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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一遇之大变局的画卷徐徐展开，其中一个重要变量就是中国崛起。其规模之大、体量之巨、速度之快，令全球愕然。
第一，1978～2018年，中国GDP从3679亿元增长到90万亿元（13.6万亿美元），增长了243倍，GDP平均增速高达9.8%。继2010年超过日本之后，中国经济总量开启“坐二望一”。2018年中国GDP总量占全球的16.1%，约相当于美国的66%，有望在10年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第二，2018年中国人均GDP高达9900美元，其中我国内地共有15座城市人均GDP已超过了2万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发达国家人均GDP门槛约为1.25万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将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2022年前后跨入发达国家行列。
第三，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比美国全部人口数量还要多，预计10年之后，中国半数人口将成为中产阶层，形成的消费规模将无其他市场可匹敌。仅2018年全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折合5755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同期的95.34%。
第四，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达8.54亿人，这一庞大的规模优势，支撑中国“互联网+”一骑绝尘，颠覆商业模式。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占到全球电商交易总额40%以上，而在10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1%。移动支付交易额是美国的11倍，且拥有全球1/3的“独角兽”企业，这使得中国成为塑造全球数字化格局的重要力量。
第五，中国还是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2.9万公里以上，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拥有动车组列车最多、运营最繁忙的国家。中国公路里程在40多年间从89万公里发展到484.6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里程达14.26万公里，稳居世界之首；全国约99.2%的乡镇和98.3%的建制村通上了沥青路、水泥路。颁证民用航空机场达235个，到2020年将新建500个通航机场，到2030年全国通用机场预计达2058个；民航局还提出“县县通”蓝图，即全国2800个县“一县一机场”。
第六，中国在大通信领域话语权逐渐提高。中国在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基站、产业链、编码领域的标准立项等方面略胜一筹，在5G的标准制定上，华为开始崭露头角。未来，信息服务业与AI、AR、VR技术结合，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尽管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地缘政治大师麦金德就穿透历史的迷雾洞悉了21世纪的真相，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预测未来将由中国引领世界；历史学家汤因比也在其撰写了半个世纪的著作《历史的研究》中，指出21世纪的文明主旋律将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糅合。但当百年之后“东方睡狮”果真醒来，引发的“颤动”还是比预想中来得强烈。
一方面，中国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不仅表明世界经济中心向东转移，还意味着世界权力出现“东升西降”的倾斜趋势。这使得百年来由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格局的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世界主导权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之间“倒手”的局面走向终结。而这难免让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失色，也不可避免地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反反复复即是明证。
