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全面脱离国家

进入21世纪，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集团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张机会，其影响力与渗透力突破传统国家的边界，形成所谓的“新兴帝国”，对传统国家的边缘化将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从时代背景看，跨国企业和国家的矛盾冲突之所以在21世纪被放大，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即信息文明、金融文明取代了工业文明，企业因此获得极速发展，短短的几个年代里便出现多次版本升级。而国家机器则在制度、体制等结构上进展缓慢，且逐渐落后于企业的发展速度。因此，企业自然面临着冲破国家边界，寻找更广阔的生存土壤，甚至构建“新兴帝国”的内在诉求。信息文明促使企业全球化、去边界化及意识形态模糊化，个体在利润指引下汇聚，其交流速度远远超过政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企业组织更贴近生产力与生活时，其在与传统国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便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19世纪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企业堪称“新兴帝国”的先例，那么美国的通用、沃尔玛，日本的丰田、索尼等企业则为其后继者。与昔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投靠与效忠国家权力获取资源不同，21世纪“新兴帝国”的崛起要普遍与强势得多。一方面，全球化的运作模式可能真正遍及全球每个角落。由于资本的本质是逐利，哪里有市场机会、有利润，就流向哪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市场空间巨大，由此导致跨国资本汹涌流入。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全球化的链条越深入、越完备，跨国企业在国外越枝繁叶茂。另一方面，主权国家对其约束降低，对其依赖反而加大。也就是说，早年英法金融机构尾随国家的坚船利炮，攫取殖民地及落后国家财富的方式，已经转换成国家尾随跨国企业对政治对手进行各种渗透。如果说传统帝国通过海洋贸易进行劫掠，那么“新兴帝国”的阻击则以离岸金融、海外并购为主要手段。尤其是跨国企业具有一种“强者愈强”的逻辑，并对本国的GDP、税收、就业、综合国力产生巨大的漏出效应。其一，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内置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占据行业优势的跨国公司，更容易凭借品牌、规模、成本、垄断地位等取得更大成功，并构筑起强大的“经济护城河”，高壁垒“封杀”几乎所有竞争者的生存空间。可以说，产业越成熟，集中度越高。其二，快速迭代的高科技为企业赋能，新科技不仅改变生产方式、带来新商业模式，更颠覆了旧经济的估值体系。与实体经济相比，高科技企业盈利曲线更为陡峭、成本曲线相对平缓，两者之差形成巨大的想象空间，并在资本市场上被极度放大，屡屡推高这些公司的估值。

以上两方面因素推动出走的跨国企业特别是高科技大公司越做越大。表现在：如果把国家也视为经济体，将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全球跨国企业的经营收入作为比较基础，全球前100大经济体，只有30个是主权国家，其余都是跨国企业。全球营收最高的沃尔玛，只有8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它。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沃尔玛的规模远超西班牙、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再看高科技跨国公司，全球公司最新市值排行榜前10名里就有7家是互联网科技公司，苹果市值超过180个国家的GDP，谷歌的市值相当于瑞士的GDP，亚马逊市值跟比利时相当，腾讯市值超过菲律宾，阿里巴巴市值则抵得上马来西亚……把业务延伸到国外的跨国企业越做越大，对母国的损害也就越大。

首先，这意味着母国将丧失财富“大蛋糕”。跨国资本突破母国控制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导致母国流失部分GDP；并且，倘若跨国企业寻找的是低成本的生产地点，母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也会因为产品返销而受到冲击，进而深陷在逆差的泥潭里打转。

其次，税收也将脱离原来的国籍。跨国公司是一种避税动物，它游弋于各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不同的国家间，进行着旨在将全球利润最大化的事业，其跨出的每一步都伴生着足够的税收考虑。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较高，最高税率可达35%，于是汉堡王全球公司收购加拿大最大的咖啡和零食连锁企业蒂姆·霍顿斯，并将企业总部从美国迁至加拿大，使美国财政部损失税收达195亿美元。

再者，跨国企业也会减少母国的就业机会。企业出走挤压母国的就业空间，哈雷将部分摩托车生产移至泰国，将使美国堪萨斯州缩减4000个就业岗位。跨国企业越强大，无边界化布局对母国的漏损也将倍增。相反，流入国反倒会因投资、技术、管理技能、就业、税收、消费等注入而增添“家底”。流入国与流出国国力此消彼长就不可避免了。

美国因跨国企业的发展和出走领先一步，率先遭到“报应”。然而吊诡的是，今日的中国却亦步亦趋地陷入与美国同样的困局。一方面，中国的超级大公司对美国形成赶超之势。成长中的市场经济、14亿消费者日益膨胀的胃口、无与伦比的区域纵深、超稳定的政局，赋予中国厂家爆发式的生产能力；中国市场高度复杂、高度离散，满足高端市场、迎合低端市场的各类企业都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尤其是新经济的成长空间远超美国，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基数、丰富的应用场景、迭代的硬核科技、成熟度较低的部分行业市场、存在许多市场需求无法被传统产业满足的痛点等，这些有中国特色的“秘笈”成就了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武林”。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中，5家中国公司入列，阿里、腾讯、百度孕育着不同细分行业的领头羊，华为手机销量超过苹果、5G专利全球排名第一，另有“独角兽”企业数量占到全球的近三成、市值占比则高达四成。照此趋势，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目前的增长，超级大公司就将越来越多地诞生在中国。

另一方面，中国的超级大公司也势在必行地通过全球化游离在外。上一轮全球化尽管由西方资本发动，但中国从来就是其内在的部分，毕竟，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决定了全球一体化是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然之路。换言之，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运行逻辑的内在要求，中国忤逆不得。新一轮全球化，中国成为“领跑队长”，要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超级大公司及资本冲破国界束缚是全球化的题中之意，看在市场、利润的份上，一定会全球游荡。从现实看，海尔、海信、万向、首钢等企业早已远征海外，联想并购IBM的PC（个人电脑）业务、吉利并购沃尔沃、TCL并购施耐德、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都预示着中国企业超越一国范围配置资源。新科技公司中，小米印度分公司计划到2019年年底在印度开设5000多家“小米之家”；华为不仅在欧洲、非洲设立分公司，还打造供应链中心。中国企业翻越国界的实例和玩法不胜枚举。中国大批超级公司加速涌现，“出走潮”或许将因此显得更加波涛汹涌。

同样，中国跨国企业出走的连锁反应也是可预测的。跨国企业全面脱离国家，在全球参与投资、商业等活动，富可敌国的同时，也将重新改造世界，社会或将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并且，由跨国资本制定的游戏规则将可能替代人们习以为常的、以国家为利益与竞争单元的游戏规则，社会也将越来越难以治理。但比这更严重的是，跨国企业出走将无法例外地导致“美国式后果”（对经济滑向新常态、企业税占比较大、就业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国而言，GDP、税收、就业等漏损将更加棘手），因为GDP、税收、就业三大“漏斗”意味着国家将被掏空。就此意义而言，跨国企业突破国家边界，是足以让美国醍醐灌顶、更能引起中国警醒的大变局。 7o4V2xr2IoqVaTt7R46iXymegCuJGDxfZdTjWnaMxG/m4wKnWqX61UOREEOh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