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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凯蒂：
从上星期天到今天，好像一下子过了好多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子都翻转了。但我还活着，凯蒂，这是最要紧的。爸爸这么说：“无论活在哪里或怎么活，只要生命还在，就有希望。”我现在开始给你说说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吧。
上星期天下午三点，哈里刚离开我家不久，我听见有人按前门门铃。当时我正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的走廊里读书，所以没去开门。突然，玛格特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小声对我说：“安妮，不好了，德国党卫队给爸爸送来了召集令，妈妈已经去找爸爸的同事凡·达恩先生帮忙了。她要我们在家等着，哪儿也别去。”我惊呆了，召集令？犹太人谁都晓得那是什么意思。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集中营和阴森森的牢房的画面——想到这儿，我抓住姐姐的胳膊，快要哭出来了。玛格特拍拍我的手：“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
妈妈去找凡·达恩家商量我们要不要明天就躲起来，凡·达恩一家会和我们一起走，所以总共会有七个人。沉默！我们都说不出什么话了，心里惦记爸爸，也不知道究竟怎么样了，他当时正在犹太养老院探望老人。炎热加上心情紧张，一切使我们充满了畏惧而又沉默不语。
突然门铃响了。“是哈里。”我说。“别开门。”玛格特拦住我，我们继续等着，直到妈妈带着凡·达恩先生回来。这时哈里还没走，听到妈妈和哈里的对话，我们才放心地把门打开。我和哈里说家里有要紧的事情，等有空时再见面，就匆匆关上了门。我能感觉出妈妈的疲惫，她随口和我们说了两句话，就和凡·达恩先生上楼了，并要我和姐姐回到各自的房间。过了一会儿，玛格特跑来告诉我召集令不是发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这下我就更害怕了，忍不住哭了起来。
玛格特才十六岁，难道他们真要把这个年纪的姑娘单独带走吗？感谢老天爷，她不会去的，妈妈亲口这么讲。爸爸跟我谈到我们要躲起来也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不敢有丝毫迟疑，玛格特和我开始把一些最要紧的东西往一个书包里装。我放进去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本日记，然后是卷发筒、手帕、课本、梳子、过去的信，我收拾着这一件件奇妙的东西，心里想着我们就要躲起来了。但我不难过，对我来说回忆比漂亮的衣服更重要。
五点钟，爸爸终于回来了，他一听说有召集令，就赶紧打电话给库菲尔斯先生，问他晚上是否能过来一趟。凡·达恩先生则出去找梅普，梅普从一九三三年起就一直和爸爸共事，已经是老朋友了，她的新婚丈夫亨克也一样。我们两家平时来往密切，有什么事情大家会聚在一起想办法。梅普很快就来了，她带来一个很大的手包，把我们的衣物和鞋袜都装在里面，并且答应晚上再来。她一走，整个房子都静下来，大家坐在沙发上，相对无言。谁也没胃口吃东西。
这时，住在我们楼上大房间的房客古德施密特先生回来了，他是个三十几岁离了婚的人。可偏偏在这个特别的晚上他好像特别闲，要是不动粗，我们简直就赶不走他（他一直赖到十点钟）。十一点，梅普和她的丈夫亨克到了。同样，又一批鞋子、袜子、书和里面的衣服被塞进了梅普和亨克的深口袋里。十一点半，他们再次消失。
我已经困死了，尽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夜睡在自己的床上，但我还是倒头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妈妈叫醒我。幸亏那天没有星期天那么热，下了一整天雨。我们穿得里三层外三层好像马上要去北极似的，因为我们想尽可能随身多带走一些衣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拎着满满一箱子衣服出门等于是在告诉德国警察，我们准备逃跑。
你千万不要惊讶，我来告诉你我穿了些什么：两件背心、三条短裤、一件上衣、一条裙子、一件夹克、一件夏季风衣，还有两双袜子和一双系带的鞋子。此外，我还带着毛线帽围着围巾，姐姐的装备和我差不多。我们因为穿了太多衣服而显得臃肿，但谁都不在乎，我们只想早点脱离危险。
玛格特和梅普骑自行车先走一步，我和爸爸妈妈断后。当我最后一次看我的家时，有种说不出的伤感。桌上七零八落地摆着我们早饭后的餐具，会给人留下我们狼狈逃离的印象，但已经无所谓了。唯一让我难以割舍的是小猫莫蒂，我给古德施密特先生留了个便条，拜托他帮忙照顾莫蒂，如果他不喜欢它，可以把它送给邻居。
我和爸妈每人背着一个装满零碎物件的大袋子冲进雨中，我们艰难地在街上行走。我们的样子肯定特别惨，因为我感觉得到周围行人向我们投来同情的目光。我紧跟着爸妈，穿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街巷，来到了一栋古老的四层楼房前。
爸爸带着我们走上三楼，在一扇灰色小门前停下来。这是什么地方？我心里暗暗打鼓，只见爸爸拿出钥匙，推门而进。哇！里面居然有几间宽敞的房间！真是让我难以置信！妈妈把我拉进屋里，告诉我这个密室就是我们的藏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