另一方面，建立在中国如此大基数的人口，如此大规模的物质消费、工业发展和能源消耗基础上的中国体量，也是一把双刃剑，先天决定了碳排放和污染的大当量，让世界格局难以调整与适应。中国连续18年稳居全球能源消费增长榜首，2017年全球石油接近1亿桶的日消费中，中国单日就贡献超1300万桶，占比超13%；中国还是木材消耗大国，而40%以上消费总量依赖进口，以致世界其他国家相继出台政策，禁止或限制原木的出口。此前有中国出境游客抢空当地婴幼儿奶粉被抵制，后来又有全球三大邮轮品牌之一的诺唯真邮轮公司为中国市场打造的豪华邮轮“喜悦号”，不到1年就宣布退出中国市场。有关报道显示，在5天的航程里，“喜悦号”上共消耗了约60吨肉类及禽类、20.5吨鱼类、7吨西瓜、1吨香蕉、11吨土豆、5.2万个鸡蛋及750加仑牛奶，是其他地区同一级别邮轮的5倍，而这些食物中有很大比例被浪费掉。如果中国“影响全球市场的生力军”继续壮大，而生产方式又未及时调整，甚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美国看齐，那么量变终将引发质变。
即便如此，一个14亿人口的超大型经济体从起飞、转型到跨越，不能不说是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中国的崛起对“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和地区已经产生了示范作用，“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探寻中国崛起的奥秘，试图觅得一鳞半爪以解发展之愁；而欧洲国家则在对比之中，深深地怀疑自己。其实，就近14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有效国土面积第二）而言，已经决定了中国就是大国。从地缘而言，所谓世界体系就是一种全球分工与产业价值链体系，它是由“中心—半边缘—边缘”组成的一种结构，同时也是一种规则和机制，决定资本、资源、人才和财富的流向、循环与分布。所以位置不同，国家的命运也不同。按照麦金德的地缘理论，中国同时拥有陆权和海权，处于亚欧“世界岛”中央，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的优势，即战略纵深。从人口方面来看，以春运为例，每年春运的旅客发送量在30亿人次左右，也就是说40天内，大概要把相当于整个北美洲、南美洲、俄罗斯、日本、非洲和欧盟28国人口加在一起，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对于拥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又叠加多重文明的复杂化中国而言，能将各种资源禀赋要素组织起来并发挥最大化效能的，非举国体制莫属，即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一策略在园区、高铁、5G方面皆有应用。
以“未来引领今天”的视角来看，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引爆的数字化生存，正将人类带入一个科幻世界！超级计算机SDP（科学数据处理器）的运算速率就已高达25亿亿次浮点运算，全球5G商用部署开始了，索菲亚美女机器人也已经可以和男友“谈情说爱”了。基于各类技术的时间线推演，“预言帝”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提前解锁未来：最早在2022年，将有1万亿个传感器接入互联网；2023年，全球80%的人都将拥有在线数字化身份；2030年，50%以上的人类工作将被AI所取代；2050年，农业物联网将粮食产量增加70%，能够养活96亿人；2070年，人类整个身体或被机器人部件所替代，人人具备超能力……未来，任何物体都将内置芯片联网，整个世界都将被数字化，机器彻底融入人类生活乃至身体之中，人与物“对话”，物与物交流。一个个预言令人心驰神往，无论何时成真，都不过是在强化、验证一个事实，即信息文明将如八爪鱼一般以超链接乃至万物互联为特征，将整个世界原有的架构都打翻，以便进行全方位格式化的重塑。
如今信息文明向高级阶段突进的掣肘正在多点突破，具体表现在：
第一，算力上的突破。农耕文明能走多远，取决于欧几里得几何。蒸汽技术革命的文明高度，取决于微积分和解析几何如何影响牛顿力学。电气技术革命的文明高度，取决于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对建模技术的影响。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的文明高度，取决于集合论和布尔代数如何影响电子计算机技术。可以说，算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文明的高度。眼下，从华为麒麟980到IBM的20量子位的量子计算机，算力的指数级突破也意味着信息文明进入高级阶段的未来可期。
第二，地址足够多。到了人工智能、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时代，大到云计算、大数据、工业物联网中的设备，小到人体内置的芯片、智能家居等，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位置身份标识符。因为有了独立的IP（网际协议）地址才能保障网络安全、稳定、不会出现卡顿，能够无干扰、更高速地连接到物联网。IPv4（网际协议版本4）是之前为了解决互联网拥挤而提出的网络协议，但问题在于32位的IPv4提供的IP地址十分有限，全球范围内共有43亿个，现在已经消耗殆尽。然而，从IPv6（IP地址是128位）到IPv9（IP地址长度扩展到256位）的渐次进阶，就能很好地解决高级信息文明时代IP地址不稳定、不够用的问题。
