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婚后，我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完全不同于前几年我独处时的生活。我们夫妻二人情投意合，不管是个人爱好还是本职工作，我们都能同步进行，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形影不离，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信件往来。皮埃尔在教学之余，几乎把时间都用在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中；我也获准可以在他的实验室里与他一起工作。
我们住的公寓离学校很近，所以来去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是由于我们的收入比较微薄，我不得不亲自处理一些家务事，尤其得准备每天的饭菜，这些家务劳动占用了我很多时间，也影响了我的学习和研究。想要妥善处理好这一矛盾，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好我的意志比较坚强，勉强把两者的冲突处理好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小家庭并没有被这些家务琐事搅乱，我们仍可过着平静温馨的生活。
我在实验室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学习一些课程，因为我必须通过一个证书考试，才能有资格去女子中学任教。经过几个月的准备，终于在1896年8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通过了这个考试。
在工作之余，我们主要的休闲方式就是到乡间散步或骑自行车。皮埃尔非常喜欢户外活动，对森林中的各种动物、植物有着极大的兴趣。巴黎附近大大小小的森林，没有一处他不熟悉的。我从心底也一直向往田园生活，所以一有空闲，我们俩就骑车到郊外游玩。这样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在紧张的科学研究之余得到放松和休息，使我们的心灵得以释放。每次郊游回来，我们总会带回几束芬芳的野花。有时，我们游兴正浓，竟忘却了时间，直到深夜才回到家里。我们还定期探望皮埃尔的父母，两位老人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个专用的房间。
在假期里，我们可以骑自行车到更远的地方郊游。我们的足迹踏遍奥弗涅和赛凡纳的山区，还到过海滨的许多地方。我们俩都酷爱这种长距离的远游，每天晚上都要换一个新的地方住宿休息。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待得太久，皮埃尔就会感到无聊而惦记着回实验室去工作。有一年假期，我们一起去喀尔巴阡山区看望了我的家人。因为这次波兰之行，皮埃尔还学会了几句波兰话。
然而，我们把生活的重心还是放在了科学研究上。皮埃尔对他的教学工作非常认真，我有时也会帮他搜集一些资料，以便他更细致地备课。这种帮助反过来也增加了我的知识。不过，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致力于我们的实验室研究。
当时，皮埃尔还没有自己的实验室。虽然有学校的实验室可以使用，但仍然不能满足他的研究需要。为此，他将学校里一个闲置的角落开辟成了自己的实验场地，那地方虽然狭小简陋，但却可以自由自在地使用，不受约束。从这件事我也领悟到，一个人如果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完全可以设法改善条件，并且心情愉快地投入工作。那段时间，皮埃尔正忙于晶体研究；我则负责研究钢的磁性。1897年，我的这一研究结束后，我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
这一年，我们的长女艾琳娜降生了，我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个星期之后，皮埃尔的母亲又去世了。于是，我们在巴黎城郊另外租了一处带花园的房子，把他的父亲接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皮埃尔生前，我们同他的父亲一直住在那里。
如何照顾好我们的小艾琳娜和我们的家，又不放弃我的科学研究工作，俨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放弃科学研究，对我来说是极其痛苦的，皮埃尔也认为我绝不能放弃工作，他甚至从没有这样想过。就像他过去常说的，上帝特地为他量身定制了我这样一个妻子，为的是能与他分担一切。我们俩谁都没有想过要中途放弃我们如此珍视的科学研究工作。
这么一来，我们就不得不请一个女佣了。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亲自照料女儿的一切琐事。当我到实验室工作时，女儿就交由她的祖父照看。老人家非常疼爱自己的孙女，常说孩子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有了家人们的关爱和帮助，我可以安心地投入到我的研究工作当中，又可以兼顾女儿履行做妈妈的责任。但是遇到特殊情况时，比如孩子生病，我就得彻夜不眠地照顾她，原来的生活规律也随之打乱了。
