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塞巴斯蒂安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轻轻喘气。七楼对他来说还是太高了点。妨碍他的倒不是他的体重，而是近些日子消耗的那万来支烟，万来杯各种不同的酒，酒的种类之多想来都让人发笑。事实上，他可能还倾向于根据喜欢的那些酒而非他那些女人，来区分出最近这些年的日子。这么一来，“尼格罗尼”年就可以对应海达；“干马提尼”年虽然持续时间稍长些，但可以对应上玛丽艾拉·德拉。在巴西度过的“朗姆酒”年则与安娜-玛丽相对应。天哪，他可真够乐的！其实说到底，他既不是情场高手，也不是酒鬼，只是一个女人对应一种酒的组合让他着迷。不管怎么说，是他妹妹埃莱奥诺一直主宰着他的人生。那可是他妹妹，她呢，要不没酒可对，要不就能对应上所有的酒。无论如何，没有了她的人生，没有了她的酒，就只是一杯白开水。其实，生活可以这样被一个人限定还真是容易，这个人既是他的奴隶，又是他自己——不管他对此作何评论。她时不时地会烦躁不安，结婚，消失不见，然后，经过了几个月的混乱，经过一些纠葛——她只会在很久以后才会对他讲述这些，一边还疯狂地大笑——她又会回到他身边。无论富贵还是贫穷，筋疲力尽还是神采奕奕，忧伤还是快乐，却总是疯疯癫癫、无与伦比、美丽的埃莱奥诺，他的妹妹，又回到他身边。

那一次，两人刚在斯堪的纳维亚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回来，他们在那儿住在埃莱奥诺某个丈夫的家里。兄妹俩的处境很是糟糕。塞巴斯蒂安的一个旧友此时借给他们这套位于花园街的两居室，这实在是天降奇迹。他们的银行账户上应该也没什么钱了，口袋里也没有了。埃莱奥诺很快把两三件华丽的首饰交给他，因为她什么也不看重，但该拿它们怎么办呢？此外，对一个女人来说，首饰可是一张王牌。

塞巴斯蒂安按响门铃，她立刻给开了门，穿着睡衣。

“哦，可怜的孩子，”她边说边把他扶到一张摇晃着的扶手椅上，“哦，在楼梯吹口哨的可怜孩子，都这年纪了……我听见你上楼，正担心你会不会摔倒呢。”

他把手放在心口上，神情沮丧。

“我老了。”他说。

“我呢（她笑了起来），刚上楼梯时，我是伊莎朵拉·邓肯，轻松得像飞起来一样，到楼上呢，就是法兹·多米诺了。你找到什么人没有？”

“什么人”是指某个天意命定的人，他鉴于他们的魅力、滑稽和幸运而跑来扶助兄妹俩一阵子。这样的人在他们生活中还从没有短缺过，而且一般是塞巴斯蒂安发现他们的，埃莱奥诺则像她方才说的那样，懒得往外跑。

“一无所获，”塞巴斯蒂安道，“阿尔图罗在阿根廷，维拉威尔一家度假去了；至于尼古拉么，信不信由你，他居然在工作。”

埃莱奥诺眼里流露出一丝怀疑和略微反感的神情。（工作可从来不是他们冯·米尔黑家的强项。）

“这是个什么城市啊，”她说，“不过，我倒是有个好消息，我可以随便怎么穿。让那些时装设计师都见鬼去吧：一块窗帘布，几条裤子，我那些参加晚宴才戴的首饰，全都可以搭在一起。我上街看过了。只要我不忘了自己已经三十九岁就成啦……况且，还不就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

“很好，”塞巴斯蒂安说，“对此我向来没怀疑过。”

他是对的：修长的腿，苗条而健美的身躯，轮廓分明的脸，高颧骨，清澈的吊梢眼，埃莱奥诺依然很美。他呢，在那张和他妹妹一样骨感的脸上，总是一副温柔而怀疑的表情。没事，他们会有办法的。他伸了个懒腰。

“烦人的是，这里似乎是男人更紧俏。看来我必须得献身了，甚至可能赶在你之前。”

“不错不错，”她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尼古拉说的。似乎有很多倦怠厌世的男人彼此做爱，女人们则招摇过市，大肆寻觅猎物。等她们安静下来，则有大学生们取而代之。啊，如今当个寄生虫也跟从前不一样了。”

“不要讲什么寄生虫。你瞧，巴黎多美。”

他把胳膊支在她旁边的窗沿上。一道玫瑰色的光线投射在对面的墙上，他们周围的所有屋顶都反射出耀眼的光。从卢森堡公园飘来一股清新泥土的气息，盖过了汽油蒸汽的味道。他笑了起来：

“如果你把窗帘穿在身上，我就可以留长发了吧？”

“那你就赶紧吧。你离脱发可不远啦。”