第三，网络的速度足够快。万物互联的高度信息文明时代，将接入各类终端设备，这势必会对网络的速度和稳定性提出更高要求。但如今5G商用，不单将通信波长缩短至毫米级，还能实现1平方公里内同时连接100万个传感器。这使得超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成为可能，进而增强了随时随地“万物互联”的科幻体验。
第四，不只会连接，还在向深度学习递进。众所周知，人工智能和人之间不过是隔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距离，唯有突破“意识”，机器才能具备像人那样“风情万种”的感知，进而才可能形成思想，产生通用的强人工智能和如神灵般的超级人工智能。如今谷歌（Google）已经在谷歌翻译服务中添加了神经网络，机器在翻译水平上正逐步逼近人工翻译；哥伦比亚大学打造了一个“从零开始”认知自己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在物理学、几何学或运动动力学等方面都没有事先输入，但经过35个小时的“初步学习”后，它创建了一套自我模拟，还利用自模拟器来考虑和适应不同的情况，处理新任务，甚至能检测并修复机体损伤，继续处理任务。
一旦信息文明进入高级阶段，AI+交通、AI+医疗、AI+教育、AI+养老等以技术驱动的人工智能将格式化各行各业，万物网的时代将开启。物的壁垒被打破，人本身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个节点，万物网不仅将连接人、机器、程序，还将连接服装、家电、道路交通等，最终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将“万网归一”。彼时，万物网将让人工智能如当下的互联网一样成为空气般的存在，变成信息文明时代的一种基础设施，融化在社会的底层架构之中。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信息文明在奔向高级阶段的过程中，同样也将呈现两面性。一面让人类对奇幻般的未来无限憧憬，一面又会让人对未知中潜藏的危机感到惴惴不安。就拿人工智能最难破译的人类大脑来说，大脑究竟是如何思考、如何记忆的？人类复杂的爱恨情仇、四大皆空等感情到底是来自大脑还是心脏？这些难题科学家们还无法攻克。有研究认为，人的大脑约有10000亿个脑细胞，其中有1000亿个脑细胞具有记忆和存储功能。而每个细胞的信息存储量相当于一个40G的硬盘，1000亿个脑细胞可以存储40000亿G的数据。以脑细胞的连接数来看，人脑的容量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云计算存储的总和，达到万亿PB的级别。在处理信息上，人脑的运算速度也大到无法形容，大约在1026～1030次之间，而2019年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Summit，也才达到每秒12.3亿亿次浮点运算。按照现在计算机运算速度的升级速度推算，计算机还要100年才能达到人脑的计算速度。就此来看，脑科学的奥秘还未摸清楚，大脑的运作模式、所有细节都还搞不明白，就贸然推进人工智能，机器出错的概率岂不是很大？更恐怖的是，出错了还不知道错在哪儿，一点纰漏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反应，其破坏性将前所未有，人类甚至还可能被人工智能反操控。彼时，整个人类社会都可能受到威胁，“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连那些短期受益于人工智能提升效率、节约成本的企业家们也站出来反人工智能了。说到底，一方面是由于不断涌现的技术早已超出了人类知识的处理范围和速度，这恰恰是人类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对掌握控制权的向往；另一方面则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太多未解之谜。
但是纵观信息文明的所有发展拐点，几乎都带有偶然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火在全世界蔓延，各国局势非常紧张，都在研制自己的武器。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具有威慑性质的武器一般都是导弹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为了能提高导弹发射的精确度，人们对具有高速计算能力的计算机需求迫切，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方才诞生。而且，很多前沿科技有了新突破后常常表现为跳跃式前进，省略渐进式步骤。当初塞班、安卓牢牢掌控着手机操作系统，以为这样自己就能江山永固，谁知苹果突然拿出了一套自家独立的iOS系统，彻底颠覆了人们关于手机的认知，也让塞班操作系统如过眼云烟一般消失在历史中。无独有偶，iPhone的问世和智能手机的爆炸式增长，还直接干掉了掌上游戏机、MP3、照相机等各个领域的行业翘楚，蓝魔死了、尼康衰败了，甚至电视机都处于危险的边缘。新技术以偶然、跳跃式方式突然到来，其他技术连迭代升级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被淘汰了。依此逻辑，未来会不会“灵光一现”，突然蹦出来一个新的颠覆性、突破性的技术，一举打破信息文明的僵局，将其直接带入最高阶段呢？