因为我们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不希望有过多的应酬来打扰，所以我们结交的朋友为数不多。偶尔有一两个与我们相熟的科学家朋友来家拜访，我们一般就在客厅或花园里交谈，并且我还要一边招呼客人一边为女儿做些针线活儿。在亲戚中，只有皮埃尔的哥哥一直与我们保持着来往，我娘家的亲戚因为都离得太远而很少来往了。我的姐姐和姐夫这时也已经回到波兰创业去了。
正是在这种安静又非常符合我们意愿的生活模式下，我们才得以完成一生中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始于1897年，其间从未中断过。
在我决定要做博士论文的课题时，亨利·贝克勒尔正在从事稀有金属铀盐的实验，这个实验很有趣，一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当贝克勒尔把铀盐用黑纸密封后放在照相底片上，他发现底片会被感光，好像受过日光照射一般。底片之所以被感光，见克勒尔认为那是因为铀盐可以放射出一种射线，而这种射线与日光有所不同，它可以穿透遮光的黑纸。除此之外，贝克勒尔通过实验还证明出了这种射线可以使验电器放电。他起初认为铀射线的产生是由于将铀盐暴露在日光下造成的，但实验表明铀盐在黑暗中保存了几个月，这种特殊的射线仍旧存在。
发现了新射线，我和皮埃尔兴奋极了，我们决定对它的性质进行专门的研究。要想研究它，首先得对它进行精确的定量测量。于是，我决定利用验电器放电的这一特性来进行测量，不过我没有像贝克勒尔那样使用普通的验电器，而是使用了一种更加精密的仪器。我当初用来测量的这些设备的模型，如今陈列在美国费城医学院里。
很快，我们就得到了有趣的结果。实验结果表明，不管铀盐的物理或化学性质如何，这种射线的放射实质上都是由铀元素的原子特性决定的。任何含铀物质，只要其含有的铀元素越多，它就越活跃，放出的射线也就越强。
此后，我又想进一步地弄清楚，是不是还有其他元素也可以像铀盐一样放射出同样的射线？很快我便发现，钍元素也有相同的特性。就在我准备对铀和钍的放射性做进一步研究的时候，一个新的发现立刻又把我吸引住了。
我曾尝试过用放射性方法检验过一定数量的矿石，如果这些矿石有相同的射线产生，我们就可以断定它们中含有铀或钍。如果这些矿石的放射强度与矿石所含铀或钍的成分成正比的话，自然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有些矿石的放射性强度竟是铀的三到四倍。我仔细地核查了这一令人惊讶的发现，最后确定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我推测了其中的原因，似乎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在这一矿物中含有一种未知的元素，它非常的活跃，而且它的放射性远强于铀和钍。皮埃尔很同意我的观点，于是我希望能尽快找到这种假想的实质。我认为，只要我和皮埃尔共同努力，很快就会有结果的。但是我们谁也无法预见，随着这项研究的展开，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通往新科学的道路，而且，一生都在这条新的科学之路上奋斗。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期望这种矿石含有较多数量的新元素，因为这种矿石早就被他人精确地分析过了。所以我最初估计，这种矿石里新元素的含量很难超过百万分之一。但我们研究得越深入，就越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新的放射性元素只能以非常微小的比例存在，其真正的含量要比百万分之一还小得多。这同时也印证了，这种新元素的放射性极强。假如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种元素含量如此微小的话，我真不知道我们能否有信心和勇气坚持下去，因为当时我们的研究经费非常紧张，又缺少先进的设备。不过，也幸亏那时候并不知道难度有这么大，所以才下了如此大的决心；在后来的工作中虽然困难不断增加，但每每看到日益显现的研究成果，我们就兴奋得顾不上去考虑困难的多少。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把这种新物质完全分离出来了，它就是今天人们众所周知的镭。现在我把我们探索和发现它的过程，作一简略的介绍。
起初，我们不知道这种未知元素的任何化学性质，只知道它的放射性极强，于是我们便试图根据这条唯一的线索展开研究。首要的工作是对从圣约阿希姆斯塔尔运来铀沥青矿，对它做进一步的分析。除了利用通常的化学分析方法以外，我们还用皮埃尔发明的精密的电子设备对其不同部位的放射性进行精确测量。这种方法如今已成为一种新的化学分析法的基础了。后来，随着这种分析法不断地完善，已被更多人所采用。人们利用它还发现了其他几种放射性元素。
几个星期以后，我们确信我们的预想是正确的，因为未知的新元素的放射性在有规律地增强。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可以从铀沥青矿中分离出一种与铋混合在一起的元素，它的放射性大大超过了铀元素。这种新元素有明确的化学性质。
1898年7月，我们向世人宣布了这种新元素的存在，我们把它命名为钋（ Polonium），以纪念我的祖国波兰。
在发现钋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从铀沥青矿中分离出的钡盐中含有另一种未知的新元素。又经过几个月的深入研究，我们分离出了第二种新元素，后来的一些实验证明了它比钋重要得多。1898年12月，我们正式宣布了这一发现，命名这种新元素为镭。
