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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家盛行以后，自己又分派别：以《易》而论，王弼主费氏，郑康成也主费氏。各以己意注释，主张大有不同，因为费氏只是文字古体，并无他的学说的。治《毛诗》的，有郑康成、王肃，意见有许多相反。治《左传》的，汉末有服虔（只解传不解经的），晋有杜预，两家虽非大不同，其中却也有抵触之处。原来汉人治《左氏》，多引《公羊》，并由《公羊》以释经，自己违背的地方很多。
杜预《春秋释例》将汉人学说一一驳倒，在立论当中，又有和服虔的主张相反的。《尚书》郑康成有注，郑本称为古文的，但孔安国古本已失，郑本也未必是可靠。我们就和马融、郑康成师生间的立说不同，文字不同，也可明白了。东晋时梅颐的《伪古文尚书》出。托名孔安国，将《汉书·艺文志》所称正十八篇推衍出来，凡今文有的，文字稍有变更，今文所无的，就自己臆造，这书当时很有人信他。
南北朝时南北学者的倾向颇有不同：
《易》，北尊王弼，南尊郑康成。
《毛诗》，南北无十分异同。
《左传》，北尊服虔，南尊杜预。
《尚书》，北尊郑康成，南用《伪古文尚书》。
唐初，孔颖达、贾公彦出而作注疏，产生“五经”、“七经”的名称。五经是孔颖达所主张的，贾公彦益以《周礼》、《仪礼》就称七经，后更附以《公羊》、《毂梁》（《公羊》用何休，《毂梁》用范宁），就是唐人通称的“九经”。孔颖达曲阜人，当时北方人多以为北不如南，所以他作注疏多采用南方，因此《易》不用王而用郑，《左》不用服而用杜了。唐人本有“南学”、“北学”之分，后来北并于南，所有王弼、服虔的学说，因此散失无遗。
唐代轻学校而重科举，取士用“明经”、“进士”二科（明经科讨论经典，进士科策论应试），学者对于孔氏的学说不许违背，因此拘束的弊病，和汉代立十四博士不相上下，并且思想不能自由，成就很少，孔贾而外，竟没有卓异的经学家了。
《仪礼》、《丧服》是当时所实用的，从汉末至唐，研究的人很多并且很精，立说也非贾《疏》所能包。这是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