一旦信息文明到达巅峰，新的文明就将出场。其实，在信息文明奔向高级阶段的过程中，已经开始酝酿新的文明了。比如，瑞典芯片公司BioHax正与多家公司洽谈，为这些公司的员工提供微芯片植入服务，以取代目前使用的身份认证卡，每个芯片的价格为70～260英镑。目前瑞典已经有4000多人使用植入芯片，通过近场通信技术，这些芯片可以用作门禁卡、买票坐车、听音乐会、交换个人社交信息。如果模块化仿生技术、3D打印器官与身体内置芯片等几大技术全部融入人的身体，“人机合一”之时，或许也是信息文明被生物文明等新的文明替代与升级之日。正如农业文明不是被工业文明所打败，而是以创意农业、田园综合体等新的形式出现，信息文明被新的文明替代后，也并不会就此消失，而是将与新的文明嫁接，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
进入21世纪，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集团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张机会，其影响力与渗透力突破传统国家的边界，形成所谓的“新兴帝国”，对传统国家的边缘化将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从时代背景看，跨国企业和国家的矛盾冲突之所以在21世纪被放大，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即信息文明、金融文明取代了工业文明，企业因此获得极速发展，短短的几个年代里便出现多次版本升级。而国家机器则在制度、体制等结构上进展缓慢，且逐渐落后于企业的发展速度。因此，企业自然面临着冲破国家边界，寻找更广阔的生存土壤，甚至构建“新兴帝国”的内在诉求。信息文明促使企业全球化、去边界化及意识形态模糊化，个体在利润指引下汇聚，其交流速度远远超过政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企业组织更贴近生产力与生活时，其在与传统国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便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19世纪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企业堪称“新兴帝国”的先例，那么美国的通用、沃尔玛，日本的丰田、索尼等企业则为其后继者。与昔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投靠与效忠国家权力获取资源不同，21世纪“新兴帝国”的崛起要普遍与强势得多。一方面，全球化的运作模式可能真正遍及全球每个角落。由于资本的本质是逐利，哪里有市场机会、有利润，就流向哪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市场空间巨大，由此导致跨国资本汹涌流入。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全球化的链条越深入、越完备，跨国企业在国外越枝繁叶茂。另一方面，主权国家对其约束降低，对其依赖反而加大。也就是说，早年英法金融机构尾随国家的坚船利炮，攫取殖民地及落后国家财富的方式，已经转换成国家尾随跨国企业对政治对手进行各种渗透。如果说传统帝国通过海洋贸易进行劫掠，那么“新兴帝国”的阻击则以离岸金融、海外并购为主要手段。尤其是跨国企业具有一种“强者愈强”的逻辑，并对本国的GDP、税收、就业、综合国力产生巨大的漏出效应。其一，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内置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占据行业优势的跨国公司，更容易凭借品牌、规模、成本、垄断地位等取得更大成功，并构筑起强大的“经济护城河”，高壁垒“封杀”几乎所有竞争者的生存空间。可以说，产业越成熟，集中度越高。其二，快速迭代的高科技为企业赋能，新科技不仅改变生产方式、带来新商业模式，更颠覆了旧经济的估值体系。与实体经济相比，高科技企业盈利曲线更为陡峭、成本曲线相对平缓，两者之差形成巨大的想象空间，并在资本市场上被极度放大，屡屡推高这些公司的估值。
以上两方面因素推动出走的跨国企业特别是高科技大公司越做越大。表现在：如果把国家也视为经济体，将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全球跨国企业的经营收入作为比较基础，全球前100大经济体，只有30个是主权国家，其余都是跨国企业。全球营收最高的沃尔玛，只有8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它。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沃尔玛的规模远超西班牙、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再看高科技跨国公司，全球公司最新市值排行榜前10名里就有7家是互联网科技公司，苹果市值超过180个国家的GDP，谷歌的市值相当于瑞士的GDP，亚马逊市值跟比利时相当，腾讯市值超过菲律宾，阿里巴巴市值则抵得上马来西亚……把业务延伸到国外的跨国企业越做越大，对母国的损害也就越大。
