，这属于完全正常的觅食行为 。然而，斯金纳看不到这种天然的癖好，他更倾向于用控制与支配来解释行为。他谈到过行为工程和行为操纵，且并不仅限于动物。他在晚年时，致力于将人类转变为快乐、高产，且“最有效率”的公民 。尽管操作性条件反射毫无疑问是个可靠且有价值的主意，对行为有着很强的调节作用，但行为主义的主要错误在于把操作性条件反射当成了唯一的实验方法。

另外，动物行为学家对自发行为更感兴趣。第一批动物行为学家是一群18世纪的法国人，他们已经开始用“动物行为学”（ethology）来称呼这一领域了。这个词源自希腊语“ethos”，意思是“人格”。这群法国人用“动物行为学”指代对于物种典型特性的研究。1902年，伟大的美国自然学家威廉·莫顿·惠勒（William Morton Wheeler）将这一术语用在了英语中，指对于“习惯与本能”的研究 ，使其流传开来。动物行为学家也做实验，且并不反对将实验动物关起来。但是，洛伦茨的做法是将他的寒鸦们从空中唤下来，或者身后跟着一群蹒跚学步的小鹅；而斯金纳则会把每只鸽子单独关在一个笼子里，而他站在好几排这样的鸽笼前，用手紧紧抓住一只鸽子的翅膀——这两种做法之间依然横亘着一个世界。

动物行为学家发展出了自己特有的术语来描述本能、固定行为模式（一个物种的典型行为，比如狗摇尾巴）、天性释放物（引发特定行为的刺激，比如海鸥喙上的红点会引起饥饿的鸡的啄食行为）、替换活动（由彼此矛盾的倾向引起的看上去似乎与目的无关的行为，比如在做决定之前抓挠自己），等等。在此我就不赘述动物行为学的经典框架了。简言之，这门学科关注的是在某个物种的所有成员里自然发展出的行为。其中心问题之一在于行为可能有什么作用。起初是洛伦茨构建了动物行为学。但当他1936年与廷贝亨会面后，后者对这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并发展出了关键的测试方法。在这两人中，廷贝亨更善于分析，也更经验主义。他非常善于发现可观测行为背后的科研问题。廷贝亨对掘土蜂、棘鱼和海鸥进行了野外实验，以期找出行为的确切作用 。

洛伦茨和廷贝亨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和友谊，这种关系和友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经受了考验——他俩处于敌对阵营。洛伦茨是德军的一名军医，对纳粹主义怀有机会主义式的同情。而廷贝亨不满学校对待犹太同事的方式，参与了一场对此的抗议，因此被占领荷兰的德国人关押了两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两位科学家在战后彼此讲和了，因为他们同样热爱着动物行为。洛伦茨是热情而有感召力的思考家——他一生中从未做过任何统计分析，而实际数据收集的核心部分则是由廷贝亨完成的。我和他俩都交谈过，两人确实相当不同。廷贝亨看上去是一个学术型、无趣而喜欢思考的人，而洛伦茨则能用他的热情和关于动物的丰富知识牢牢吸引住听众。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是廷贝亨的一名学生，他因其著作《裸猿》（The Naked Ape）及其他畅销书而闻名。他被洛伦茨震慑到了。莫里斯说，他从未见过像这位奥地利人这么了解动物的人。莫里斯这样描述洛伦茨1951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Bristol University）的演讲：

“用‘杰出’来描述他的表现有些过于保守了。他的风度震慑人心，仿佛上帝与斯大林的结合。‘与你们的莎士比亚相反，’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的方法透着疯狂。’也的确如此。他被动物环绕，这些动物简直成了一个小动物园。几乎他的所有发现都源于偶然，而他的生活则很大程度上是由小动物园里的一系列灾难构成的。他对于动物间交流和自我展示模式的理解极富启发性。当他谈论鱼的时候，他的手就变成了鱼鳍；当他说到狼的时候，他便拥有了一双属于捕食者的眼睛；当他讲起他养的鹅的故事时，他的胳膊就变成了翅膀，搭在身侧。他并不拟人，恰恰相反——他“拟兽”——他变成了他所描述的那种动物。 ”

一位记者曾详细描述了她曾拜访洛伦茨的经历。当时接待员将她带到洛伦茨的办公室，并告诉她洛伦茨正等着她。结果，洛伦茨的办公室里空无一人。这位记者向周围人询问，人们都很肯定地告诉她，洛伦茨并未离开。过了一会儿，这位记者在办公室墙上一个巨大的水族箱里发现了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半个身子都没在水中。这正是我们对动物行为学家的期待——尽可能地接近他们研究的动物。这让我想起了遇见赫拉德·巴伦兹（Gerard Baerends）时的情形。巴伦兹是廷贝亨的第一位学生，是荷兰动物行为学界的领袖人物。当我结束在那位行为学家实验室的工作之后，我想加入巴伦兹在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开设的动物行为学课程，因为在这门课上可以研究围绕着研究所里人工鸟巢飞翔的寒鸦种群。所有人都警告我说，巴伦兹极为严格，不会随便让人加入的。当我走进巴伦兹的办公室时，我的视线立即被一个养着斑马慈鲷、维护得很好的巨大鱼缸吸引了。作为一名狂热的水族养殖爱好者，我几乎没怎么自我介绍就开始与巴伦兹讨论这些鱼是如何养育并保护它们的幼鱼的——它们对此尤为擅长。巴伦兹十有八九认为我的热情是个好兆头，于是我很顺利地加入了他的课程。

