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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越演越烈，注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大战。特朗普强硬地盯上了中国，实际上折射的是大国困境。美国靠工业生产立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为其提供了特殊机遇，制造业飞速发展。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之后，制造业的国际分工逐渐由之前的发达国家生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原材料、初级产品，过渡到发达国家主要从事技术创新、设计和制造核心高端技术部件，而发展中国家则负责中低端部件的生产及最终制成品的组装。巨大的经济落差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原材料、社会资源存在巨大的成本差异。在利润的驱使下，美国的制造业企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制造业空洞”，美国国内仅保留了一小部分极高端制造业和庞大的金融行业。“二战”后，美国第一、二、三产业占经济规模的比例分别从大约8%、47%、45%发展到2017年的1%、19%、80%，制造业严重萎缩。由于美国农业不但自给，而且出口居于世界前列，结合美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可以认定美国的第一产业非常发达。这就使美国这个巨人的身材变得相当畸形——有着硕大无比的脑袋（高科技核心技术）、粗壮的下肢（农业）和太过瘦弱以至于无法支撑头部的躯干（制造业）。物质消费作为一切的基础决定了货物贸易仍然是当前世界贸易的主要构成部分，逆差的产生和持续扩大就不足为奇了。
产业结构改变还促使体系内的固有矛盾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作为“二战”的最后赢家，美国主导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确定了以黄金—美元本位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直接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又和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美国国际收支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个悖论就是有名的“特里芬难题”。“二战”后至第三次工业革命结束，美国工业的市场扩张不自觉地起着缓解“特里芬难题”的作用。但是由于之后工业外流，顺差缩水，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汇率进入自由浮动时代，美元保持稳定和顺差的要求及机制限制（也就是特里芬难题的第二条）自行消失了。而与此同时，由于美元仍然是世界核心货币，也就是说特里芬难题的第一条仍然在起作用，于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如脱缰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
同时，美元体系和美国贸易逆差使大部分充斥全球的美元必须回流到美国的金融资产，这就令美国政府可以长期无所顾忌地发行国债和大搞赤字财政。美国企业和居民也可以轻易得到廉价贷款进行投资和消费，加速信贷消费型经济的形成。这令美国整体债务激增并达到占GDP 300%的比例。制造业空洞和大量的廉价美元，使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房地产带动的过度金融化时代，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的产值占GDP比例高达33%，金融泡沫催生债务飙涨并反过来强化金融泡沫，最终引发次贷危机。制造业空洞、经济金融化、债务攀高等这些美国经济中结构性、常态性的问题，是各大公司“土豪”式逆回购推动的股市走牛等表面上、非常态的繁荣所无法掩盖的。并且，这些问题还挤压就业，导致中产阶级返贫，美国社会快速地由橄榄型变成哑铃型。1971～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占比从62%减少到43%，社会明显分为富裕层和贫困层两极，占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和占总人口90%的普通家庭拥有的财富不相上下。民众的抱怨声越发高涨，特朗普这位带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的总统候选人适逢其时地出现了，民众和时代选择了特朗普上台。另外，次贷危机后，美国拼命量化宽松，过剩货币爆仓推动了第四次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全面引爆股市、债市危机。
由此可见，美国经济结构性颓势的原罪在其内部，但特朗普却赖上了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