首先，这意味着母国将丧失财富“大蛋糕”。跨国资本突破母国控制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导致母国流失部分GDP；并且，倘若跨国企业寻找的是低成本的生产地点，母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也会因为产品返销而受到冲击，进而深陷在逆差的泥潭里打转。
其次，税收也将脱离原来的国籍。跨国公司是一种避税动物，它游弋于各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不同的国家间，进行着旨在将全球利润最大化的事业，其跨出的每一步都伴生着足够的税收考虑。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较高，最高税率可达35%，于是汉堡王全球公司收购加拿大最大的咖啡和零食连锁企业蒂姆·霍顿斯，并将企业总部从美国迁至加拿大，使美国财政部损失税收达195亿美元。
再者，跨国企业也会减少母国的就业机会。企业出走挤压母国的就业空间，哈雷将部分摩托车生产移至泰国，将使美国堪萨斯州缩减4000个就业岗位。跨国企业越强大，无边界化布局对母国的漏损也将倍增。相反，流入国反倒会因投资、技术、管理技能、就业、税收、消费等注入而增添“家底”。流入国与流出国国力此消彼长就不可避免了。
美国因跨国企业的发展和出走领先一步，率先遭到“报应”。然而吊诡的是，今日的中国却亦步亦趋地陷入与美国同样的困局。一方面，中国的超级大公司对美国形成赶超之势。成长中的市场经济、14亿消费者日益膨胀的胃口、无与伦比的区域纵深、超稳定的政局，赋予中国厂家爆发式的生产能力；中国市场高度复杂、高度离散，满足高端市场、迎合低端市场的各类企业都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尤其是新经济的成长空间远超美国，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基数、丰富的应用场景、迭代的硬核科技、成熟度较低的部分行业市场、存在许多市场需求无法被传统产业满足的痛点等，这些有中国特色的“秘笈”成就了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武林”。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中，5家中国公司入列，阿里、腾讯、百度孕育着不同细分行业的领头羊，华为手机销量超过苹果、5G专利全球排名第一，另有“独角兽”企业数量占到全球的近三成、市值占比则高达四成。照此趋势，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目前的增长，超级大公司就将越来越多地诞生在中国。
另一方面，中国的超级大公司也势在必行地通过全球化游离在外。上一轮全球化尽管由西方资本发动，但中国从来就是其内在的部分，毕竟，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决定了全球一体化是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然之路。换言之，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运行逻辑的内在要求，中国忤逆不得。新一轮全球化，中国成为“领跑队长”，要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超级大公司及资本冲破国界束缚是全球化的题中之意，看在市场、利润的份上，一定会全球游荡。从现实看，海尔、海信、万向、首钢等企业早已远征海外，联想并购IBM的PC（个人电脑）业务、吉利并购沃尔沃、TCL并购施耐德、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都预示着中国企业超越一国范围配置资源。新科技公司中，小米印度分公司计划到2019年年底在印度开设5000多家“小米之家”；华为不仅在欧洲、非洲设立分公司，还打造供应链中心。中国企业翻越国界的实例和玩法不胜枚举。中国大批超级公司加速涌现，“出走潮”或许将因此显得更加波涛汹涌。
同样，中国跨国企业出走的连锁反应也是可预测的。跨国企业全面脱离国家，在全球参与投资、商业等活动，富可敌国的同时，也将重新改造世界，社会或将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并且，由跨国资本制定的游戏规则将可能替代人们习以为常的、以国家为利益与竞争单元的游戏规则，社会也将越来越难以治理。但比这更严重的是，跨国企业出走将无法例外地导致“美国式后果”（对经济滑向新常态、企业税占比较大、就业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国而言，GDP、税收、就业等漏损将更加棘手），因为GDP、税收、就业三大“漏斗”意味着国家将被掏空。就此意义而言，跨国企业突破国家边界，是足以让美国醍醐灌顶、更能引起中国警醒的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