动物行为学极为新奇的地方在于，它把形态学与解剖学的视角用在了行为研究上。鉴于当时行为学家大多是生理学家，而动物行为学家则多为动物学家，这样的发展是很自然的。动物行为学家发现，行为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易于变化或难以定义。行为是有结构的，且其结构有着固定的特点。比如说，幼鸟张大嘴乞食时扑棱翅膀的方式是固定的；或者，有些鱼将受精卵保存在它们嘴里，直到孵化为止，这种方式也是固定的。物种特有的行为就像任何生理特征一样，是可以辨别并测量的。这些行为的结构和方式都变化不大，人类面部表情便是这类行为的另一个好例子。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能可靠地识别人类表情的软件，正是因为我们人类中所有成员在相似的情绪状态下所收缩的面部肌肉都是一样的。

洛伦茨提出，在天然行为模式的范围内，行为一定和生理特性一样遵循着同样的自然选择规则，并可以在系统发生树中从一个物种追溯到另一个物种。对于特定鱼类用嘴育雏的行为来说即是如此，对于灵长类的面部表情来说也是如此。由于人类和黑猩猩的面部肌肉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因此，这两个物种的大笑、咧嘴笑和噘嘴很有可能源于二者的某个共同祖先 。承认这种解剖学上和行为上的类似性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但在当时是一个飞跃。如今，我们都相信行为是演化而来的——这正是洛伦茨的观点。而廷贝亨的作用——按照他的自我评价——是作为这一新学科的“良心”，推进其理论细节的成型，并建立方法来检验这些理论。不过，廷贝亨这一自我评价过于谦虚了，事实上正是他为动物行为学的目标作了最佳的解读，并将这一领域发展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

简单就好

尽管动物行为学与行为主义颇为不同，但这两个学派有一个共同点：二者都反对对动物智能进行过度解读。它们都对“民间”解释持怀疑态度，并拒绝接受趣闻式的报告。行为主义对此的拒绝更为激烈，声称行为即我们所需的一切，我们可以放心地忽略内在的过程。甚至有一个笑话，讲的就是行为主义完全依赖于外部线索——一位行为学家与另一位行为学家做爱后问道：“你刚才应该感觉挺好，我刚才感觉怎么样？”

19世纪，谈论动物的精神和感情生活已完全为人们所接受。查尔斯·达尔文的书中就有一整卷都在讲人类与动物在感情表达上的相似性。尽管达尔文是一名谨慎的科学家，已反复核实过他的证据来源，而且他自己也进行了观察，但其他科学家却做过了火，简直像在互相比赛看谁能提出最疯狂的论断。当达尔文选择出生于加拿大的乔治·罗马尼斯（George Romanes）作为自己的弟子及传承者时，错误信息的泛滥便拉开了序幕。罗马尼斯收集的关于动物的故事中，大约一半听上去足够合情合理，但其他的则要么过度润色了，要么明显不太可能发生。这些不合情理的故事范围很广，比如大鼠在墙里组成一条通往它们鼠洞的供应线，小心翼翼地用前爪传递偷到的鸡蛋；还有一只被猎人的子弹打中的猴子把自己的血抹在手上，将手伸向猎人，好让猎人感到内疚 。

罗马尼斯说，通过推断他自己的行为，他懂得了这些行为需要怎样的心理过程。当然，他这种内省式研究方法的弱点在于，它依赖于单次事件及某人的个人经验。我无意反对趣闻。若是趣闻被相机记录下来了，或者来源于值得尊敬、对他们的动物很了解的观测者，那我就更不反对了。但我的确将趣闻视为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对于那些对趣闻完全持一副轻蔑态度的人来说，他们需要记住，几乎所有关于动物行为的有趣工作都是从描述某件引人注目或令人不解的事情开始的。趣闻提供了线索，提示我们有哪些可能，并对我们的思考提出了挑战。

但我们并不能排除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这件事情是偶然事件，不会再出现，或者我们忽视了某些决定性的方面。观测者也可能无意识地根据他的假设补充进某些未能观测到的细节。仅仅通过收集更多趣闻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的。正如常言所说的：“‘数据’并不是‘趣闻’的复数形式。”讽刺的是，当罗马尼斯自己寻找弟子及传承者时，他选择了劳埃德·摩根（Lloyd Morgan），结束了这一切失控的揣测。摩根是一位英国心理学家，他于1894年提出了一项建议，这大概是整个心理学领域被引用得最多的建议了：

“无论何种情况，只要一个动作可以解释为心理等级上低级心理功能运用的结果，我们就不可把该动作解释为更高级心理功能的结果。 ”

许多代心理学家忠实地重复着摩根法规（Morgan’s Canon），认为它的意思是：将动物假设为刺激-反应机器是合理的。但摩根从没有过这层意思。事实上，他正确地补充道：“但是，当然，一个解释的简单性并不能作为该解释是否正确的判断标准 。”这里他是在反对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是，动物是没有灵魂的、盲目的机器。任何自尊自重的科学家都不会谈论“灵魂”，不过，否认动物拥有任何智能和意识也和谈论灵魂很接近了。摩根被这些观念吓了一跳，于是在他的法规中加上了一条：倘若已证实作为研究对象的物种拥有较高的智能，那么用更为复杂的意识来解释其行为也是可以的 。对于那些有充分证据证明拥有复杂认知的动物，比如黑猩猩、大象和牛，当我们被它们看上去很机智的行为难住时，的确不需要每次都从零开始。我们不需要像解释某些其他动物，比如大鼠的行为那样解释这些动物的行为。甚至，对于被低估的可怜的大鼠来说，最佳的起始点可能也并不是零。

摩根法规被视为奥卡姆剃刀原则（Occam’s razor）的变体。依据奥卡姆剃刀原则，科学应寻求所需假设最少的解释。这的确是个高尚的目标。但是，倘若极简主义式的认知解释要求我们相信奇迹呢？从演化的角度而言，若我们拥有异常复杂的认知——就像我们相信的那样——而与我们同类的动物却毫无认知能力，那真的是个奇迹。对于认知上的极简追求与演化上的极简常常彼此冲突 。没有任何生物学家想追求认知上的极简，因为我们相信改变是渐进式的。我们不愿假设有着亲缘关系的物种间存在着完全无法解释的鸿沟。倘若自然界除人类以外没有任何理性和意识的阶段性标志，那么人类又是如何变得理智而有意识的呢？人们将摩根法规严格地应用在了动物身上——且只对动物使用。因此，摩根法规推动了一种突变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将人类的头脑悬挂在了一个空空荡荡的演化空间里。正是摩根本人认识到了他的法规的局限性，并规劝我们不要混淆了简单性与真实性。

