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市场经济、世界贸易、资本金融、科技创新这四大变量极大释放了正面推动力,也逐渐释放出负面效应,造就当下看似穿越不了的迷雾,也酝酿了这百年一遇之大变局。其意味着对之前百年格局的“打破—洗牌—重构”的过程,而当下恰恰是破碎化的初级阶段。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国际场上,美国一言不合就“退群”,中美贸易战激烈交锋,英国“脱欧”骑虎难下,第四次金融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率先爆发,民粹主义高涨……一桩桩、一件件大事层出迭现,揭开世界格局的风云突变。国内经济领域冰火两重天,产业领域正面临大洗牌,社会领域焦虑感蔓延,香港以“反修例”为名掀起非法示威和暴力活动……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高层不焦头烂额,也不知有多少投机分子趁火打劫,更不知有多少曾经的金科玉律出尽洋相,不止于看不懂、看不透,亦无法用经典理论解释这个世界,更陷入了失去方向的群体性焦虑中。
从1919年到2019年的百年沧桑,有太多的疑问号与感叹号:既有美国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的崛起,又有美苏“冷战”的冰火对峙,还有苏联的解体,更有中国经济的奇迹般崛起。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决定这百年走势的,恰恰是以下四大变量。而这四大变量在这百年里走到了正面的巅峰,并在近年走向了反面。
第一,市场经济万马狂奔,却也造成全球性产能过剩。正如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一书中所言:“市场经济不负众望,它每天增加产品的数量、改进产品的质量,产生了空前的财富。”企业就成了组织生产的载体,而市场以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优化,以致从分工合作到效率提升,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猛。要知道,1961年全球GDP才达到13659亿美元,但到2018年已高达85.79万亿美元,67年翻了近63倍。尤其是欧美,极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尽管危机如影随形,却不可否认它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仅是石油、土地等资源的市场化,就带来了经济繁荣——从沙特到委内瑞拉,靠石油“变现”养活一个国家的比比皆是。但成也石油,败也石油,不单中东成了争夺石油的火药桶,就连委内瑞拉等也在透支完石油红利后“折戟沉沙”。于是,市场经济一边创造财富,一边也在制造过剩,尤其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生产更是快马加鞭。从钢铁到煤炭,从造船到化工,乃至某些新兴产业等,都纷纷出现全球性产能过剩。即便有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等组织来调节供给、稳定价格,也终究难以抵挡市场经济陷入越生产、越过剩的原罪中。
第二,世界贸易如火如荼,却遭遇贸易战乃至全球去WTO(世界贸易组织)化。全球化和生产外包实际上都是从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开始的,在GATT签署前,跨境贸易成本非常高。尤其是“二战”后各国经济凋零,更倾向于以贸易保护的方式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反让各国各自为政,无益于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学家倡议自由贸易,GATT的目标就是减少贸易壁垒、缩减关税,这恰恰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自1947年GATT签署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球GDP年增幅高达7%。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无关税时代”,如何刺激全球经济继续增长成为新话题,因为即使一种进口商品本身没有关税,进入一国也要和当地的政府补贴抗争。因而,1995年世贸组织的诞生,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组织,而是一个国际贸易的标准制定、各方对话甚至是争端裁决和解决的平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20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6%。2008年后世界贸易增速降到3%左右,勉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持平,此时,对世界贸易的各种质疑又出现了。因为在全球化全面铺开的同时,每一个国家和地区自身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被忽略了而已。且不说WTO自身出现仲裁程序冗长、争端机制几乎瘫痪等问题,仅是美国四处挑起贸易战,就惹得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WTO正逐步被边缘化,甚至于马云警告:贸易结束之时,就是战争开始之际。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却也意味着世界无法放任单边主义的肆意妄为!