虽然我们幸运地发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新元素，但仍有大量后续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完成。我们之前主要是利用放射性的特性从铋盐和钡盐中发现含量极其微小的新元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两种新元素以纯元素的形式分离出来。我们很快便投入到了这一工作当中。
可是，要从事这项工作也是困难重重，因为我们的设备条件太差，而且还需要大量的原矿来进行细致的化学分析。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购买这些原矿，也没有实验室来做分析实验，更没有助手来帮助我们。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去想办法。如果说我姐夫曾认为，我在巴黎早期的那段学习生活是我一生中伟大而英勇的时期的话，那我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和皮埃尔现在从事这项研究的时期才称得上是我们俩共同生活中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时期。
通过之前的实验我们了解到，在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炼铀厂冶炼后的铀沥青矿废渣里，肯定含有镭元素。在拥有该厂的奥地利政府的许可下，我们成功无偿获取了一定数量的废渣。这种废渣本身倒不值钱，但要把它们运到巴黎却是件颇费周折的事。当这些用袋子装着的混着松叶的褐色废渣运到我们实验室门口时，我真是欣喜万分。后来，我们得知这些废渣的放射性比原矿还要强时，我们颇感惊讶。这种废渣并没有被扔到很远的地方，而是堆放在工厂外面的松树林中，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难得了。后来，奥地利政府应维也纳科学院的要求，又同意我们以低价购得了好几吨这种废渣。我们实验室中分离出的镭，全都是从这些废渣中提炼出来的。后来，我收到的那位美国妇女赠送的镭，才是用别的矿石提炼出来的。
理化学校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合适的实验场地，幸运的是校长准许我们使用一间废弃的棚子，这个棚子曾经做过医学院的解剖室。木棚的玻璃屋顶，有多处裂痕，显然不能够很好地遮风挡雨。而且棚子夏天潮湿闷热，冬天则寒气逼人。虽然可以生炉子取暖，但也只有火炉周围才有稍许热气。此外，我们还得自费去购置一切必需的仪器设备，木棚里仅有一张陈旧的松木桌子，以及几个炉台和几个气灯。在化学实验过程中，常常会产生带有刺激性气味的有毒气体，我们只好把这类实验移到门外院子里去做。即使这样，毒气也常常扩散到了我们的棚子里。我们就是在如此糟糕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然而，我们一生中最美好、最欢乐的岁月，就是在这极为简陋的老棚子里度过的。有时候为了保证实验不被中断，我们就在木棚子里随便做一顿午餐来填饱肚子。我有时得用一根与我体重不相上下的铁棒搅拌沸腾着的沥青铀矿。到了傍晚工作结束时，我已经累得疲惫不堪，一动都不想动，话都懒得说了。有时，我还得研究精密的结晶，进行分离工作，这时我又必须待在飘浮着灰尘的室内。灰尘会影响浓缩镭的程序，使我无法保存好分离出来的宝贝。但唯一令我满意的是，没有人来打扰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安静、踏实地从事实验研究。
当实验进行得很顺利，眼看就要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时，我们常会兴奋不已，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有时，我们忙了半天却没见什么成效，也会非常沮丧。不过，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多久，很快就会被新的设想和工作替代。工作间歇，我们俩在棚中走来走去，思考并讨论着我们的实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工作中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我们还有一个乐趣，那就是晚上去我们的工作室——木棚里。我们可以在玻璃瓶或玻璃管中观赏到我们提炼、分离出来的宝贝，它们向四周散发出微弱的光芒，那美丽神奇的景象，令我们惊诧不已。玻璃管里隐约闪烁的奇光异彩，好似神话中的神灯发出的光芒。
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除了短暂的假期以外，我们从未中断过实验研究。我们的研究越来越明确地向我们显示，我们正一点一点地接近成功，此时，我们的信心倍增。后来，我们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我们不仅可以购得更多的废渣，而且还可以在工厂中完成初步的提炼，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精密的分离工作。
在这一阶段，我致力于提炼纯净的镭，而皮埃尔则集中精力研究新元素发出的射线的物理性质。直到我们处理完了一吨铀沥青矿渣后，才得到了确切的结果：即使在含镭最丰富的矿石中，一吨原矿中所含有的镭还不到几分克。
