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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明时代，出现了以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在文坛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三袁之中，宗道（伯修）是长兄，而事业成功最早，在生活和人生观方面对两位弟弟的影响很大。宗道曾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由于他，才形成了这个家庭读书的“小环境”，这对于两个弟弟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宗道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如二弟，但却是公安派的创始人。他提出文章应该真实地反映“心之所存”，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他激烈地抨击了李梦阳为代表的摹古风气。当王、李词章盛行之时，宗道力排模拟之病，与时流迥异，他爱慕和推崇白居易和苏轼（所以他的著作名为《白苏斋类集》），这些对于宏道、中道都有直接的影响。
宗道是两个弟弟的先导，但奇怪的是，在思想、个性、为人和文风等方面，宗道与两个弟弟差异不小。总之，他显得传统平和一些。
宗道的思想偏重于儒家精神。他曾经参禅，但最终还是由佛返儒，在他的文集中，有大量阐述儒学“四书”的文章。他的性格与宏道不同，中道说他“无一念不真实，无一行不稳当，小心翼翼，周详缜密”。（《告伯修文》）总之，宗道是采取一种谨慎持重的处世态度，与宏道的放浪恣肆完全不同。他忠于职守，“鸡鸣而入，寒暑不辍”，最终“竟以惫极而卒”（见袁中道《石浦先生传》），这与宏道对于官职的游戏态度也全然不同。
宗道所长在于论说之文，其论说文自出手眼，见解新颖，启人心智。如历来赞扬陶渊明者，都着眼于陶的高风亮节。萧统《陶渊明集序》中说：“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而读陶渊明的作品可以使“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宗道却不是看重其孤洁清高的品格，他在《读渊明传》中说：“口于味，四肢于安逸，性也。”但两者往往“相妨”，山野之人，身虽安逸，但物质生活却成问题；而当官“啖肥甘”，却需“冒寒出入，冲暑拜起”，而“人固好逸，亦复恶饥”，像陶渊明的三次出仕，全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与世人奔走禄仕，以餍馋吻者等耳。”所以他一得公田，亟命种秫，以求一醉。陶渊明的弃官也不是为了清高，而是为了安逸。而且也是因为“尚可执杖耘丘，持钵乞食，不至有性命之忧”。他的结论是：“渊明岂以藜藿为清，恶肉食而逃之哉？疏粗之骨，不堪拜起；慵惰之性，不惯簿书。虽欲不归而贫，贫而饿，不可得也。”渊明不是不爱富贵，而是他求安逸的性格不惯于官场紧张的生活，长期如此，便有生命之虞。他还有一个比喻：“譬如好色之人，不幸禀受清羸，一纵辄死，欲无独眠，亦不可得，盖命之急于色也。”一个好色而体弱的人，过着禁欲的生活，不是忽然高洁起来，只是怕丢了命。由此看来，陶渊明的清高孤洁，在宗道的眼里，成为“好逸恶劳”。所以他认为萧统、魏了翁等人对渊明的评价“殊为过当”，是“不近人情之誉”。宗道说，“世亦有禀性孤洁如此者，然非君子所重，何足以拟渊明哉！”这句话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禀性孤洁，没有可称道的，更不能拿来比拟渊明。这种对渊明的重新阐释和评价，反映了晚明文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传统的重大差别。在他们看来，人的本性就在于追求享乐，任情适性，而不是追求道德完善。所以他认为陶渊明的好处在于他能“审缓急，识重轻，见事透彻，去就瞥脱”，善于权衡得失利弊，按人的本性去处事，从而使自己生活得舒适愉快。他们认为个人的自由和舒畅比道德品质更有价值。宗道以官职喻美色，颇为新奇，连他天才的弟弟宏道也不禁借用此喻。宏道曾谈到他不愿当官的原因时说，“下吏有一切喻，夫美女赠人，人争悦之，然不可以赠病者。何也？谓其有损无益也。今官之可好，虽如美色，病者得之，适以戕生，左手自刎，右手得天下，愚者不为也。”（《朱司理》）对于生性疏懒无拘无束之人，授之以官，无异于以美女赠病人，适足以戕其性命，此喻甚妙。