第三,资本金融前所未有地“爆炸”,却也暴露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毕竟,金融已是经济的核心,其初心是以资金融通为实体服务,却在资本逐利本性下愈发自我繁殖。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规模高达613万亿美元,约为债券市场的7倍、股票市场的12倍,其中场外衍生品市场1998年至2007年的年复合增长率约26%,名义本金增长约8倍,约是场内衍生品规模的8倍。美国在华尔街的推动下走到了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金融衍生的巅峰,以致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占比超7成,实体经济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迁移,产业空心化严重。截至2019年2月,美国国债已高达22.5万亿美元,意味着美国人均负担政府债务6.8万美元,若加上50个州和市县地方政府的5万多亿美元债务,总量接近27.5万亿美元,全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130%左右。美国金融体系的最大风险就是高风险企业债务增加,一旦引爆债务违约潮,或可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及全球性危机。想当初,2008年华尔街惹祸,不单“城门失火,殃及欧洲”,而且在美元耍赖中让全球背了黑锅,其间更不乏“金融大鳄”四处游弋,唯恐天下不乱。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铢一夜间贬值一半,竟让泰国耗尽所有外汇储备,一半国家财富瞬间蒸发,引得泰国时任总理大骂索罗斯是强盗。虽然索罗斯最终兵败香港,但资本的贪婪与金融的空转,都让风险前所未有地被放大——美国救了华尔街,却让金融变本加厉,不救又将引发危机,以致全球都对金融的肆无忌惮束手无策。
第四,科技创新加速迭代,却也走向了难以跨越的瓶颈期。就拿人类的速度突破为例,人类在历史上大部分依靠的是牛、马等畜力,最高保持在每小时40公里左右,直到蒸汽机和内燃机出现,增加到每小时160公里左右;而飞机的出现让人类逐步接近音速。火箭是巅峰,迄今达到的最高速度是每小时4万公里,是由1969年“阿波罗10号”创造的。但一切到此为止,20世纪70年代,从伦敦到纽约的飞行时间是8个小时,现在仍然是8个小时。更快的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也出现过,但因技术不成熟在2003年退出航运市场。人类梦想冲出太阳系,为什么做不到?说到底,还是因为化学燃料的火箭发动机不可能把人类送出更远,而且成本也太高了。甚至可以说,如果不对基于化学燃料的火箭推进做范式革命,人类将会被永远困死在太阳系内。因为一场科学革命,本质上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而是从基础假说到科学方法乃至人类共同信念上的彻底转换。但当下的科技创新,信息技术是单兵突进的,即便信息技术发展超乎想象,也都建立在几十年前图灵、冯·诺依曼那代人奠定下来的范式基础上。电脑技术更新换代,CPU(中央处理器)从单核到双核,内存从640K到了4G内存;手机从小屏幕到大屏幕,甚至没有边框,唯独范式没有变。这就意味着不会有真正革命性的颠覆。过去,莱特兄弟可以单枪匹马造出飞机,但是今天的波音747飞机已包括数百万个零部件。如今的技术系统已复杂到超出任何一个人的理解能力,但当分工细化到这种程度,就有点到了强弩之末的感觉。换句话说,在前人栽的果树下面,把所谓“低垂的果实”全摘完了,人类的大科学革命也就到了一个瓶颈期。
由此,这四大变量的正面性在这百年里得到了极大地释放,但当全世界都接受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原罪——“过剩就要平仓”——反而搅乱了世界,让经济危机如影相随。而当人们习惯了世界贸易,在全球化中优化资源配置,这种做法反而碰触了个别国家的利益,以致世界“老大”美国带头筑起了围墙,民粹主义横行。更别提金融衍生品的“走火入魔”,各国开动印钞机抵御危机,却挡不住金融自说自唱,形成黑洞虹吸各行各业。即便科创的强劲动力——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物联网等革命,技术进步的加速迭代,正在改变世界,让每个人都无法逃离,却依然难以掩饰摩尔定律的失效,碰壁原有范式的“天花板”。也正因这四大变量无不在走向其反面,人们惯有的常识与经典的理论自然纷纷失效,造就了当下看似穿越不了的迷雾,也酝酿了这百年一遇之大变局。
百年一遇之大变局的画卷徐徐展开,其中一个重要变量就是中国崛起。其规模之大、体量之巨、速度之快,令全球愕然。
第一,1978~2018年,中国GDP从3679亿元增长到90万亿元(13.6万亿美元),增长了243倍,GDP平均增速高达9.8%。继2010年超过日本之后,中国经济总量开启“坐二望一”。2018年中国GDP总量占全球的16.1%,约相当于美国的66%,有望在10年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第二,2018年中国人均GDP高达9900美元,其中我国内地共有15座城市人均GDP已超过了2万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发达国家人均GDP门槛约为1.25万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将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2022年前后跨入发达国家行列。
第三,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比美国全部人口数量还要多,预计10年之后,中国半数人口将成为中产阶层,形成的消费规模将无其他市场可匹敌。仅2018年全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折合5755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同期的95.34%。