许多人都不知道，动物行为学同样是在对主观性方法的怀疑中发展起来的。有一些广受欢迎的图册深深影响了廷贝亨和其他荷兰动物行为学家。这些图册由两位教育家所著。他们在书中教授对大自然的爱与尊重，同时也坚持认为唯一能真正理解动物的方法就是去户外观察它们。这在荷兰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青年运动，参与运动的青年每周日都去野外远足。这为培育一代充满热情的自然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一方法与荷兰传统的“动物心理学”并不完全兼容。当时动物心理学的权威人物是约翰·比伦斯·德·哈恩（Johan Bierens de Haan），他在国际上相当知名，学识渊博，颇有学者派头。比伦斯·德·哈恩偶尔会到廷贝亨在哈什霍斯特（Hulshorst）的野外实验点做客。哈什霍斯特是荷兰中部的一个沙丘地区，比伦斯·德·哈恩在那里看起来肯定格格不入——当年轻一代穿着短裤、举着网兜四处奔跑捕捉蝴蝶时，这位年长的教授西装革履地走了进来。这样的拜访是这两位科学家分道扬镳之前对彼此热忱的明证，但年轻的廷贝亨不久后便开始挑战动物心理学的信条，比如质疑对内省的依赖。更为严重的是，他自己的思想与比伦斯·德·哈恩的主观主义相隔十万八千里 。洛伦茨与比伦斯·德·哈恩来自不同的国家，因此对这位长者更没有耐心——他用比伦斯·德·哈恩的名字开玩笑，淘气地称他为“啤酒龙头”（德语为“Der Bierhahn”）。

廷贝亨如今最为知名的是他的“四个为什么”，即四个不同但互为补充的关于行为的问题。但这四个问题中没有任何一个明确地提到了智能或认知 。动物行为学这种对内在状态的回避对这一刚刚萌芽的经验性科学或许是极为重要的。于是，动物行为学暂时合上了名为“认知”的书本，转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行为对生存的价值上。如此一来，动物行为学便为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生态学播下了种子。这一研究重点还提供了一条路，可以很方便地绕开认知。一旦出现关于智能或感情的问题，动物行为学家便会迅速地改用功能性术语来描述问题。例如，假如一只倭黑猩猩对另一只倭黑猩猩的尖叫声作出了反应，冲过去紧紧抱住了尖叫的倭黑猩猩，传统的动物行为学家会首先思考这种行为的作用。他们会争辩：谁获利最多，是行为的执行者还是行为的对象？他们不会问倭黑猩猩是怎么理解彼此的处境的，也不会问为何一只倭黑猩猩的情绪会影响另一只的情绪。或许猿类具有同情心？倭黑猩猩会判断彼此的需求吗？这类认知问题使许多动物行为学家（如今依然）很不自在。

归罪于马

奇怪的是，动物行为学家认为动物的认知和感情只是推测，因而予以轻视。但他们却认为行为的演化是安全地带。倘若有一个领域充满猜测，那就是行为是如何演化的。在理想情况下，你会首先确定某行为的遗传性，然后测量它在该物种的许多代中对于生存和生殖的影响。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无法获得这类信息。对于黏菌和果蝇这类繁殖很快的生物来说，这些问题或许是可以找到答案的。但大象行为或人类行为的演化缘由依然很大程度上只是假说，因为我们无法在这些物种中进行大规模传代实验。尽管我们确实可以用一些方法来检验假说，用数学模型来模拟行为的后果，但这很大程度上依然无法提供直接证据。避孕、现代技术和医疗使得在人类身上检验演化观点变得几乎完全不可能。也正因为此，我们对演化适应之环境（Environment of Evolutionary Adaptedness）有着过多的怀疑。演化适应之环境是指我们以打猎和采集为生的祖先们的生活条件。对此，我们显然没有完全的了解。

而认知研究正好相反，它研究的是实时的过程。尽管我们无法实际“看到”认知，但我们可以设计实验来帮助我们排除其他的解释，推断认知是如何工作的。就此而言，认知研究实际上和任何其他的科学研究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人们依然常常认为动物认知的研究是一门软科学。直到近些年，依然有人劝告年轻的科学家远离这一棘手的领域。“等你拿到终身教职的时候再来研究这个吧。”有些年长的教授这么说道。这种怀疑主义可以追溯到一匹名叫汉斯的德国马。当时正是摩根提出他的法规的时候，而汉斯则成了摩根法规的确凿证据。人们称这匹黑色的成年公马为“聪明的汉斯”，因为它似乎会计算加减法。它的主人会让它计算4乘以3，然后汉斯就会开心地用它的马蹄在地上敲12下。如果你告诉它一周中某一天的日期，它还能告诉你之后一天的日期是什么。它还会算16的平方根——它会敲4下地面。汉斯能解出它从没听说过的问题。人们对此目瞪口呆，这匹公马轰动了世界。

