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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人生太苦了，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就算平平淡淡走完一世，仍逃不掉辛苦工作，为家庭操劳的苦命运。其实，人们之所以觉得人生苦，不过是因为他们只记得苦，而忘记了生活里的幸福时光。孩提时代，人们往往会因为一颗糖果而忘记痛苦，脑海中存留的记忆也多是快乐时光，因此，孩子永远快乐比痛苦多。
1948年，时局发生了变动，陈家举家迁到了台湾。三毛记得，他们去台湾时，乘坐的是一条叫作“中兴轮”的船。在那艘游轮上，三毛的母亲晕船，一路上呕吐不止。或许因为恐惧，或许因为伤心过度，吐得全身虚脱的缪进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死了一般。
小小的三毛极少恐惧，她在船上看着母亲，觉得她一定会好起来。她并不知道，大人们伤心的并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对于社会大势的无奈。他们举家逃离，不知何时是归期，这种痛是孩子永远不会理解的。
去台湾前，陈家将金银细软换成了金圆券，希望到台湾以后，这些钱能够安稳度日。但时局不稳，金圆券因为通货膨胀一再贬值，一家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陈家把家安在台北建国北路朱厝仓一幢日本式的房子里。当时，那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僻的街区，但能有安身之处，已属难得。
初到台北，陈嗣庆无职无业，也不能即刻开一家律师事务所，两家共有八个孩子要养，加上金圆券贬值，他们一家在南京衣食无忧的生活从此画上了句号。这种贫穷的境地，一直到三毛念完小学，才逐渐得到改善。
大人们为了生活奔波，寻找着出路，希望日子一天胜似一天。小小的三毛，没有任何忧愁，初到台湾只觉得来到了新天地，开心地在榻榻米上蹦着跳着。他们天真地以为，离开了南京，一定会有更好的日子到来。
三毛后来回忆初到台湾时的心情，在她的《赤足天使——鞋子的故事》中，写得清清楚楚：
到了台湾，大人背井离乡，在离乱的大时代里，丢弃了故乡一切的一切，想要来在他们的内心是感触极深的。可是做孩子的我们，哪懂那些天高地厚的道理，当我从中兴轮上下来，进了台北建国北路那幢小小的日式房子，发觉每一个人都要脱鞋才能上榻榻米的地时，简直没将我高兴得发狂，跟着堂哥和姐姐尽情地又叫又跳，又低头着看看自己完全释放的光脚丫，真是自由得心花怒放，又记得为了大家打赤足，堂哥竟乱叫着：“解放了！解放了！”
对于孩子来说，光脚就是“解放了”；可对于大人们来说，“解放”却不知道要等上多少光阴。在那时，“解放”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政治字眼，孩子们的乱叫，很可能为他们的家庭招来灾祸。大人们听到后，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狂欢，这让三毛有点儿不知所以。
自由，明明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为什么身上要背负那么多的枷锁？大势已去，这是人们必须去承受的，可更多的时候，人的枷锁却是自己背负上的。就像大人们觉得孩子必须听话，必须好好读书，殊不知，无形中也在扼杀着孩子的天性。
三毛渴望自由，在很小的时候，便为自由欢呼高歌。当大人让孩子们安静下来时，三毛感觉到了无聊。她开始怀念南京自由的生活，读书、去坟场、看宰羊，这是她能选择的。但是在这个荒芜偏僻的地方，她没得选，只能百无聊赖地过着枯燥的生活。
孩子的回忆里，全是美好的事。为了让当下的生活丰富多彩，她经常坐在屋檐下看雨，有时会站在雨中张开嘴，品尝雨水的味道。她在院子里踩水坑，用雨水和泥巴，玩得不亦乐乎。大自然是她最好的朋友，她总能在自然中找到乐趣。她渴望自然，渴望更广阔的天地，整天被关在这幢房子里，慢慢滋生了她去外面看一看世界的想法。
三毛的生活，不全是幸福，但她一旦感觉苦，便会寻找让自己幸福的方式。后来，她去了撒哈拉，住破旧的房子，没有像样的婚礼，她依然觉得很幸福，甚至开心得想要哭出来。对于她来说，只要灵魂得到了抚慰，生活上的苦根本不算什么。
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一边渴望灵魂的自由，一边用物质绑架自己，以为得到了物质便拥有了幸福。事实上，假如灵魂渴望自由，你却束缚着它去赚取物质，那么，无论你拥有多少金钱依然不会感到开心。
难道，就该放弃物质，全然享受精神生活吗？并不是，毕竟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物质世界。
没有谁生活在真空世界里，三毛也一样。但是，世界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就像金木水火土，平衡得好才能环环相生。如果将目光只盯着一处，其他部分必然遭受克制，从而打乱整个人生。因此，过于追求物质，容易把自己过成“将来用钱买健康”；过于追求平平淡淡，则会活成“碌碌无为”。与其在两个极端中纠结，不如在平平淡淡中努力一点儿，在忙忙碌碌中追求一点儿灵魂的自由。那一点点是平衡生活和事业的良药，是让人生保持稳步向前的策略。当你开始关注自己，关注生活本身，你才能从中获得成长。这与物质世界并不相悖，甚至可以让物质世界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