最后，我们分离出来的物质显示出了元素应具备的所有属性。这种元素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其他元素的光谱，我们还确定了它的原子量的值远大于钡。这些结果都是在1902年完成的。那时，我们提炼出了一分克的极为纯净的氯化镭。我们花费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才得到它所需要的证据，确定了镭是一种独立的元素。其实，如果我们设备齐全，又有足够的资金的话，也许只需一年就可以完成它。我们呕心沥血所获得的成果，奠定了放射性这门新学科的基础。
过了几年，我又提炼出几分克绝对纯净的镭盐，并更加精确地测定出了它的原子量。再后来，我还提炼出了纯金属镭元素本身。然而，1902年仍然是确定镭的存在和特性的一年。
几年中，我和皮埃尔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地位也悄悄有了变化。1900年，日内瓦大学想要聘任皮埃尔为教授。几乎同一时间，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授予他副教授的职位，而我则被聘为塞弗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于是，我们没有去日内瓦．仍然留在了巴黎。
我对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尽力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机会到实验室去做实验，以提高她们的动手能力。这些学生都是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她们都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被录取的。入学后，仍然要努力学习，参加各科考试，只有取得优异的成绩才能有资格被聘为中学的老师。因此，所有进入该校的女学生都非常用功，作为她们的物理老师，我也很乐意尽自己所能去教好她们。
自从我们的发现被公之于众后，我们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了，但却由此带来了一些困扰。我们实验室原有的宁静被破坏了，经常有人来访，这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研究工作。
1903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同年年底，我和皮埃尔以及贝克勒尔因发现放射性和新的放射性元素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后，我们被各大报纸和杂志等媒体大肆宣传，致使我们好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安静地工作，每天都有一些人想要采访我们，有的人想请我们去做演讲，有的人向我们约稿子。
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个极高的荣誉，而且这个奖的奖金数额巨大，这给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益处。遗憾的是，当时我们俩已经疲惫不堪，经常会感到体力不支，以致我们不能于获奖当年前往斯德哥尔摩受奖和发表演说。直到1905年，我们才得以前往瑞典首都，皮埃尔还上台发表了接受诺贝尔奖的获奖感言。在那里，我们受到了瑞典人民热情的接待。
以前，我们所处的工作环境很恶劣，常感到身心疲惫、心力交瘁；可现在，因为获得诺贝尔奖，登门造访的人多了，我们每天疲于应付，真是不胜其烦。我们原有的宁静而有规律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很大影响。我前面曾经说过，我们必须摆脱外界的任何干扰，才能继续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科学研究工作。虽说来拜访我们的人，其本意都是好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904年，我们的第二个女儿艾芙·丹妮丝出生了，我只好暂时中止实验研究的工作。这一年，由于荣获了诺贝尔奖和公众的普遍认可，巴黎大学终于聘任皮埃尔担任新开设的一个讲座的教授；同时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个实验室，任命他为实验室主任。其实，并没有新修建一个实验室，只是把原先闲置的房间收拾出来借给我们使用。
1906年，正当我们准备告别那间见证我们艰苦岁月却又给我们带来无限欢乐的木棚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这场灾难夺走了我的丈夫皮埃尔，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抚养孩子并支撑着我们之前共同的事业。这场飞来横祸使我失去了人生旅途中最亲密的伴侣和最好的朋友，它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和伤害，不是我用笔墨能表达得清的。
在这个打击之下，我的精神一度面临崩溃，丧失了面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但是我不能忘记皮埃尔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即使我不在了，你也不能放弃我们共同的事业。”