宗道的论说文以别出心裁而又周详缜密为其风格特征，《论谢安矫情》是一篇很有特色的论辩小品，全文如下：
谢安石新亭从容，及围棋睹墅等事，余少时每服其量，而疵其矫也。今乃知安石妙处，正在矫情。若出自然，有何难乎？譬如悬河之辨，一旦缄口；一石之量，忽然止酒，乃见定力。若口吃而不言，恶醉而不饮，其谁不能乎？且自古英雄，未有不矫而成功者也。怯者矫之，以至于勇；勇者矫之，以至于怯。拂之乃成，顺则罔功，此类甚众，难以悉数。即如荆轲、韩信诸人，非世人所谓杀人不眨眼英雄哉！然而句践怒叱，则隐嘿逃去；市人窘辱，则匍伏胯下。非所谓矫勇为怯者耶？若安石，则真能矫怯为勇矣。佛氏亦称无生法忍。忍之也者，矫之也。贫者必忧，矫以乐；富者必僭，矫以礼。圣人之道也。人易自高，矫之以下；人易为雄，矫之以雌。老氏之学也。若是，则谢安石之矫，吾犹恐其未至也，而又何疵焉？
此文历来研究宗道少论及之，其实它倒是颇为代表宗道文章的风格和成就的。此文说“安石妙处，正在矫情”，为“矫情”翻案，立论谈何容易，从理论上，恐怕人人都会反对矫情。而且公安派原是推崇发自本性的趣，“矫情”正是对于本性的忍耐和压抑。然而宗道却能在不利的情况下，说得头头是道，引经据典，有理有据，自圆其说，甚至可以把“矫情”提高到“圣人之道”的高度。这就是以八股的功夫去写小品文了。读此文章，就不难理解；宗道何以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可见宗道虽师从李贽，但其人生哲学与李贽不同，讲究节制，主张战战兢兢，和李贽的狂肆无所顾忌是不同的。
宗道的山水游记风格平实流畅，不像宏道那样奇情壮采，跳荡恣肆，如：
玉泉山距都门可三十里许，出香山寺数里，至山麓，罅泉流汇于涧，湛湛澹人心胸。至华严寺，寺左有洞曰“翠华”，有石床可憩息，题咏甚多，莓渍不可读。又有石洞在山腰，若鼠穴，道甚险。一樵指曰：“此洞有八百岁老僧。”从者弃行李，争往观，呵之不能止。及返，余问：“果有老僧否？”曰：“僧有之，然年止四五十。”乃知樵儿妄语耳。（《游西山·四》）
平平道来，朴素自然，而文气通畅，脉络分明，寓隽永的情思于平淡的客观描写之中，并不像宏道的山水游记那样激荡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但宗道的山水游记在平淡之中，又不乏风趣。如上文写樵夫讹传翠华洞中有八百岁的老僧，一班人争先恐后去观看，拦都拦不住，但结果观者回来说，“僧有之，然年止四五十。”语言虽平易却饶有风趣。又如他的《上方山》（二）：
自欢喜台拾级而升，凡九折，尽三百余级，始登毗卢顶。顶上为寺一百二十，丹碧错落，嵌入岩际。庵寺皆精绝，莳花种竹，如江南人家别墅。时牡丹正开，院院红馥，沾熏游裾。寺僧争设供，山肴野菜，新摘便煮，芳香脆美。独不解饮茶，点黄苓芽代，气韵亦佳。夜宿喜庵方丈，共榻者王则之、黄昭素也。昭素鼻息如雷，予一夜不得眠。
此一节记叙登上方山毗卢顶，文笔简洁，点染从容，而景色之清美，寺僧之热情从字里行间流溢出来。文末写与昭素同眠，被他的鼾声吵得一夜不得入眠，寥寥数笔却真实而有趣地写出旅行中的真实况味。
宗道的尺牍也有自己的风格，平和细致，其言蔼如。如中道因科举之路不顺，便放荡酗酒，宗道写信给他，信中说：
邑中人云：弟日来常携酒人数十辈，大醉江上，所到市肆鼎沸。以弟之才，久不得意，其磊块不平之气，固宜有此。然吾弟终必达，尚当静养以待时，不可便谓一发不中，遂息机也。信陵知终不可用，故以酒色送其余年；陈思王绝自试之路，始作平乐之游耳。弟事业无涯，其路未塞。为朱紫阳亦大破碎，即陈同甫亦太粗豪。陈同甫度桥，马次且即下马拔剑斩其首，辛稼轩见而奇之。奇则奇矣，马有何知，而遂残其命。此视王蓝田之蹂鸡子，更甚矣。少年遭祸，晚得一第，数月遂至不享，此亦可以戒矣。然吾弟恺悌仁厚，宁复有此。闻邑中少年多恶习，不可不诱引之也。（《寄三弟》）
这种家信，虽意存责备，但语气平和，既表示对弟弟的理解，又循循善诱，加以鞭策和鼓励，又引历史典故为证，指出放荡与狂怪之不可为。这种尺牍写得平实委婉，颇有长者与仁者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