这种轰动终止于德国心理学家奥斯卡·冯格斯特（Oskar Pfungst）。他研究了汉斯的能力，注意到只有当汉斯的主人知道问题的答案，并且汉斯能看见它的主人时，它才能答对问题。倘若主人或其他提问者站在窗帘后面提问，那么汉斯就没法答对。这个实验对汉斯来说是颇为泄气的。当它答错了太多问题时，它甚至会咬冯格斯特。显然，汉斯答对问题的方法是这样的：当汉斯敲地的次数达到正确答案的次数时，它的主人会微微变换自己的位置，或者挺直自己的背。在汉斯敲到正确答案的次数前，提问者的面部表情和姿势都会很紧张；而当汉斯答对时，提问者就会放松下来。汉斯非常善于提取这些线索。它的主人还戴着一顶宽檐帽，当他看着汉斯用马蹄敲地面时，帽檐就会低下来；当汉斯敲到正确的次数时，帽檐就会抬起来。冯格斯特证实，任何戴着这样一顶帽子的人都能通过低头和抬头来操控汉斯答出的数字 。

有些人说这是场骗局，但汉斯的主人并不知道他给了汉斯线索，因此其中并没有欺诈存在。甚至，当主人知道这一切后，他发现他几乎不可能抑制住这些信号。事实上，在冯格斯特得出结论后，汉斯的主人对此极度失望。因此他责骂汉斯是背叛者，想让汉斯在拉柩车的惩罚中度过余生——这位主人不生他自己的气，反而归罪于他的马！幸运的是，汉斯最后到了一个新主人手里。新主人很欣赏汉斯的能力，并对这些能力做了进一步的测试。这是正确的态度，因为整件事并不是对动物智能的贬低，反而证明了动物的敏感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汉斯的算术天赋或许是一种错估，但它对人类身体语言的理解能力却是非常出色的 。

作为一匹奥尔洛夫快步马，汉斯看起来极为符合对这个俄国品种的描述：“这种马有着惊人的智力。它们学得很快，只用重复几次就能轻松地记住所教的东西。它们常常有种神奇的理解能力，能够了解在任何给定时刻人们对它们的要求。这种马热爱人类，它们与自己的主人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情感纽带 。”

汉斯的表现并非动物认知研究中的一场灾难，反而是变相的好事。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聪明汉斯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动物测试的进步。冯格斯特阐明了盲测程序的作用，为经得起检验的认知研究铺平了道路。讽刺的是，在对人类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忽略这一课。幼童通常坐在他们母亲的腿上参与认知任务。这里的假设是母亲和一件家具并无差别。但每一位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功，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母亲的身体移动、叹气和轻微的碰触不会给她们的孩子提供线索。多亏了聪明的汉斯，如今对动物认知的研究要比以前严格得多。研究狗的实验室在测试动物的认知时，会让狗的主人戴上眼罩，或者站在墙角，背对着他的狗。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一只名叫里科的边境牧羊犬辨认出了200多个表示不同玩具的单词。在研究中，它的主人会让它去拿放在另一个房间里的某个玩具。这样，主人就没法看向玩具，从而不自觉地引导狗的注意了。里科需要跑到另一个房间把主人提到的东西拿过来，这样就避免了聪明汉斯效应 。

我们对冯格斯特亏欠太多。他证实了人类和动物间会发展出无意识的交流。汉斯和它的主人强化了彼此的行为，但每个人都深信汉斯和它的主人所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当人们意识到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对于诠释动物智能来说，这使得历史的钟摆从丰富的诠释坚定地摆向了简单的诠释，并不幸地在简单诠释的状态中耽搁了太久。而其他对于简单性的诉求则没有如此成功。下面，我将描述两个例子，一个关于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另一个关于文化（culture）。无论何时，一旦这两个概念与动物关联起来，就会使某些学者勃然大怒。

脱离实际的灵长动物学

1970年，美国心理学家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首次发现黑猩猩可以辨认出它们自己的镜像。盖洛普认为这涉及自我意识——他说，猴子等物种缺乏这种能力，无法通过他的镜子测试 。在这一测试中，研究人员在麻醉状态的猿类身上做了一个记号。当猿类醒来后，它只有在镜子中的倒影里才能看到这个记号。盖洛普所选择的用词无疑激怒了那些认为“动物不过是机械”的人。

第一波反击来自B.F.斯金纳及其同事。他们迅速地训练了鸽子，使其在镜子前啄它们自己身上的斑点记号 。他们复制出了表面上类似的行为，便自以为解决了这一谜题。他们才不管鸽子需要几百粒谷物奖励才能学会这一行为，而黑猩猩和人类的这一行为压根不需要训练。你可以训练金鱼踢足球，或者狗熊跳舞，但这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足球明星或舞蹈演员所拥有的技巧吗？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都不确定这个关于鸽子的研究是否可重复。另一个实验团队花了数年尝试完全一样的训练，用的鸽子品种也和斯金纳一样，但无法发现会啄自己身上记号的鸟儿。这一团队最后发表了一篇报告批评斯金纳的研究，并在报告标题中使用了“匹诺曹”一词 。

第二波反击是关于镜子测试的新解释。这一解释提出，实验中的标记过程用到了麻醉剂，所观察到的自我识别或许是麻醉的副产物。也许，当黑猩猩从麻醉状态苏醒时，它会随便摸摸自己的脸，于是偶然碰到了记号 。另一个研究团队很快驳斥了这一观点。他们小心地录下了黑猩猩触摸的脸部区域，结果发现这种触摸完全不是随机的——黑猩猩特别瞄准了有记号的区域，而且这种触摸在黑猩猩看到自己的镜像后达到了峰值 。当然，这正是专家们一直以来所表述的观点，不过如今这一观点得到了正式的承认。

要想让猿类表现它们有多了解镜子，其实压根用不着麻醉。猿类会自发地用镜子看自己的口腔内部，而且雌性还总是把镜子反过来查看自己的臀部——雄性则并不关心这一部位。这两个身体部位都是它们平常没法看见的。猿类还用镜子来满足一些特殊的需求。例如，在有次与一只雄性的扭打过程中，罗伊娜的头顶受了点儿伤。当我们支起一面镜子时，罗伊娜立即检查了伤口，并根据自己动作的镜像梳理了伤口周围的毛发。另一只名叫博里的雌性耳道感染了，我们试图用抗生素治疗它，但它一直朝一张桌子的方向招手，那里除了一面小小的塑料镜子外什么也没有。我们过了好一会儿才理解了它的意图。当我们把镜子拿给它之后，它立即捡起了一根稻草，并把镜子放成一个合适的角度，这样，它就可以一边清洁耳朵，一边在镜子里观察清洁过程了。

