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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球之肺”之称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发生大火，古老的北极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北极地区变暖速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地球的紊乱在全球不同地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地球之殇正愈演愈烈。
地球之殇与工业化、全球化脱不了干系。工业革命驾到，污染也就随之而来。第一次工业革命，能源动力是燃烧煤炭产生的蒸汽，随着工厂主用蒸汽取代畜力和水力，各行各业对煤炭的需求迅猛上升，一座又一座烟囱耸立，带来了副产品——雾霾，如伦敦就曾多次出现严重雾霾天气。第二次工业革命，能源动力变成了石油和天然气，碳排放激增，气候变暖，美国墨西哥湾近3万座废弃油气井存泄漏风险。第三次工业革命，能源动力则出现了核能发电，核裂变的产物有超强放射性。福岛核泄漏后，有人自我安慰说：“泄漏的核污染再多，也比不上原子弹吧？美国人可扔过两颗原子弹啊！”但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核反应堆里的燃料几年才换一次，里面积累了好几年的裂变产物。仅福岛1号堆，里面就有78吨二氧化铀，够造40～50颗广岛原子弹的。这些燃料随着爆炸四处飘散，多座城市遭殃。而今，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叠加在一起，穹顶之下，污染无穷。
随着工业化进程，环保问题愈加突出，而全球化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全球贸易之下，“中国制造”不仅只为中国制造，“越南制造”也不仅只为越南制造，美国人可能定制“中国制造”的手机，英国人可能购买“越南制造”的运动鞋，中国人也在“海淘”欧美化妆品。如此一来，一场“蝴蝶效应”正在发生，并席卷世界。有美国人称：“在美国销售的玩具往往是在中国制造的……我们正有效地外包生产该产品的污染物。”然而，生产这些商品排放的细小颗粒物并不会困于一时、一地，它们会经大气输送漂洋过海，最终威胁远在万里之外的消费地的居民。并且，商品贸易途径也会将一些贱金属制品、塑料橡胶等污染物输送到国外。可见，以产业转移、产业外包、商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放大了环境问题。
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毋庸置疑，其危害将是致命的。它破坏人类健康甚至造成死亡，饮用不洁净的水会导致心脑血管硬化、高血压、心脏病；燃煤排放的粉尘和二氧化硫会诱发和加重呼吸疾病，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中，5天内有4000多人死亡；铅、汞等重金属超标会引发肾病、神经中毒症、精神紊乱等，1986年，磷化物与含有水银的化工产品污染莱茵河，莱茵河因此而“死亡”20年……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说：“全球因污染而死亡的人数总和已经超过了战争及一切暴力死亡的人数总和。”污染之害令人生畏，无论是“群体之死”还是“群体之乱”，皆表明环境污染已逼近临界，倒逼政府、企业等有关方做出调整。
然而，在生死攸关的灾难面前，有的政府和企业却囿于经济利益而展现出自私和贪婪的本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经150多个国家共同签署，在1997年缔约方第三次大会上又达成了《京都议定书》，其中规定了2008年到2012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的义务。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厘路线图》又明确了下一步的议程，即规定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大会将诞生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以对2012年后的减排做出新安排。但是，发达国家缔约方对第一期（2008～2012年）的承诺尚未切实履行，矛盾就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集中爆发了。分歧集中在8个字：责任划分、计量单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忽视自己过去百年间工业化进程中，累计碳排量远超发展中国家（其碳排放量占到全球总量的80%）、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历史，也看不到“美国消费、美式习惯是污染源”的现实（美国这个仅有3.3亿人的国家，资源消耗总额占全球的35%），只抓住将“三高”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激增的事实，指责中国是“气候变暖罪魁祸首”“白色污染最大责任国”，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多承担些责任，反映在碳排放额划分上，就是：对联合国气候委员会给出的全人类还能向地球排放8000亿吨二氧化碳这个生态承受极限设定值，以美、英、德为代表的G8国家坚持以“国”为计量单位，27个发达国家瓜分掉44%份额，剩下56%的份额留给发展中国家。换句话说，总人口不过10亿人的27个发达国家有资格与55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平分碳排放权。并且，由限量碳排放衍生出国际碳交易市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若还要发展工业、改善国民生活，额度不够的话可以去碳交易市场购买，说白了，西方不仅要多吃多占，还要把多占了之后用不完的部分，再打包卖给发展中国家！碳额度不够的话也可以采取节能减排措施，但节能减排的环保设备专利多在欧美国家手上，发展中国家难逃被欧美国家“再宰一笔”的命运。
碳排放份额之争事关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西方主导下的“碳分配”将其自我利益至上的自私和不公暴露无遗。所以，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以“人口”为计量单位的碳排放划分原则，人多就多分点，人少就少分点！这些国家近几十年才开始工业化，还有大量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有权力继续增长，加上替西方购买者进行着大量碳密集型的生产制造，增加碳排放将不可避免。眼下阶段“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放在整个人类工业史及中西“生产—消费”结构中，是相对公允的。然而，美国坚持己见、绝不让步。纠纷进一步延续至2010年的坎昆会议和2011年的德班会议，美国按照自己的碳额度划分原则，依据比例要求中国2020年压缩50%的碳排放量，得到中国45%的承诺之后，竟拒绝向世界承诺自己仅仅4%的缩减份额。眼看协议达不成、2012年之后将可能出现减排的断档期，中国代表团团长顾念大局，表示愿有条件地接受2020年后量化减排目标，条件就是发达国家要兑现《哥本哈根协议》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和到2020年之前每年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承诺。中国让出了一步，推动了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订。不过，正如美国国务卿克里抱着孙女签署《巴黎协定》那样随意，特朗普上任后直接撕毁了这一环保遮羞布。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国为什么要去贡献绿色气候基金？这显然是将美国的财富与其他国家进行再分配！我们要再工业化，外国官员凭什么控制我们自己使用多少能源，这绝对不行！”特朗普“退群”意味着美国有关减排量和对穷困国家支持资金的承诺将落空，全球环境形势将更加严峻。
特朗普推掉美国在世界环保上的责任，不顾工业经济已经走到极限的事实，沉迷于再工业化，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突出地展现了其“自我利益优先”“民族自私主义”的价值取向。倾向全球达成共识的环保，一旦涉及自身利益，又马上陷入了撕裂。人类的进化总是一方面包含着进步，另一方面又包含着退步，国际解决环境欠账的共同行动遭遇美国冷对，国内环保风暴遭遇某些政企废熄，都在表明“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当下，实质上正跌入“环保陷阱”，并预示着环保工作的艰难。当环保遇到经济利益巨兽的对冲，就造成了环境问题“拖而不决”。而环境灾害线性发展下去，吞噬的将是整个人类。这预示着眼下的“环保陷阱”足以成为引起世界各国警惕并力争突围的变数。对于中美两国而言，谁将拥有未来，很大程度上就看谁能够以博大的格局跨越“环保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