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求真学社同学的临别赠言

今天承求真学社诸同学的盛意欢送，我非常地感谢。但是谈到我个人以往的努力情况，我却觉得非常惭愧。我从前留学美国，当时忽想学农业，忽想学文学，终于转到哲学的路上去。可见得当时我对于自家所学的志愿，已经是很漂浮无定的。到了回国以后，以少年气盛，对于国家的衰沉，社会的腐败，很不满意，故竭力想对于这种行将倾颓的社会国家，作一番大改造的功夫。可是在这种积重难返的社会国家里，想把这两千年来所聚累的污浊一扫而空，把这已经麻木不仁了好久的社会打个吗啡针，使它起死回生，真不容易。也许是我个人的学问不够，经验不足，努力了这许多年，转眼去看看社会，还是一无所动。而且看看这两年来的情形，政治愈演愈糊涂，思想愈进愈颓败。此外如人民的生计，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没有一件不是每况愈下，真是有江河日下之势。曾记得有一个故事，这里很可以引来谈谈，就是以前牛津（Oxford）大学里，有一种宗教运动Oxford Movement.Newman、Keble等结合了一班同志，组织了一个类似你们现在所组织的“求真学社”的团体。他们把每回讨论的东西和他们写的宗教诗，都集到一本小册子里去。在这小册子的头一页，Newman引了荷马（Homer）的诗，做他们的格言（Motto），这诗译成英文为：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我现在用白话可以把它直译如下：

现在我们回来了，

你们请看，便不同了！

他们这种运动，据我们看来，虽不大对劲，但是他所引的这句诗，却很可以做我们的一个针砭。我常说牛曼（Newman）所引荷马的这句诗，应该刻在欧美同学会的门匾上，作为一种自警的格言。现在我们都已回来了，然而社会的腐败机轮，依然照旧地轮转着。

然则从这样看来，不是很可悲观的吗？不，决不！丁文江先生常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其实这是有原因的。我自信我个人是有我的宗教信仰的。我所信仰的宗教，既没有上帝，也没有默示（revelation），实在说来，人只要有一种信仰，便即是他的一种宗教。佛教不是没有神没有上帝的一种宗教吗？所以我对于我自家的信仰，也就叫做我的宗教。我相信一切有意识的，本凭良心的努力，都不会白白地费掉的。All conscious and conscientious endeavour will never be wasted!我们如果拿莱勃尼慈（Leibnitz）的话来说，更能够把这句话的真意表现出来。Leibnitz在他的Monadology（《单子论》）第六十一节中说得很好：

这个世界乃是一片大充实（Plenum，为真空vacuum之对），其中一切物质都是接连着的。一个大充实里面有一点变动，全部的物质都要受影响，影响的程度与物体距离的远近成正比例。世界也是如此。每一个人不但直接受他身边亲近的人的影响，并且间接又间接地受距离很远的人的影响。所以世间的交互影响，无论距离远近都受得着的，所以世界上的人，每人受着全世界一切动作的影响。如果他有周知万物的智慧，他可以在每人身上看出世间一切施为，无论过去未来都可看得出，在这一个现在里面便有无穷时间空间的影子。

诸位都是曾经读过哲学史的，在哲学史中这种事例很多。在哲学史中，往往一个哲学家思想的结果，当时或当即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当地看不出什么影响来，但是过了一时，或换了一地，却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变动。在历史上许多的大转机都是这样。我们远看希腊大哲苏格拉底（Socrates）的牺牲，当时的社会，且以他的学说为邪说诱众，毒害青年；然而他们又哪里知道此后希腊的哲学思想都导源于苏哲呢！次如柏拉图（Plato）的共和国（Republic），他的共产制的社会，人家都莫不以之为理想的乌托邦（Utopia），然而到了现在，却成了社会改造运动的目标。我们再近看马克思（Karl Marx）的唯物史观，主张阶级斗争，实行共产主义，人都视彼为洪水猛兽；然而这一世纪以来的政治运动都染着红色的社会主义的色彩。这不但是实行共产主义的苏维埃独立联邦共和国为然也。再看达尔文（Darwin）的物种原始（origin of species）出，而天演竞争优胜劣败之说，轰动一世。于是，向之人为上帝所独造，为万物之灵的宗教信仰，不得不受极大的打击。所以，当时的宗教界也都以“洪水猛兽”视达尔文；然而自然主义的信仰，由此更加巩固。哲学上玄之又玄的东西，更现出“海市蜃楼”的模样。就这样看来，只要你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那么你这一分的努力，就有一分的效果。虽然这一分的效果，就宇宙的大洪流里头看来，也许有“渺沧海之一粟”的感慨；然而这安知这一分的效果，一分加一分，一点复一滴，终于变成滔滔大浪的江河呢！语云：“涓涓之水，可成江河。”而爝火倒可以燎原。固知我们的力量有非我们自己所能预料的。我曾给我的朋友做了一副联，联云：

胆欲大而心欲小，

诚其意在致其知。

这副联的上文，即是说一切都是一点一滴小小心心地做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功夫决不会空费的。这就是我的不朽的宗教，也就是我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原因。

现在我快到欧洲去了。此时我所得的经验，当然要比以前“初出茅庐”时要多，而向之只能景仰不可攀望的大人物，此时也有机会和他们接触。所以我将来到欧洲时，也许我的做学问的欲望勃兴，从事学业的工作也未可知。因为我看西洋人作哲学史太偏于哲学的（philosophical）了，往往是把那些不切紧要的问题谈得太多，而惊天动地改变社会的思想家，在他们的哲学史上反没有位置。例如，一部哲学史翻开一看，康德（Immanuel Kant）和黑格尔（Hegel）的东西，已占了差不多一半，而达尔文、马克思、赫胥黎和托尔斯泰，反没有他们的位置，不是太冤枉了吗？照我的意见，作哲学史当以其人的思想影响于社会的大小为主体，而把那些讨论空洞的判断（Judgment）命题（Proposition）……等不关紧要、引不起人家的兴趣的问题，极力删去。我将来打算用英文作一本西方的思想史（A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就本着这种意思做去。例如述黑格尔的哲学，他自身的重要远不如他的三个弟子。第一，如Strauss耶稣教义的得失，把从前一种迷信的崇拜推翻；第二，如Feuerbach极端提倡唯物质主义（Materialism）；第三，如马克思（Karl Marx）竭力提倡社会主义，用黑格尔的辩证法（Dialectical method）和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构成唯物史观，用此解释人类社会的演进，及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归宿。至于黑格尔本身的哲学，和他的祖若父的哲学，只说个线索就够了。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例罢了。但是我看近来学校方面虽因经济的关系不能发展，而诸位同学求学的热忱，反不致因此而受影响，且有独立研究的兴趣，这是使我即要离别诸同学时一种觉得难过的感想。也许将来一时感情的冲动，从早回来，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