一项好的实验并不创造新的和不同寻常的行为，但会利用天生的习惯，而盖洛普的实验正是这样。由于猿类会自发地使用镜子，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专家会提出前面所述的麻醉理论。那么，是什么使得并不熟悉灵长动物的科学家们自认为懂得更多呢？我们中研究这些极具天赋的动物的人已经习惯于听到不请自来的观点，试图指导我们该如何测试这些动物、它们的行为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我发现，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建议背后是自大。有一次，一位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为了强调人类的利他主义是多么独特，他当着众多观众大叫道：“猿类是从不会跳下湖中去救自己的同类的！”于是，在那之后的提问环节中，我便指出，实际上有不少关于猿类跳下湖营救同类的报告——由于猿类不会游泳，因此这通常会伤害它们自身的利益 。

同样的自大解释了对于灵长动物学领域最为知名的发现的怀疑。1952年，日本灵长动物学之父今西锦司（Kinji Imanishi）首次提出，倘若动物群体中的个体能够彼此学习习惯，并且这种行为会导致不同群体间行为的多样性，那么谈论动物的文化或许是无可非议的 。如今，这一观点已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接受。但在当时，这一观点极为激进，西方科学界花了40年才有了类似观点。同时，今西锦司的学生耐心地记录了清洗红薯的行为是如何在幸岛（Koshima Island）上的日本猕猴中传播开来的。第一只这么做的猴子名叫井面，是一只未成年的雌性。如今，在岛上入口处，有一尊纪念它的雕像。从井面开始，这一习惯传播给了其同龄伙伴，然后是它们的母亲，最后岛上几乎所有的猴子都学会了这一习惯。洗红薯这一习惯代代相传，成了习得性社会传统最为知名的例子。

许多年后，这一观点引发了一种被称为“扫兴陈述”（killjoy account）的行为，即通过提出看上去更简单的其他论断来试图打击关于认知的论断。根据扫兴陈述，今西锦司的学生这种“猴子—观察行为—其他猴子—实践行为”的解释属于夸大其词。为什么这不会仅仅是个体学习呢？——也就是说，每只猴子自己习得了洗红薯的习惯，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个体的帮助。甚至，这里面可能还有人类的影响。或许今西锦司的助手三户散川江（三户サツヱ，Satsue Mito）在分发红薯时是有选择性的，因为她知道每只猴子的名字。她也许奖励了那些把自己的红薯浸在水里的猴子，因而促使它们更频繁地这么做 。

要弄清这一点，唯一的方法就是到幸岛去询问。我曾两次到过这个位于日本南部亚热带地区的岛，因此有幸通过一位翻译采访了时年84岁的三户夫人。她对我这个关于食物分发的问题颇感怀疑。她强调道，没有人能随心所欲地发放食物。当社会等级高的雄性双手空空时，任何持有食物的猴子就有可能有麻烦了。猕猴社会等级森严，而且可能会很暴力。因此，三户当时若先给井面和其他未成年猕猴食物，就相当于在谋害它们的生命。事实上，最后一只学会洗红薯的猴子是一只成年雄性，它是第一批拿到食物的。当我向三户夫人提起那个观点，说她也许奖励了洗红薯行为时，她予以了否认，说这压根不可能发生。起初，红薯是在森林里发放的，那里离猴子洗红薯的淡水溪流很远。它们会收集好自己的红薯，带着红薯快速跑掉——由于它们手里满是红薯，因此通常是双脚着地跑的。三户无法对它们在遥远的溪流那做的任何事情作出奖励 。但也许支持社会学习而不是个体学习的最有力的论据在于这一行为扩散的方式。第一批模仿井面行为的猴子中有一个便是井面的母亲江场，这不太可能是巧合。在那之后，洗红薯的习惯扩散到了井面的同龄猴子中。对洗红薯行为的学习与社会及亲戚间的关系网高度契合 。

正如那些给我们提出镜子-麻醉假说的科学家一样，撰文抨击幸岛上的发现的科学家也不是灵长动物学家。更有甚者，这位科学家从未踏上过幸岛，也从未就他的观点咨询过在幸岛上露营几十年的野外工作者。我无法不对这种主张与专长间的不对等感到疑惑。也许这种态度是一种错误信念的残余：如果你对大鼠和鸽子了解得够多，那么你就懂得了一切关于动物认知的东西。这促使我提出了下面的“了解你的动物”法则：任何人若想提出关于某动物认知能力的替代性论断，要么需要使他自己对所研究的动物非常熟悉，要么需要真正付出努力，用数据来支持他的论断。因此，尽管我很欣赏冯格斯特关于聪明汉斯的工作及其令人眼界洞开的结论，但我很不喜欢那些完全不去检验自身有效性、脱离实际的怀疑。演化认知学领域对待不同物种间的差异极为严肃，科学家们往往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只为了解某一个物种间的差异。这种了解是特殊的专业技能。现在，是时候给这种专业技能应有的尊重了。

