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一年三月

我原想写：“塞巴斯蒂安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一边吹口哨，一边轻轻喘气。”此刻重拾起十年前的人物，塞巴斯蒂安和他妹妹埃莱奥诺，——当然是戏剧人物，不过那是个轻松的剧本，我写的——并且让他们身无分文，但始终快乐，玩世不恭却腼腆羞怯，在一个自恨平庸的巴黎，徒然地想将自己“重塑”成莫里斯·萨克斯式的人物。不幸的是，巴黎的平庸，或者说我自己的平庸，已甚于我那多少有些疯癫的愿望，于是今天，我正在艰难地回想，“这个”是何时、又是怎样开始的。“这个”是一种否认、一种厌倦和一种存在方式所启发我的迂回外观，直到现在，出于某种强烈的原因，这种存在始终引诱着我。比原先更甚。我想那是在六九年，而我并不认为六八年的那些事件，那些冲动和那些失败，有什么大不了的。年龄也不是问题：我三十五岁，身体健康，如果喜欢上某个人，那总的来说还过得去。只是，我再没有这种渴望了。我倒希望可以去爱，哪怕受伤，哪怕在电话的一头颤抖。或者，连续十次播放同一张唱片，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呼吸我所熟悉的、自然赐福的空气。“我对水的渴望被剥夺，对征服的渴望也随之失落。”我想这是布雷尔的一张唱片。但不管怎样，这一切都不管用了。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把这几页纸给我的出版人看。这并不是文学，不是一种真正的忏悔，这是一个因为害怕自己、害怕打字机以及一个个清晨和夜晚诸如此类而敲着键盘的女子。也因为害怕其他人。害怕的情绪并不美好，这甚至是可耻的，我也不曾了解它。一切就是这样。但这个“一切”真是可怖。

在七一年春天的巴黎，我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我听到、看到的都只是这样一些优柔寡断、惶恐莫名的人。也许是死亡总在我们周围兜来转去，我们也预感到了它，并没来由地觉得不幸福。因为说到底，问题不在这里。死亡——我说的不是病痛，死亡，我看到它披着天鹅绒，戴手套，一身黑色，总之，无可避退、决绝无比。然而，我怀念那种决绝，就像十五岁时那样。不幸的是，我已体验过生命中的许多快乐，以至于这种绝对的观念于我只能是一种倒退，一种软弱——这让我避之不及。或许是因为骄傲，或许又是因为惶恐。死亡反倒是最微小的痛苦。

但事物的可怕之处在于：那些处处可见的无休止的暴力，那些误解，那些常常被视作正当的愤怒，那孤独，那种加速迎向灾难的印象。那些已经无法接受——因为人们是如此不厌其烦地向他们灌输着——“青春终有一天会消逝”这一念头的年轻人，以及那些三年前就开始竭尽全力拒绝衰老并且仍然挣扎其中的“成熟”的人。还有那些想和男人平等的女人，一些人雄辩的理由和虔诚的信仰，另一些人无可避免的怪诞，他们却都还是人类，都臣服于同一个上帝，他们不想再信仰的唯一的上帝：时间。可是谁还读普鲁斯特？

还有新的语言，沟通障碍，有时突然再现的人性的温情。很稀少。有时又是一张可爱的脸孔。疯狂的生活。我一直把这生活认作是一只母性泛滥的凶残牲畜。它是血腥妈妈、约卡斯塔和蕾雅，当然了，最终都会是：美狄亚。她将我们一扔，扔在这个似乎不再是唯一的星球上——哦，最后的耻辱——当我说“耻辱”，我想的就真是“耻辱”二字，因为唯一的生命，唯一的思想，唯一的音乐，唯一的故事，终究都是我们的。而假如还有别的呢？假如我们的母亲，人生，这个无耻的骗子，在别处还有别的孩子呢？当“人类”，阿波罗的人类，投身到宇宙中，我确信他不是为了去找到他的兄弟。而是为了确认他没有兄弟，确认他将要度过的这不幸的七十年只属于他一个人（这段岁月是人生已经应许给他的）。此外，只消看看“假定”的火星人的脸就够了。为什么他们就必须又丑又矮呢，那些火星人？因为我们嫉妒。还有，“月球上没有草，对吧？”没有，“草可是属于我们的。”于是这个如此民族主义的、如此易受惊吓的可爱地球终于安心了，并立马愉快地自相摧残起来，将草从地表连根拔起，或是用鲜血将之浇灌，用的是一样荒诞的动作。