皮埃尔去世的时候，他的成就和名字早已被公众认知和熟悉，所以社会上，尤其是科学界，人们都在为他扼腕叹息，无不认为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于是，巴黎科学教育界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皮埃尔任职一年半的讲座教授的席位，由我来接任。这可是一个破先例的决定，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女性担任过这一类的职务。巴黎大学的决定鼓舞了我，让我感到无上的荣耀，我打起精神又重新投入到原来的研究工作中。我从来没有期望获得这种荣誉，因为我除了愿意无偿地为科学事业献身以外，没有任何野心和奢求。但在这种家庭遭遇变故的情形下授予我这一职务，又不由得使我悲从中来，我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有能力担当起这一重任。几经犹豫，我觉得至少应该尝试一下。
于是，从1906年秋天起，我以副教授的资格开始在巴黎大学授课。过了两年，我被聘为教授。皮埃尔的离去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困难。从前，我和皮埃尔共同承担的事情，现在都由我一人独自承担，包括亲自抚养两个女儿。皮埃尔的父亲仍然与我们住在一起，他主动提出帮我分担一些家庭的重任。老人家非常慈爱地照料着两个孙女，自皮埃尔去世后，两个孙女成了他生活的希望和唯一的慰藉。在他的帮助下，两个女儿得以享受到了家庭的欢乐。虽然我们内心还是十分悲痛，但尽量不让孩子们发现，因为她们年龄尚小，不想让她们过早地品尝人生的悲凉与苦楚。
由于我的公公渴望在乡下度过晚年，于是我们在巴黎郊区西奥镇租了一幢有花园的房子，这儿离巴黎城里只有半小时的路程。
在乡间生活确实很美好，不仅我的公公可以在这儿安度晚年，两个女儿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到旷野里嬉戏玩耍，这对她们的成长大有好处。由于我白天要去上班，经常不在家，我们不得不请一个保姆。开始请的是我的一个表亲，后来又换了一个忠厚的妇女，她曾经把我姐姐的一个女儿带大。这两位保姆都是波兰人，所以我的两个女儿都会讲波兰语。我的波兰亲属们也时不时地会来看望我们，我通常把聚会的时间安排在假期，地点在法国海滨，有一次，我和他们在波兰山区待了一段时间。
1910年，对我们帮助很大的、敬爱的公公病逝了，我为此悲痛了好长一段时间。在他生病卧床之时，我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在病床边陪护他，听他讲述很多往事。爷爷的去世，令我的大女儿非常难过，当时她已经十二岁了，她始终忘不了和爷爷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忘不了慈祥的爷爷关爱她的点点滴滴。
西奥镇的学校并不是太理想。当时小女儿还年幼，相比教学质量，我更看重的是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譬如到户外游戏、散步，以及接受初级的小学教育等。我的小女儿活泼、聪慧，尤其喜欢音乐。她的姐姐则遗传了她父亲的性格，很内敛，不怎么活泼、反应也不够敏锐，但却有着一般孩子所不具备的理解问题和善于推论的天赋，看来她有可能会像我和皮埃尔一样热衷于科学事业。但那时，我并不想送她到中学去念书，因为我总是觉得这些学校的上课时间太长了，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发育。
在孩子教育方面，我的观点是应该尊重他们的生理发育和身体成长的需求，留出一些时间来培养他们的艺术文化。而当今的大多数学校，学生们的时间都让读写和训练给占用了，家庭作业也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并且这些学校的大部分科学课程，都与实践相脱节了。
在巴黎大学的教职员工中，有不少人都和我有着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互助合作小组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每人都负责向孩子们教授一门特定的课程。虽然我们的工作都很忙，而且孩子们的年龄又各不相同，但我们都对这项教育改革的实验颇感兴趣。在少而精的课时里，我们将科学和人文课程进行有机结合，所有的科学课程都有实验跟进，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了。
这种新式教育我们坚持了两年，大部分孩子都受益匪浅，我的大女儿也是如此。通过这两年的学习，她竟然进入了巴黎一所中学的高年级班就读，而且毫不费力地通过了各门功课考试，并且以小于一般学生的年纪进入巴黎大学，攻读科学专业。我的小女儿因为年纪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新模式的教育，后来她也考进了一所学院。一开始她只选修了其中的部分课程，后来才转为正式学生，攻读全部课程。她的学习成绩良好，这让我感到很欣慰。
我很重视两个孩子的体育锻炼，除了户外散步之外，我十分重视体操的训练和各种户外运动。在法国，人们常常忽视了女孩子这方面的教育。我要求两个女儿每天都要作柔软体操的练习，一有空闲就带她们到山区和海滨度假，所以她们姐妹俩都会游泳、划船，至于远足或骑自行车远游，对她们而言更不是什么难事。
