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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飘忽，人海沉浮，无论是谁，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苦难总在趁人不备时，悄悄地爬上命运肩头，你哭过，闹过，挣扎过，最后还不是把一切交给流年，任它随风而逝。
1934年夏天，张志沂和孙用蕃在礼查饭店订婚，半年后在华安大楼结婚了。张爱玲和张子静参加了父亲的婚礼，她和姑姑、表姐坐在一起，突然想起了母亲。母亲将来是否也会嫁人，给她找一个后爸？如今，母亲又在哪里，过着怎样逍遥自在的人生？父亲迎娶的这位后母，又是否如同小说里写得那般蛇蝎心肠？
她不得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好在她住校，不用日日与后母朝夕相处。
说起孙用蕃，也是大家庭出身。孙用蕃的父亲孙宝琦有一妻四妾，生有八子十六女。孙用蕃是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结婚时已三十六岁。婚前，张志沂以为她是个干干净净的女子，婚后才得知，她有“阿芙蓉癖”（即鸦片瘾），因此耽误了婚事，难以与权贵子弟结亲，这才嫁给了他。
孙用蕃和名媛陆小曼是至交，她们两人都爱吸鸦片，所以被称为是一对“芙蓉仙子”。张爱玲也曾参加过她们的聚会，只是她后来从未提起过陆小曼。许是爱玲对后母印象不好，对陆小曼也多几分憎恶吧。当时陆小曼红极一时，多少男人捧她在手里，多少女人败在她的风情之下，她写文章批判终归是与自己有仇。
后母进门，家里换了房子，她认为康乐村十号洋房太小了，劝张志沂搬家。张志沂租下二伯父的别墅，不管租金是否承受得起，孙用蕃始终认为这样是有面子的。
这套别墅，是张爱玲出生的地方（后来分家产时，已落户二伯父名下）。之前的事，她没有任何记忆，当她再次回到这个家，才知它承受了太多的历史印记。那一个个家族故事，一位位历史名臣，原来都与这座老洋房有关。只是，她很难喜欢这个家，这比之前父亲的家还令人窒息。
孙用蕃是一个精明的女人，治理家务更有手段。她不但管着日常开支，家中用人也做了调整，她辞退了原来的老用人，从娘家补了一些新的进来。在嫁进张府之前，她听说爱玲跟她身形相似，便带了两箱衣服送给她。那衣服料子上乘，剪裁得当，但张爱玲却始终认为这是后母的施舍，是侮辱。她在《童言无忌》里写道：“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
对于这件事，张爱玲选择不原谅。她有着自己的骄傲和自尊，怎能被这样的女人践踏？任是委屈与不甘，她都没得选，只能靠一支笔，批判曾经过往，给她传奇的一生添些跌宕情节。最让张爱玲感到悲哀的是父亲变了。父亲和后母过着骄纵奢靡的生活，对于她的学费却克扣起来。张爱玲记得，每次向父亲要学费，总是得不到回应：“我站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
在这个家里，她失去了最后的尊严。骄傲如她，这种伤害无疑是不能被原谅的。不是她不爱父亲，明明是父亲不爱她了。即使这样，她还是要固执地走下去，她所能做的，是努力完成学业，让自己更加优秀独立。
张爱玲对这个家，越看越厌烦了，后母常常折磨何干和张干，连她的弟弟也变了。她在《弟弟》文章中写道：“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是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张爱玲的气愤，弟弟张子静是不在乎的。他在这个家里处处受欺负，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且不说张爱玲生气，有一次在饭桌上，因为一点儿小事，父亲打了弟弟一巴掌，弟弟面无表情地收拾着震落的饭粒，继续吃。爱玲十分心疼，用碗挡住脸，眼泪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后母看到了，冷嘲热讽地说：“这孩子真奇怪，他没哭，你倒哭起来没完了。”
她束手无策，羞辱万分，扔下碗筷，冲进浴室里，看着镜子里哭泣的脸，咬牙发誓：“我要报仇，有一天我一定要报仇。”
再多的愤怒与不甘，都要闷在心里，就像她一心报仇，还不是偷偷躲进洗手间。她说过，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她一个人的时候，便身处阴暗，这使她清醒，知道自己日后要如何活。
仔细想想，你我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越是在艰难困苦中，便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所谓的苦楚，不过是事与愿违罢了。张爱玲在“阴暗”时刻，渴望中学毕业后到英国读大学。母亲黄逸梵为了她出国留学的事，特意赶回了上海。她托人找张志沂谈判爱玲出国的事，张志沂却避而不见。
母亲为她归来，自然是高兴的。这时的张爱玲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她满身书卷气，个子高高瘦瘦的，即使被丢至角落，也是最独特的那一个。黄逸梵此次回来，浪漫迷人的欧美气息更浓了。她跟爱玲讲述国外的生活、风景、建筑、艺术，这些都令爱玲神往，她出国的念头越发重了。
张志沂迟迟不见黄逸梵，出国的事只好由张爱玲去说。母亲劝她，凡事都要忍耐，毕竟今时不同往日，她有了后母，在父亲面前也要顾及一些。当张爱玲把出国这件事告诉张志沂时，他大发脾气，认为她受到了别人的挑唆。
“我把事情弄得更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爱玲真是受够了。她没说什么，干脆利落地走掉了。此时，淞沪会战爆发，他们每天躲避日军炮火，黄逸梵担心爱玲，派人把她接到了伟达饭店。那段时间，爱玲和表妹黄家瑞住在一起，黄家瑞说她是一个既热情又孤独的人。和姐妹们一起玩时，爱玲放得开，聊天时更是嘻嘻哈哈，可后来，爱玲情绪很低落，不爱说话了，偶尔说上两句，也总是细声细气的。大多时候，她常拿个本子侧脸看人，给人画素描，不然就低头写小说。
除了画画和写作，她不做别的事。
假装冷漠，故作坚强，实则她早已遍体鳞伤。假如可以，她多想逃到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地方，被遗忘地活着。她无须向亲人伸手，也无须面对尖酸刻薄的后母，可惜没有假如。
那么只好真冷漠，真坚强，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不争朝夕，不争短长，任你是悲，是喜，是伤，在她都无关痛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