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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来，大太阳一直朝着田野喷下灼人的火焰。在这火雨的浇灌下，生命的花朵盛开，欣欣向荣。绿油油的大地一眼望不到边。蓝湛湛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诺曼底人的农庄分散在平原上，被又高又细的山毛榉围着，远远望去，好似一片一片小树林。走到跟前，推开虫蛀的栅栏门，却又叫人以为是一座大花园，因为那些像农民一样瘦骨嶙峋的老苹果树都开了花。黑黝黝的老树干，歪歪扭扭，成行地排列在院子里，向着晴空撑开它们的圆顶，白的白，红的红，光彩夺目，苹果花的清香，敞开的牲口棚里散发出的浓烈气味，还有厩肥发酵冒出来的热气掺混在一起。厩肥堆上歇满了母鸡。
中午，这一家子：父亲、母亲、四个孩子、两个女雇工和三个男雇工，正在门前那棵梨树阴下吃饭。他们很少说话，喝过浓汤以后，又揭开了盛满肥肉烧土豆的盆子。
不时有一个女雇工站起来，拎着罐子到地窖里去装苹果酒。
男主人四十来岁，高个儿，他打量着屋边一株还没有长出叶子的葡萄。葡萄藤像蛇一样沿着百叶窗下的墙壁，蜿蜒伸展。
最后他说：“爹爹的这株葡萄今年发芽发得早，说不定要结了。”
女主人也转过头来看看，不过没有开口。
这株葡萄栽的地点正好是当年老爹被枪杀的地方。
事情发生在一八七〇年的战争中。普鲁士人占领了整个地区。费德尔布将军
率领着北方部队还在抵抗。
普军的参谋部当时就设在这个农庄里。农庄主人米隆老爹，名字叫皮埃尔，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农。他接待他们，并且尽力把他们安置好。
一个月来，德军的先头部队一直留在村里侦察情况。法国军队离这有十法里，不见有一点动静。可是，每天夜里都有枪骑兵失踪。
派出去执行巡逻任务的侦察兵，只要是两三人一组出去，就从来没有回来过。
到了早上，在田野里、院子旁边或者沟里找到他们的尸体。他们的马也被割断喉咙，倒在大路上。
这些暗杀事件看来像是同一伙人干的，但是凶手始终没法查出。
普鲁士人在当地实行了恐怖的报复政策，许多农民光凭简单的告发就被枪杀；许多妇女被监禁。他们还想用恐吓手段从孩子嘴里套出话来。结果还是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现。
谁知一天早上，有人看见米隆老爹躺在他的马厩里，脸上有一道刀伤。
在离农庄三公里外的地方找到了两个肚子被戳穿的枪骑兵。其中一个手上还握着沾满血迹的武器，可见他曾经搏斗过，进行过自卫。
军事法庭立刻在农庄门口的露天地里开庭。老头儿被带上来。
他那年六十八岁，个子瘦小，背略微有点驼，两只大手好像一对蟹钳。失去光泽的头发，稀稀落落，而且软得像小鸭的绒毛，到处露出头皮。脖子上的皮肤是褐色的，布满皱纹，露出一根根粗筋；这些粗筋从颚骨底下钻进去，然后又在两鬓现出来。他在当地被认为是一个既吝啬而又难弄的人。
他们叫他立在一张从厨房里搬出来的桌子前面，四名士兵围着他。五位军官和上校坐在他的对面。
上校用法国话问：
“米隆老爹，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一直对你非常满意。你一向对我们很殷勤，甚至可以说，非常关切。但是，今天有一桩重大的案件牵连到你，因此必须弄弄清楚。你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这个农民一句也没有回答。
上校又说：
“米隆老爹，你不说话就证明你有罪。不过，我要你回答我，听见了吗？今天早上在十字架附近找到的那两个枪骑兵，你知道是谁杀的吗？”
老人毫不含糊地回答：
“是我杀的。”
上校吃了一惊，他盯着犯人看，沉默了一会儿。米隆老爹一直保持着平静的态度，仿佛是在跟本堂神父说话，低垂着眼帘，脸上带着庄稼人的那股子傻气。仅仅从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慌乱，那就是他在一下一下显然很使劲地咽口水，就像他的嗓子完全被卡住了似的。
老头的全家：他的儿子让，儿媳妇，还有两个孙子，惊慌失措地站在他背后十步以外。
上校又问：
“一个月来，每天早上在野外找到的我们军队里的那些侦察兵，你也知道是谁杀的吗？”
老人仍旧呆头呆脑，毫无表情地回答：
“是我杀的。”
“全都是你杀的吗？”
“不错，全都是我杀的。”
“你一个人杀的？”
“我一个人杀的。”
“告诉我，你是怎样干的？”
这一下，他有点紧张了；要他讲很多的话，显然使他感到为难。他吭吭哧哧地说：
“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碰上就怎么干。”
上校说：
“我通知你，你非把一切经过告诉我不可。所以你最好还是赶快拿定主意。你是怎样开的头？”
老人朝他的家里人不安地看了一眼，他们在他背后注意地听着。他又迟疑了一会儿，这才突然下了决心。
“有天晚上我回家，大约就是你们来到的第二天，十点左右。你，还有你的那些当兵的，你们拿走了我值五十多埃居的草料，还有一头母牛和两只绵羊。我对自己说：‘好，让他们拿吧，我都得叫他们赔出来。’我心里另外还有别的委屈，等一会我再告诉你。先说那天晚上，我看见你手下的一个骑兵在我粮仓后面的沟沿上抽烟斗。我连忙去把我的镰刀摘下来，悄悄摸到他背后，他一点也没有听见。我就像割麦子似的，一镰刀，就这么一镰刀，把他的脑袋削下来了。他甚至连喊一声哎哟都没来得及。你只要到池塘里去找一找就可以发现他跟一块顶栅栏门用的石头一起装在一只装煤的口袋里。