当然，照顾孩子只是我人生职责的一部分，我的大部分时间仍然用在科学研究上。我经常会受到质疑，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常问我是如何把家庭生活与科学事业协调好的。的确，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坚强的意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我与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女儿感情甚好，相处得非常融洽。因为我们懂得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这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我和女儿之间从来不说一句刻薄的话，从来不做一件自私的事。
1906年，当我接替皮埃尔在巴黎大学的教席时，我只有一间简陋的临时实验室，它不仅十分狭小，而且设备很不齐全。皮埃尔在世时，曾有一些科学家和学生与他一起工作，我接任后，有幸得到了他们的大力帮助，才得以将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并且获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
1907年，我获得了安德鲁·卡内基先生的慷慨帮助，他给我的实验室投了一笔钱，作为研究奖学金，使一些有杰出作为的科学家和学生得以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这种帮助的确很有意义，可以鼓励那些有志于科学研究并且具备研究才能的学者去完成他们心愿，而不必为资金烦恼而中断研究。为了科学事业的发展，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真应该尽可能多地设置此类奖金。
至于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想尽全力再提炼出几分克极其纯净的氯化镭来。1907年，我成功地测出了镭元素的新的原子量；三年后，我终于提炼出了纯净的金属镭。此项提炼和测定过程需要极其细心、耐心、精准的专业水平。而我能获得成功，还离不开一位著名的化学家鼎力相助。自这次实验成功以后，我就没再重复这一实验，因为在实验过程中很有可能损失镭元素，必须在极为谨慎的操作下才可能将镭元素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次成功使我终于看到了神秘的白色金属镭，但我不能把它保持在这种美妙的观赏状态，因为很多实验还急需用它。
至于钋元素，我还未能将它提炼分离出来，这是因为它在原矿中的含量比镭要少得多。不过我的实验室里还保存着一些含钋量丰富的物质，我们可以利用它做一些重要的实验。其中以钋放射时产生的氦气对实验最为重要。
为此，我必须特别重视实验室测量方法的改进。我曾经说过，我们之所以能够发现镭，精确测量无比重要。只有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测量精密度方法，才有可能获得更多新的发现。
不久后，我琢磨出了一个颇有成效的办法，用镭产生的镭射气来测定镭的数量。我们及时采用了这一方法，竟测出1毫克的千分之一左右的极少量的镭，而且测量结果相当准确。对于相对数量较多一些的，我们就选择镭射线中具有更强穿透力的Y射线来进行测量。我的实验室里就有一台这样的设备，利用这种射线来测量镭的数量，比起用传统的天平进行测量，更容易也更精准得多。然而，采用这种新方法，必须先要制定一个缜密严谨的新标准。
所谓实验和科学研究的标准，都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才能加以推广和应用。当然，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镭在现代医学中的应用与日俱增，所以如何控制其使用量以及镭射线的纯度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法国科研界就镭对生物造成的各种影响，曾做过初步的研究，并获得了不错的结果。其实验室所用的镭，就是来源于我的实验室。那时皮埃尔还在，记得收到实验报告的那一刻，大家高兴得欢呼雀跃，备受鼓舞。从此，一个前所未有的医疗分支——镭疗法（在法国称之为居里疗法）首次在法国诞生了，随后在其他国家也迅速发展起来。由于镭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制镭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法国率先建立了一家制镭工厂，而且成功地运转起来。随后其他国家也先后建起了制镭工厂。目前最大的一家建在美国，因为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那里蕴藏着含镭丰富的钒钾铀矿，提炼镭也相对容易。随着制镭工业的蓬勃发展，镭治疗的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种治疗技术对某几种疾病有着特殊疗效，尤其是治疗癌症方面，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全球许多大城市中，出现了一些专门以这种技术治病的专科医院，甚至有一些医院竟存有数克的镭。当时，镭的售价高达每克七万美元，它的价格如此昂贵的原因是原矿中的镭含量本来就极其微小，所以提炼成本就高，售价自然也降不下来。
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发现竟为社会带来如此大的帮助，它对科学来讲十分重要，更神奇的是，还能造福于人类，用于治疗可怕的疾病。一提起这些，我总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想必读者也可以理解我此刻的心情。因为，这是皮埃尔和我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坚持不懈的成果，是我们生命中所获得的丰厚的奖赏。