冰释前嫌

布格尔动物园的一个早上，我们给黑猩猩们看了一个装满葡萄柚的筐子。这个黑猩猩种群当时在它们过夜的楼里，这栋楼旁边便是一个大型的岛，那是它们白天待的地方。这些猿类兴致勃勃地看着我们抬着筐子穿过一扇门，到了岛上。但当我们带着空筐子回到楼里时，黑猩猩中发出了一阵喧嚣。当这25只黑猩猩一看到那些水果不见了，它们便发出了喝彩和喊叫声，带着过节般的情绪拍打着彼此的背。我还从没见过动物对于食物不见了如此兴高采烈，它们肯定推断出葡萄柚不可能凭空消失，因此一定被留在它们一会儿就会去的岛上了。这种推理并不属于任何简单的试错学习类型，更何况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做。这个葡萄柚实验是个一次性事件，用来研究黑猩猩对藏起来的食物的反应。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普雷马克（David Premack）和安·普雷马克（Ann Premack）所进行的关于推论性推理（inferential reasoning）的测试是这类测试中最早的一个。他们给黑猩猩萨迪看了两个盒子，并把一个苹果放在其中一个盒子里，把一根香蕉放在另一个盒子里。在分散萨迪的注意力几分钟后，他们让萨迪看到一位实验人员大口吃着苹果或香蕉。然后，这位实验人员便离开了，而萨迪会被放出来去查看那两个盒子。由于萨迪没有看到那位实验人员是如何拿到他手里的水果的，因此它面临着一个有趣的窘境。而萨迪总是走向那个装着实验人员没吃的水果的盒子。由于萨迪在第一次试验中便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在后续试验中依然如此，因此，戴维·普雷马克和安·普雷马克排除了渐进式学习的可能性。看上去，萨迪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那位吃水果的实验人员是从那两个盒子中的一个里拿到的水果，尽管萨迪并没看见他是如何做到的；第二，这说明另一个盒子里肯定依然有着另一个水果。戴维·普雷马克和安·普雷马克注明，大多数动物并不会作出这样的假设——它们只是看见实验人员食用水果，仅仅如此，并没有更多的推断。黑猩猩则不同，它们会试图厘清事件的时间顺序，找出逻辑，并对其间的空白进行补充 。

多年以后，西班牙灵长动物学家何塞普·卡尔（Josep Call）给猿类展示了两个盖着的杯子，让它们知道只有一个杯子里放有葡萄。如果卡尔移开盖子，让这些猿看到杯子里的东西，它们会选择有葡萄的杯子。而后，卡尔把杯子一直盖住，摇摇第一个杯子，再摇摇第二个。只有有葡萄的杯子才会发出响声，这也正是这些猿的选择。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是，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困难点儿，卡尔有时只摇晃那个空的杯子，于是杯子也就没有响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猿还是会选择另一个杯子，因此它们的选择是在排除的基础上作出的。由于没有响声，它们据此猜测出了葡萄应该在哪儿。也许这也并不能让我们印象深刻，毕竟我们觉得这种推理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比如，狗便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猿类非常特殊：它们对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有着自己的观点，并会据此寻找逻辑关系 。

事情变得更有趣了——我们不是应该在可能的解释中采纳最简单的那个吗？如果猿类这些脑部较大的动物会试图找出事件背后的逻辑，那么这有没有可能是最低等心理功能的结果呢 ？这让我想起摩根对他的法规的补充。根据他的补充，对于更为智能的物种，我们是可以提出更复杂的假设的。我们肯定会把这条规定应用在我们人类自己身上。我们总是找出事情的缘由，将我们的推理能力应用到周围的一切事物上。倘若我们找不到任何缘由，甚至会自己编造一个，这便导致了奇怪的迷信和超自然信仰，比如球迷们会总是穿同一件T恤以求好运，还比如人们会把灾难归咎于上帝之手。我们如此依赖逻辑，以至于我们无法忍受逻辑不存在的情况。

“简单”一词显然没有它听上去那么简单。对于不同的物种来说，“简单”意味着的东西非常不同。这使得怀疑论者与认知主义者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更加复杂化了。此外，我们常常为词义纠结不已，而这些词义学方面的东西实在配不上它所引起的热议。某位科学家会提出，猴子能够理解豹子的危险性；另一位科学家则会说，猴子不过是有过豹子杀死它们同类的经历，从中学到了经验。尽管前者的用语是“理解”而后者说的是“学习”，但这两种论述实际上并无太大区别。幸运的是，在行为主义衰落之后，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变得不再那么激烈了。行为主义将世界上所有的行为都归因于单一的学习机制，因而造就了自身的没落。行为主义过度的教条化使其更像是一个宗教，而非一种科学手段。动物行为学家乐于抨击行为主义。他们说，行为学家不应该将大白鼠驯化，使它们适用于某一特定的测试模式，而是应该正好反过来，即发明适用于“真正的”动物的测试模式。

1953年，行为学家开始反击。美国比较心理学家丹尼尔·莱尔曼（Daniel Lehrman）对动物行为学进行了尖锐的攻击 。莱尔曼的攻击目标是“天生的”（innate）一词的定义。他说，即便物种特有的行为是从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天生的”的定义也过于简化了。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完全是天生的，因此“天性”（instinct）这一术语实际上是具有误导性的，应该避免使用。动物行为学家被莱尔曼这意料之外的批评刺痛了，惊慌失措。但是，一旦他们从自己的“肾上腺素飙升”（这是廷贝亨说的）中恢复过来，他们便发现莱尔曼并不属于那种典型的面目可憎的行为学家。比如，莱尔曼是一位极富热情的鸟类观察者，他很了解他所研究的动物。这给动物行为学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伦兹回忆起与这位“敌人”见面的情形：他们想办法消除了彼此间的绝大多数误解，找到了共同的立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一旦廷贝亨了解了丹尼——他们如今这么称呼莱尔曼——廷贝亨甚至说莱尔曼更大程度上是一名动物学家，而非一名心理学家。莱尔曼认为，这一评价是对自己的褒扬 。