还有所有这些关心“人民”、把“人民”挂在嘴边的蠢货，他们穿着代表左派的小礼服的笨拙样子简直叫人可怜，这又着实令我们为之操心因而终究很是累人，可得要我们这些憎恨右派的人来维护他们，以防一个狂热的（或是一个冷静的）疯子真就把那可悲的礼服变成无法再穿的破烂布条。人民。

却不知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侮辱性，不知这个词里有一个男人加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加一个孩子加一个男人，如此这般，不知道每个人在方方面面都有所区分，包括他的深层次的期望，而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其能力所限，这“每个人”听不到、看不见也读不懂自己内心的愿望。萨特在笨拙却很有诚意地往酒桶上爬时，大概是明白这个的吧。第欧根尼则在心底和每个人交谈。正是那些人，内心柔软且觉悟了自己这份柔软的人，被贴上了滑稽可笑的标签。好在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一个有着犀利思想的人来说，作为笑料存在，“被恶搞”，都是值得骄傲的事。值得骄傲，却也令人不安——因为太美好了。这一点无论司汤达还是巴尔扎克应该都无法接受（当然是在他们的作品里）。对我来说，这方面的唯一先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因此就是那样在谈论人生，而不是在谈论很快乐也很绝望的瑞典贵族塞巴斯蒂安·冯·米尔黑。但我哪里知道呢？他可能会回来，那么我就会讲述他的故事。这是我的职业，我写作，我喜欢，我以此为生且活得很好。依我看，人生带着点雌性动物的特质，它会像那些温柔而谨慎的母猫那样（这能确保我们过上一种相当舒适的生活），揪住几只幼崽的脖子领它们去散步。或者抓着它们的腰。并在这种失衡的姿势中故意寻求跌落，权作休憩，如今有相当数量的人就是这样。又或者是抓住一只爪子。让我们忘了那些为爱成痴的人，那些深陷圈套的人，那些病入膏肓者，和某些诗人。忘了他们。我却永远都忘不了诗歌，这其实很傻；我从来就只爱诗却从来不会作诗。

然而，我本可以为了求快而去提到青草的气息，并把一篮子芳香的干草扔到这本玩世不恭的小说里，这么添上一章。现在我只剩下一件事可干了：起名字。因为当我扑入这草香中，将脸凑过去时，我立即就不得不给她一个称谓了：这是草香夫人。而大海，这疯狂的大海，我也该把它介绍给我的身体：这是你的好朋友，大海。身体认得她，但并不扑向她。我是一个温柔的母亲，带着一个坏脾气的孩子在维希散步：那孩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快跟杜邦夫人问好，她去年（或者十年前）在疗养的时候对你多好啊。”坏脾气的孩子拒绝了。有时他甚至拒绝爱情的气息，以及它的诱惑力。我的眼睛则惊恐地从报纸上那些美丽的彩色广告上移开，广告里头有轻抚着红色岩礁的透明海水，齐整完美的沙滩，往返一千三百五十法郎。“哦，他们就去那儿好了，”我那法西斯般蛮横的身体叹道，“他们全都一窝蜂去那儿才好，去晒日光浴，去尽情地玩，那些地方曾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我的爱，我的猎物。他们甚至可以一直在那儿待下去。地中海俱乐部万岁。打倒那片同名的海！让可怜的小疯子和年轻干部、老干部还有一同露营的人尽情玩耍吧！我呢，则不再赞颂那海了，我会忘了它；而要是我凑巧在某个合适的日子经过那里，比如在四月份，我会漫不经心地把一只脚或者一只手伸进水里，微微瑟缩着。它和我，曾多少次……”多么可悲啊，也许这就是衰老：不再认得亲人了。而对于那些十五年来一直追随我、不离不弃的个体，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曾时常回他们那儿去睡觉或是成长，我现在却要逃离他们，就好像我突然又被重新安置到了艾吕雅所说的这个身体上：“瘦削而自负的身体，我童年时的小畜牲，这狂热而娇小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