镭治疗技术取得成功的前提，是必须保证用量的准确无误。因此，镭的度量是极其重要的，无论在工业上、医药上和科学研究上，都是如此。
考虑到这些情况，各国的科学家便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委员会的全体同仁制定一个国际标准，以便共同遵循。标准是这样制定的：先是用极其精密的方法测定一定数量的纯净镭盐，以作为基本标准；然后，再把一定数量的纯净镭盐的放射性与基本标准进行比对，作为副标准，以备各国参考和使用。当时，委员会指派我来制定其中的基本标准。
这种测定工作极其精密细致，容不得半点儿马虎。它的重量非常轻，大约只有27毫克的氯化镭，称量时也必须极其准确。1911年，我将这个基本标准制定成功。
这个基本标准是用一个长约数厘米的玻璃管，里面装着之前用来测定镭原子量的纯净镭盐。经过委员会的批准后，将其存放于巴黎附近的赛弗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委员会还在这一基本标准的参考下，制备了几个副标准，并已经投入使用。在法国各地，凡存有镭的玻璃管，都可以拿到我们这儿来测量、鉴定。在美国，这种事则由标准局来负责鉴定。
1910年，我获得了法国荣誉骑士勋章的提名。早些时候皮埃尔也获得过类似的提名，然而，他不接受这种提名，他反对接受任何荣誉，因此并没有去领取。我和皮埃尔的想法一致，我也将坚持这样的行为准则，所以在这件事上也不想违背皮埃尔的意愿。尽管内政部多次劝说，希望我能接受这一荣誉，但我还是果断地拒绝了。也是这个时候，有几位同事劝我申请成为巴黎科学院院士候选人。皮埃尔去世前几个月，他曾被选为院士。但我对是否也申请为院士，犹豫不决。因为按照科学院的规定，我如果想被选上，就必须去拜访在巴黎的所有院士，这件事让我实在难以接受；但是如果申请通过了，我的实验室就会得到院里的资助。思来想去，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参加了院士的竞选。结果我这一举动，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关注和反响，人们为科学院应不应该接纳女院士而争论不休，有一些老院士坚决反对，也有一部分人全力支持。最终投票时，我以几票之差落选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愿意做此申请了。因为我最反感的事情就是挨个拜访院士，请他们给予帮助。我认为，这种选举应该根据申请人所取得的成就来决定，而不是由申请人私下奔走求支持。譬如，有些学院和协会，我从没主动提出过任何申请，他们就把我选为会员了。
1911年年底，由于种种费心劳神的事儿全赶到一起了，耗费了我大量精力，身心俱疲，终于病倒了，而且病得挺重。可就在这个时候，诺贝尔奖竟又一次光顾了我，而且只是授予我一个人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荣誉，是对我所发现的新元素和提炼分离出纯镭的高度认可。尽管我当时还在病中，但我还是决定亲赴斯德哥尔摩市去领奖，我的姐姐和长女艾琳娜陪伴我一同前往。
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真是令人印象深刻，有如接待国家元首那般庄严、隆重，让我激动万分。我在斯德哥尔摩受到了热烈欢迎，尤其是瑞典妇女界的朋友，她们热情的接待令我感动不已。因为我病重未愈，加上一路上的奔波劳顿，在我返回法国后便一连好几个月都卧床不起。由于自身病得比较厉害，再加上为了方便两个女儿接受教育的考虑，我们不得不从西奥镇搬到了巴黎市区里居住。
1912年，我有机会与他人合作，在华沙创办了一所镭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由华沙科学协会创立的，我被聘为主任，参与指导工作。当时，由于我身体欠佳，没有离开法国回到我的祖国波兰，但我非常愿意尽我所能地指导这个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到了1913年，我的身体状况略有好转，我便立即回到华沙参加该实验室成立的揭幕典礼。在那里，我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种民族情感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同时，我也深切地体会到波兰人民在如此艰难的政治环境下，克服种种困难成功创立了有益于祖国的事业，真是太了不起了！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也深深地感染着我。
虽然我的病只是部分好转并没有痊愈，可我已经按捺不住开始四方奔走，努力要在巴黎建立一个更合适一点儿的实验室。连续数日的奔波，我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我理想中的实验室于1912年开始动工兴建。巴斯德研究院表示出希望与新创办的实验室合作的意愿，后经巴黎大学的同意成立一个镭研究所。包括两个实验室：一个是物理实验室，专门研究镭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另一个是生物实验室，专门研究放射性元素在生物学和医学上的应用。但是，由于资金短缺，施工进展缓慢，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实验室还没有完全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