廷贝亨与莱尔曼之间由于对鸟类的热情而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情谊远远超过了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与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因苏联领袖赠予白宫的小狗普辛卡（Pushinka）而结下的友谊。尽管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作出了友好的姿态，但冷战依然持续，丝毫没有减弱。与此相反的是，莱尔曼严厉的批评，以及之后比较心理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思想上的交流，开启了彼此间相互尊重和理解的进程。特别是廷贝亨，他承认莱尔曼对他后期的思想颇有影响，并致以了感谢。显然，他们需要大吵一架，才能开始和解。而这种和解又因每个阵营内部对于其自身信条的不断批评而得到了加速。在动物行为学阵营里，更为年轻的一代抱怨着洛伦茨关于动机与本能的僵化概念；而比较心理学对于挑战其自身的权威范式则有着更为悠久的传统 。即便早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也曾经就认识方法断断续续地作出过一些尝试 。讽刺的是，对行为主义最大的打击来自其内部。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在大鼠中进行的简单的学习实验。

任何尝试过惩罚不乖的狗或猫的人都知道，要惩罚的话最好动作快点，在动物还能看见自己所做的错事，或者对所犯错误记忆犹新的时候进行惩罚。如果你等得太久，你的宠物便无法将你的责骂与偷肉吃或者在沙发背后拉屎联系起来。由于人们一直认为行为和结果间的短暂间隔极为关键，因此，当1955年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加西亚（John Garcia）声称他找到了一个违背所有这些原则的例证时，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加西亚发现，当大鼠吃了有毒的食物后，即便食物导致的恶心感要几小时后才会发生，大鼠还是会在中招一次后便学会拒绝有毒食物 。而且，负面结果必须是恶心感——电击就不会有同样的效果。由于有毒的食物作用缓慢并会让其不适，因此从生物的角度来说，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出乎意料之处。避开坏掉的食物看上去是一个高度适应性的机制。但是，对于标准的学习理论来说，由于人们假定，若要让动物将这类不相干的惩罚与行为联系起来，时间间隔必须要短，因此，这些发现简直是晴天霹雳。事实上，这些发现是毁灭性的。人们非常不喜欢加西亚的结论，因此他很难发表这些观点。一位富于想象力的审稿人声称，加西亚的数据压根是不可能的，在布谷鸟报时钟里找到鸟屎的可能性都比这要大些。但如今，加西亚效应（Garcia Effect）已得到了完全的肯定。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对那些让我们中过毒的食物记得如此之牢，以至于哪怕只是想想这些食物我们都会作呕，或者再也不会踏进吃到这些食物的那家餐馆。

有些读者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尽管事实上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对恶心感的威力有过亲身体验，但加西亚的发现还是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呢？我们需要意识到，人们当时（现在仍然）常常认为人类的行为来自思考，比如对于前因后果的分析，但认为动物行为中则应该是没有这些过程的。科学家还没有准备好把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等同起来。长久以来，人们对人类的思考评价过高。而我们现在怀疑，我们自己对于食物中毒的反应事实上和大鼠的反应是很相似的。加西亚的发现迫使比较心理学承认，演化摆布着认知，使认知适应于该生物的需要。这后来被称为生物准备性学习（biologically prepared learning）：每个生物都被驱动着去学习那些生存所必须知道的东西。意识到这一点显然有助于比较心理学与动物行为学的和解。而且，这两个学派间不再有地理距离了：比较心理学在欧洲站稳了脚跟——也正因如此我才到一个行为学家的实验室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而北美的动物学系则开始教授动物行为学。于是，大西洋两岸的学生都能广泛地吸收各种观点，并开始整合它们。因此，对比较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这两种方法的综合不仅发生在国际会议上和学术论文里，还在课堂上进行着。

我们进入了一个属于交叉学科学者的时期。我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心理学家萨拉·谢特尔沃思（Sara Shettleworth）。谢特尔沃思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教书。她写的动物认知方面的教科书影响了很多人。起初，她是个不起眼的行为学家。但她后来认为，认知是受到每个物种其生态需要的巨大影响的，并提倡用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认知。正如其他行为学家一样，对于认知的解释，谢特尔沃思一直很谨慎，但她的工作有着很明显的动物行为学风格。她将其归功于她学生时代的某些教授，以及参与她丈夫的海龟野外实验。在一次关于她职业生涯的采访中，谢特尔沃思明确提到，加西亚的工作是一个转折点，使她拓宽了眼界，了解了塑造学习和认知的演化力量 。

天平的另一端则是我的偶像之一，瑞士灵长动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汉斯·库默尔（Hans Kummer）。当我还是学生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他写的每一篇论文。这些论文大多数是关于他在埃塞俄比亚对阿拉伯狒狒的野外研究。库默尔不仅观察了阿拉伯狒狒的社会行为，并将其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他还总是对这些行为背后的认知感到困惑，并对抓捕到的狒狒（之后会放生）进行野外实验。后来在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ürich），他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关在笼子里的长尾猕猴。库默尔认为，检验认知理论的唯一方法是进行受控实验，仅仅靠观察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此，如果灵长动物学家想要解出认知之谜，那么他们应该向比较心理学家学习 。

我也经历过一次这种从观察到实验的转变。并且，当我建立研究僧帽猴的实验室时，库默尔的猕猴实验室给了我非常多的灵感。秘诀在于，要把动物和它们的同伴关在一起。于是，这就需要大型的室内和室外场地。这样，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猴子可以进行玩耍、整理仪表、打架、抓虫子等许多活动。我们训练它们走进测试间，在那里，猴子们会完成触屏任务或社交任务，然后被送回猴群中。在传统的实验室里，研究者像斯金纳关鸽子那样把每只猴子单独关在一个笼子里。与之相比，我实验室的安排有两大优势。

首先是生活质量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将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关起来，那么我们至少要让它们过上群居生活。要想让这些动物的生活更丰富，让它们更具活力，这是最好也最符合伦理的方法。