他往她腿上轻轻踢了一脚。他这就再无一点烦恼了。

或许，我终究是该将这两个小朋友的故事写成一出戏。这些实在不太像是一个小说的开头。或许我本该——怎么说来着？——“活灵活现地”描绘我的人物和布景。尤其是布景，要比较简短。但布景着实又很让我厌烦，不像有些作家能从中感到一种那么细致而饶有趣味的快乐，我简直会为了他们而幸福微笑。在这点上，显然我就得复看一遍：七层楼，一张摇晃着的扶手椅，一些屋顶（处在七楼看，这是合乎逻辑的），并没有多少。其实，我的主人公拮据而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在这“七层楼”中就表现得很充分了。我一直都讨厌楼梯：上楼我会气喘，下楼我会晕眩。（我曾因为五层楼梯而抛弃某个人。他对此一直不知情。）在把我的个人厌恶转嫁给冯·米尔黑兄妹的同时，我又让他们处在一间空公寓里，算他们倒霉。他们很开心，这就是最好的布景了。现在我又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供养他俩的人，这个人还不能保守得可笑。我不知道上哪儿能找到：富人们成天嚷着他们没钱，穷人们没钱却说得更轻些；然后还有税收，等等。我得给他们找一个外国人。法国在一九七一年时就是这个情况。考虑到故事的逼真性，我将不得不让一个外国人来支持我那迷人的冯·米尔黑兄妹。最好是定居在瑞士的。这对我的民族自尊心是种冒犯。另一方面，我又不能让埃莱奥诺到玛丽·玛蒂娜那儿或成衣商店去干活。这就好比把塞巴斯蒂安投进金融业或证券市场一样。他们两个都会因此而死去。和我们认为的正相反，懒惰是一种和工作一样药性强烈的迷药。如果让一个工作狂停下来，他可能就会变得虚弱、消沉、瘦削，等等。而一个懒人，一个真正的懒人，在几个星期的劳作后，也会陷入某种“缺失”状态。他会变得虚弱、消沉、瘦削，等等。我可不会让塞巴斯蒂安和埃莱奥诺在工作时死去。人们对我这无所事事又腻烦一切的小世界已经责备得够多的啦，叽哩呱啦的；但我不能为了这个理由就将这两个疲累的瑞典人牺牲在批评的祭坛上。也许以后在另一本书里（如果上帝和我的出版人给我机会的话），在另一些人物身上，我会考虑这些。有一天，我会谈论工资单、按揭买车、电视机和普通人。如果历经种种遭遇后还有普通人的话。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开着小金属盒一样的车，因交通堵塞而滞留在这长久以来严重污染的空气中却暗自窃喜。他们在办公室和家之间要花上一到一个半小时，却还很高兴。因为，在这一个小时里，在他们的小盒子中，他们是独处的。没有人可以接近他们，和他们说话，或者按心理学家的说法，“侵犯”到他们。这一点，是可以得到某个上班的男人或女人承认的……小汽车，就是庇护所，是因纽特人的雪屋，是母亲的怀抱，等等。是的，对我来说，星期天人们拿着专用的小抹布擦拭的不可能是一个攻击性的器具，这是他们的孤独，他们唯一的奢侈。

要当心快乐。我警惕着这份甜美的欢欣，这种情绪会残忍地离开，又会在两三章之后重新俘获作者，并让他嘀咕着说出这样一些话：“瞧瞧，机器重又恢复运行啦！”或者“瞧瞧，重新上路啦！”诚然，这不过是些技工式的朴实话语，但有时后面还会跟着这样的话：“瞧瞧，我不必自杀咯。”（更为抒情的句子，但有时是真实的。）创作者就是这样脱离原本的轨道的，他因为发出了不和谐音而和他的同班同学们，和其他的人类，区别开来了。这份欢欣是危险的，因为我们会认为“地基已打好”（总是拿这些具体行当的术语来做参照），于是在这些情况下，在经历过这些巨大的恐惧之后，为什么不去散会儿步呢？尤其要是一个人烟稀少、却充盈着三月里斜斜的温暖阳光的多维尔正近在咫尺。前天，在看着灿烂星空下的这些黑乎乎的、孤独的房子时，我明白了这片大海为何孤单得如此得体（由于温度的原因，我和拉芒什海峡之间从未有过亲密接触），明白了为何所有的年轻导演都在冬天把他们的摄像机和演员带来这里。我同时对自己说，我再也受不了电影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海滩上奔跑的镜头，就像受不了两个人（或十二个人），无论是男是女，裸着上半身躺在床上、被子多少又拉开着的镜头。我立即就要提醒那些喜欢放荡情节的人：这部小说里不会有一丁点这类描写。至多只有这样的：“这天夜里，埃莱奥诺没有回家。”说到底，这是事实！他们在那疯狂的夜晚做了什么，在黑暗中小声说了些什么，又有哪些“秘密”，那关于身体之爱的巨大秘密？暴力，美丽，对快乐的敬意，这些都在哪里？我们看见一位夫人，闭着眼睛，头在床上从左扭到右，然后是一个可怜男孩的侧脸和健美的脊背，他在有节奏地摆动着，而我们就这么坐在椅子上，平静地等着他们完事。我们居然还会因此羡慕那些人：这至少让他们得到消遣了。而现如今，所有这些不由分说就向我们扑面砸来的大堆大堆的肉体，棕黑色的，雪白的，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真是令人厌烦！身体，和它带来的快乐，竟也成了消费的商品。可怜的人……他们以为摧毁了一些可笑的偏见，实则却损害了一个绝妙的神话。我时不时地会忘记写“我又跑题了”，这是对读者的古老礼仪，但这里又显得愚蠢，因为我本就是打算跑题的。此外，这些冒冒失失的情色故事已经使我抓狂。我还是再去看看我的冯·米尔黑兄妹吧，“他们经常做这种事情，但他们从不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