第四,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达8.54亿人,这一庞大的规模优势,支撑中国“互联网+”一骑绝尘,颠覆商业模式。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占到全球电商交易总额40%以上,而在10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1%。移动支付交易额是美国的11倍,且拥有全球1/3的“独角兽”企业,这使得中国成为塑造全球数字化格局的重要力量。
第五,中国还是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2.9万公里以上,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拥有动车组列车最多、运营最繁忙的国家。中国公路里程在40多年间从89万公里发展到484.6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里程达14.26万公里,稳居世界之首;全国约99.2%的乡镇和98.3%的建制村通上了沥青路、水泥路。颁证民用航空机场达235个,到2020年将新建500个通航机场,到2030年全国通用机场预计达2058个;民航局还提出“县县通”蓝图,即全国2800个县“一县一机场”。
第六,中国在大通信领域话语权逐渐提高。中国在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基站、产业链、编码领域的标准立项等方面略胜一筹,在5G的标准制定上,华为开始崭露头角。未来,信息服务业与AI、AR、VR技术结合,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尽管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地缘政治大师麦金德就穿透历史的迷雾洞悉了21世纪的真相,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预测未来将由中国引领世界;历史学家汤因比也在其撰写了半个世纪的著作《历史的研究》中,指出21世纪的文明主旋律将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糅合。但当百年之后“东方睡狮”果真醒来,引发的“颤动”还是比预想中来得强烈。
一方面,中国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不仅表明世界经济中心向东转移,还意味着世界权力出现“东升西降”的倾斜趋势。这使得百年来由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格局的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世界主导权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之间“倒手”的局面走向终结。而这难免让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失色,也不可避免地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反反复复即是明证。
另一方面,建立在中国如此大基数的人口,如此大规模的物质消费、工业发展和能源消耗基础上的中国体量,也是一把双刃剑,先天决定了碳排放和污染的大当量,让世界格局难以调整与适应。中国连续18年稳居全球能源消费增长榜首,2017年全球石油接近1亿桶的日消费中,中国单日就贡献超1300万桶,占比超13%;中国还是木材消耗大国,而40%以上消费总量依赖进口,以致世界其他国家相继出台政策,禁止或限制原木的出口。此前有中国出境游客抢空当地婴幼儿奶粉被抵制,后来又有全球三大邮轮品牌之一的诺唯真邮轮公司为中国市场打造的豪华邮轮“喜悦号”,不到1年就宣布退出中国市场。有关报道显示,在5天的航程里,“喜悦号”上共消耗了约60吨肉类及禽类、20.5吨鱼类、7吨西瓜、1吨香蕉、11吨土豆、5.2万个鸡蛋及750加仑牛奶,是其他地区同一级别邮轮的5倍,而这些食物中有很大比例被浪费掉。如果中国“影响全球市场的生力军”继续壮大,而生产方式又未及时调整,甚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美国看齐,那么量变终将引发质变。
即便如此,一个14亿人口的超大型经济体从起飞、转型到跨越,不能不说是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中国的崛起对“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和地区已经产生了示范作用,“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探寻中国崛起的奥秘,试图觅得一鳞半爪以解发展之愁;而欧洲国家则在对比之中,深深地怀疑自己。其实,就近14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有效国土面积第二)而言,已经决定了中国就是大国。从地缘而言,所谓世界体系就是一种全球分工与产业价值链体系,它是由“中心—半边缘—边缘”组成的一种结构,同时也是一种规则和机制,决定资本、资源、人才和财富的流向、循环与分布。所以位置不同,国家的命运也不同。按照麦金德的地缘理论,中国同时拥有陆权和海权,处于亚欧“世界岛”中央,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的优势,即战略纵深。从人口方面来看,以春运为例,每年春运的旅客发送量在30亿人次左右,也就是说40天内,大概要把相当于整个北美洲、南美洲、俄罗斯、日本、非洲和欧盟28国人口加在一起,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对于拥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又叠加多重文明的复杂化中国而言,能将各种资源禀赋要素组织起来并发挥最大化效能的,非举国体制莫属,即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一策略在园区、高铁、5G方面皆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