其次，如果我们想测试猴子的社交技能，那么就得让它们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技能，否则便是不合情理的。只有让它们对彼此非常熟悉，我们才能研究它们是如何分享食物、相互合作，或者判断彼此的处境的。库默尔对这一切都非常了解。他和我一样，是从灵长动物观察者起家的。在我看来，任何人若想要对动物认知进行实验，那么首先得花上两三千小时观察实验动物的自发行为。否则，我们只能在对自然行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实验，而这恰恰是旧方法，早就该抛弃了。

今天的演化认知学领域融合了两个学派各自的精华部分，将比较心理学中受控实验的方法与在聪明的汉斯事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盲测法相结合，并采纳了动物行为学中丰富的演化框架和观察技术。对今天的许多年轻科学家来说，他们并不在意人们对他们的称呼是比较心理学家还是动物行为学家，因为他们把这两个领域的概念和技术整合到一起了。此外，还有第三股力量，它至少对演化认知学领域内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便是日本灵长动物学界的影响，但西方一直没有予以承认。也因如此，我称它为“沉默的入侵”。但给每只动物起名字并在多代动物中跟踪它们的社会影响对我们来说已成为惯例。这令我们得以理解群居生活里最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和友谊。该方法由今西锦司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立，已经成为研究长寿命哺乳动物——从海豚到大象和灵长动物——的标准方法。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那么一段时间，西方的教授们警告其学生要与日本学派保持距离，因为这些教授认为给动物起名字太过类人化了。当然，语言障碍也是一个因素，使西方学者很难听到日本科学家的声音。1958年，当今西锦司最重要的学生伊谷纯一郎（Junichiro Itani）参观美国的大学时，就遇到过这种怀疑。没有人相信伊谷纯一郎和他的同事能够辨别100多只猴子——猴子们都长得差不多，因而显而易见，伊谷纯一郎肯定在瞎编。伊谷纯一郎曾告诉我，他被人当面嘲弄，却无人为他辩解，只有一个人例外，那便是伟大的美国灵长动物学先驱雷·卡彭特（Ray Carpenter）。卡彭特看出了伊谷纯一郎所用方法的价值 。当然，现如今，我们知道辨认许多只猴子是可能的，而且我们都在这么做。类似于洛伦茨对于了解动物整体的强调，今西锦司促使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实验动物着想。今西锦司说，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实验动物的感受，或者，按我们今天的说法，要进入它们的周遭世界。这是动物行为研究中一个古老的主题，它与“保持距离以维持批判性”这种误导人的观念大为不同。后者使我们对拟人论过度担忧。

国际演化认知学界最终认同了日本学界的方法，这表明我们从动物行为学和比较心理学这两个学派的故事里还学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便是：倘若我们能意识到每种方法都能提供一些其他方法所缺乏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能克服由于方法不同而导致的最初的敌意。我们也许会把这些方法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优于各个部分之和的新整体。正是互补方法的融合造就了如今前途大好的演化认知学。不幸的是，在此之前，我们经历了一个充满误解、冲突和自以为是的时期，这个时期长达一个世纪。

狼蜂

上次我见到廷贝亨时，他曾泪流满面。那时是1973年，廷贝亨、洛伦茨和冯·弗里希（von Frisch）荣获诺贝尔奖。廷贝亨来到阿姆斯特丹领一个其他奖项，并且做了一场演讲。谈到荷兰时，他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了。他质问我们对他的国家都做了些什么。当年他在沙丘中一个美丽的小地方研究海鸥和燕鸥，而那里如今已经不在了。几十年前，当廷贝亨坐在船上移民英国时，他曾用他永不离手的自制卷烟指了指那个地方，预言道：“那里会完全消失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多年以后，鹿特丹港的扩张吞并了那个地方，那里变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 。

廷贝亨的讲座让我想起了他的丰功伟绩，包括动物认知，尽管他从未用过这个术语。他曾研究过泥蜂在离开巢穴之后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巢的。泥蜂也叫作狼蜂，它们捕捉蜜蜂并使其麻痹，然后将蜜蜂拖到沙子里的巢穴中（一个长长的地洞），并将蜜蜂留在巢里，作为狼蜂幼虫的食物。当狼蜂外出捕捉蜜蜂时，它们会进行一段短暂的定位飞行来记住它们那隐蔽的地洞的位置。廷贝亨在狼蜂巢穴周围放上一些物品，比如围上一圈松果之类，想看看狼蜂到底是用什么信息找到回家的路的。通过将松果移到其他地方，廷贝亨能够欺骗狼蜂，使它们在错误的地点寻找自己的巢穴 。他的研究阐释了物种特有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是与该物种的自然史紧密相连的。这正是演化认知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事实证明，狼蜂相当擅长这一特定的寻路任务。

那些更为聪明的动物在认知上则更不受限，它们通常能找到方法来解决从未遇见过的或很不常见的问题。那个关于黑猩猩的葡萄柚故事的结局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我们把黑猩猩放到岛上后，它们中有些走过了我们藏葡萄柚的地方。我们把葡萄柚藏在了沙子下面，只能看见少数几块黄色的果皮。一只名叫丹迪的年轻成年雄性从旁边跑过，没怎么减速。但是，下午晚些时候，当所有黑猩猩都在太阳下打盹时，丹迪径直来到了藏水果的地点。它毫不犹豫地挖出了水果，优哉游哉地大吃了一顿——要是它最初看见水果时就停下来，可就没有这番享受了——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和雌性会抢走它的水果 。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动物认知的整个范围，从凶残的狼蜂特化的导航能力到猿类适用广泛的认知能力。后者使猿类得以解决许多不同的问题，包括一些它们从未见过的问题。最令我们困扰的是，丹迪第一次经过藏葡萄柚的地点时丝毫没有逗留。因此，它一定是瞬间便估算出的，对它来说，装作没看见水果是最佳策略。 w3oK3aSpx07MHWNqiyr/FSprPrcru4lXWBY8qyEGQGGrDZAySRNELCJljcSLwn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