“我有我的打算。我把他全身的衣物，从靴子一直到便帽都扒下来。我把这些东西藏在院子后面，马丹家那片树林中的石灰窑里。”
老头儿不说下去了。军官们惊讶地互相望着。审问接着又重新开始；以下就是他们问出来的：
他一旦动手杀了那个骑兵以后，就念念不忘，一直想着：“杀普鲁士人！”他恨他们，他对他们怀着一个既贪财而又爱国的农民才会有的那种阴狠的、强烈的仇恨。正像他自己说的，他有他的打算。他等了几天。
他对战胜者是那么谦恭，既殷勤而又驯服，所以他们让他自由来去，随意进出。每天晚上他都看见有传令兵出发。他跟士兵们经常接触，学会了几句必要的德国话。一天夜里，他听到骑兵们前往的那个村庄的名字以后，就出去了。
他走出院子，溜进树林，到了石灰窑就连忙钻进那条长坑道。他在地上找到那个死人的衣服，穿在身上。
然后，他在田野里转来转去，一会儿爬，一会儿躲躲闪闪地沿着斜坡走，只要有一点响声就注意听，像违禁偷猎的人那样紧张不安。
他认为时间到了，就来到大路边上，藏在荆棘丛里，继续等着。将近半夜十二点，硬土路面上终于响起了嗒嗒的马蹄声。他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准了只有一个骑兵过来，就做好准备。
那个枪骑兵带着紧急公文，骑着马疾驰而来。一路上他耳目并用，小心提防。米隆老爹等他来到十步远的地方，连忙爬到路当中，叫喊：“Hilfe！Hilfe！（救命！救命！）”骑兵勒住马一看，认出是一个落马的德国人，以为他受了伤，于是跳下马，毫不怀疑地走过来。正当他朝陌生人俯下身子的时候，那柄弯弯的长马刀就戳进了他的腹部。他倒下去，仅仅抖动了几下，就立刻断气了。
接着，这个诺曼底人怀着老农民才有的那种不动声色的快活心情站起来。为了取乐，他又把死人的喉咙割断，然后才拖到沟边扔下去。
马静静地等候着它的主人。米隆老爹跨上马鞍，一溜烟地朝平原上奔去。
一个钟头以后，他又看见两个并排返回营地去的枪骑兵。他笔直地朝他们跑去，嘴里又叫着：“Hilfe！Hilfe！”普鲁士人认出了军服，让他过来，丝毫没有起疑心。老头儿像颗炮弹在他们中间一穿而过，用马刀和手枪同时把他们俩都撂倒了。
他把两匹马也宰了，因为那是德国人的马！然后悄悄回到石灰窑，把一匹马藏到阴暗的坑道里。他脱掉军服，换上自己的破衣裳，回到床上，一觉睡到天亮。
他等候侦查结束，一连四天没有出门。但是到第五天，他又出去了，用同样的计策杀死了两名士兵。从此以后他一直没有歇过手。每天夜里，他这个幽灵般的骑兵，这个专以杀人为目标的猎人，都要披星戴月在荒凉的田野里奔驰。他忽东忽西，到处寻找机会，有时在这儿撂倒几个普鲁士人，有时在那儿撂倒几个。任务完成以后，这个老骑兵就撇下倒在大路上的尸体，回到石灰窑里把马和军服藏好。
到了中午，他从容不迫地拎着燕麦和水去喂留在坑道里的坐骑。他把它喂得饱饱的，因为他需要它干的是一桩很重的活儿呢。
但是，头天晚上，遭到这个老农民袭击的人中间，有一个有了防备，在他脸上砍了一刀。
不过，他还是把那两个人都杀死了。他还能够回到石灰窑，把马藏好，换上破旧的衣裳，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他感到身子发软，勉勉强强走到马厩，就再没有气力往家里走了。
他被人发现时，正躺在干草上，浑身是血……
他讲完以后，突然抬起头，自豪地望着普鲁士军官。
上校捻着小胡子，问他：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了。账已经算清，不多不少，我一共杀了十六个。”
“你知道你有死罪吗？”
“我又没有向你讨饶。”
“你当过兵吗？”
“当过。我从前打过仗。再说，我那个跟拿破仑一世皇帝当兵的爸爸，就是你们打死的。上个月你们又在埃夫勒
附近打死了我的小儿子弗朗索瓦。你们欠我的债已经还清。现在咱们是谁也不欠谁的。”
军官们面面相觑。
老人接着说下去：
“八个是为我爸爸还的，八个是为我儿子还的。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我呀，我可不是成心要跟你们过不去！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就连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可是你们来到我的家里，就跟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我已经在那些人身上报了仇。我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老人挺直僵硬的腰板，像一位谦逊的英雄那样把双手交叉在胸前。
普鲁士人低声交谈了很久。有一个上尉也是上个月才失去自己的孩子，他为这个行为高尚的穷苦人辩护。
后来上校站起来，走到米隆老爹跟前，压低嗓音说：
“听我说，老头儿，也许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的命，只要……”
可是老人家根本不听。微风吹拂着他脑袋上绒毛般的稀发，他两眼逼视着打胜仗的军官，眉头一皱，那张带着刀伤的瘦脸扭歪了，表情十分可怕。接着他挺起胸膛，使出全身力气朝普鲁士人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上校气疯了，他刚举起手，老人又朝他脸上吐了一口。
军官们都立了起来，同时大声发布命令。
不到一分钟，这个仍旧十分平静的老人就被推到墙根处决了。他的儿子让、儿媳妇和两个孙子惊慌失措地望着，他在临死前还朝着他们微笑呢。
郝运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