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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吾关于厚黑的学术观点在成都《公论日报》上披露之后，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被人请去讲《厚黑学》，反响越来越好，听的人也越来越多，后来，居然还有人将他和“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相提并论。
这是为什么呢？李宗吾好生纳闷。
因为百思不得其解，李宗吾于是回过头来认真研究这其中的奥妙。
这一研究可不得了，竟让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的“厚黑学”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有着非同寻常的可比性——
王阳明说：“仁义是天性中固有之物。”
李宗吾说：“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
王阳明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
李宗吾说：“小儿见了母亲口中的糕饼，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在母亲怀中吃东西的时候，见他哥哥来了，自然会用手推他打他。”
……
两下里虽然南辕北辙各执一词，却都是旁征博引、言之凿凿。
想当年，作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二程、朱、陆后的又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先生“弟子盈天下”，是何等盛况！不过，虽则盛极一时，但他的阳明心学终究还是左手思孟、右手朱熹，有传承有弘扬。
李宗吾却是另立一派、自创学说，在孔庙的对门再建一座厚黑庙，将古今中外的厚黑范儿们一庙收尽，又是何等壮阔啊！
这样一比较，李宗吾便很理解自己为什么受欢迎了。
起初，李宗吾在《厚黑经》里说：“不曰厚乎，磨而不薄。不曰黑乎，洗而不白。”后来，他把这话改为：“不曰厚乎，越磨越厚。不曰黑乎，越洗越黑。”
有人便问他：“世间哪有这种东西？”
他回答说：“手足的趼疤，是越磨越厚；沾了泥土尘埃的煤炭，是越洗越黑。”
而关于厚黑的境界，李宗吾则认为“儒家的中庸，要讲到‘无声无臭’才能终止。学佛的人，要到‘菩提无树，明镜非台’，才能证果”。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其境界自然也不会比儒家和佛家差。
厚黑第一境界的表象特征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
人的面皮，最开始都薄得像一张纸。而纸这个东西，即使只有一张，要是翻来覆去地折叠起来，也会越来越厚，到最后，用四川人的话来说，就会比城墙还厚。人的心最开始是乳白色，象征纯天然、无污染，但一暴露在空气里，也就是一泡进世俗的大染缸，就慢慢地从乳白色变成灰色，变成青蓝色，再进一步就变成煤炭一样的黑色了。不过，这个境界，在厚黑学里也只能算是初步，因为再厚的城墙还是能被轰炸破坏掉，而且煤炭太黑，人们一看见着这颜色就讨厌，不敢挨近他——总之这是厚黑的低级阶段，处于这样阶段的同学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
厚黑第二境界的表象特征是“厚而硬，黑而亮”。
研习厚黑到了这个阶段，厚而硬的人，便是“泰山顶上一棵松”了，任你东西南北风，都奈何不了他，比如刘备，就算曹操这样的绝世奸雄，也只能对天长叹“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黑而亮的人，就像退光漆招牌，越是黑，买主越是多，比如曹操，黑得透亮，于是天下豪杰都云集到他门下。这第二境界有形有色，与第一境界相比，自然有天壤之别，但还是一眼就能叫人看出来，还不算最高级的。
厚黑最高境界的表象特征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至厚至黑，厚黑到了极致，谁也看不出他厚黑了，这样的人就只有到古代的大圣大贤中去找了。
李宗吾连日在报上发表文章，推广厚黑学，一时间，闹得“成都纸贵”，人人见了李宗吾都要和他讨论一番。好在李宗吾醉心于自己的发明，非常乐意和大家分享，一点儿都不觉得人家讨嫌。
在外面分享了一天，回到家总能清静了吧？还是不行，有人已经在客厅等着了，而且是个很熟很熟的朋友。朋友一见李宗吾进门，就责备他：“你怎么又在报上讲厚黑学？现在人心险诈，大乱不已，正宜提倡旧道德，以图挽救，你发出这些怪议论，岂不把人心越弄越坏吗？”
李宗吾是不会计较人家这样说的，他像儒、释、道、基督、天主……所有的开山教主一样，已经到了时时处处可以进入状态的境界，包容所有的厚黑弟子，其中包括得了他的真传、拒不承认是他弟子的人，还有实践着他的学说却不自知的人。
“你也太过虑了。”
李宗吾先打消了朋友的顾虑，然后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原原本本地说给朋友听：“……最初民风淳朴，不厚不黑，忽有一人又厚又黑，众人必为所制，而独占优势。众人看了，争相效仿，大家都是又厚又黑，你不能制我，我不能制你。独有一人，不厚不黑，则此人必为街人所敬仰，而独占优势。譬如商场，最初商人尽是货真价实，忽有一家卖假货者，掺杂其间，此人必大赚其钱。大家争相效仿，全市都是假货，独有一家货真价实，则购者如云，始终不衰、不败……”
谈到二更，朋友终于彻底明白了李宗吾发明厚黑学的良苦用心，虔诚地说：“像这样说来，你简直是孔子信徒，厚黑学简直是救济世道人心的妙药，从今以后，我在你这个厚黑教主名下当一个信徒就是了。”
朋友满心欢喜地离开后，李宗吾却还兴奋得睡不着，想到自己的伟大事业，一时间浮想联翩、不能自已，于是奋笔疾书——
梁任公曾说：“假令我不幸而死，是学术界一种损失。”不料他56岁就死了，学术界受的损失，真是不小。古来的学者如程明道、陆象山，是54岁死的。韩昌黎、周濂溪、王阳明，都是57岁死的。鄙人在厚黑界的位置，自信不在梁程陆韩周王之下，讲到年龄，已经有韩周王三人的高寿，要喊梁程陆为老弟，所虑者万一我一命呜呼，则是曹操、刘备诸圣人相传之心法，自我而绝，厚黑界受的损失，还可计算吗？所以我汲汲皇皇地写文字，余岂好厚黑哉？余不得已也。
李宗吾的同学加好朋友雷民心，发明了一种最精粹的学说，内容是：“世间的事，分两种，一种是做得说不得，一种是说得做不得。例如夫妇居室之事，尽管做，如拿在大庭广众中来说，就成为笑话，这是做得说不得。又如两个朋友，以狎亵语相戏谑，抑或骂人的妈和姐妹，闻者不甚以为怪，如果认真实现，就大以为怪了，这是说得做不得。”
“做得说不得”这句话，是《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注脚，说得做不得这句话，是《孟子·井田章》和《周礼》一书的注脚。
根据《民国编年史·立宪篇》记载，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二日，成渝军政府合并，杨莘友（名维）主警政。李宗吾在厚黑学里说，成都兵变，全城秩序非常混乱，杨莘友出来任警总监，捉着扰乱治安的人，就地正法，出的告示，摹仿张献忠七杀碑的笔调，连书斩斩斩，大得一般人的欢迎。全城男女老幼，说起杨总监的名字，莫不歌颂不已。后来秩序微微稳定了一些，杨莘友发表了一篇《杨维之宣言》，说从今以后要实行“开明专制”。一时间议论纷纷，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省议会也弹劾他：“而今是共和时代，岂能再用专制手段！”
杨莘友从前用的手段，纯粹是野蛮专制，后来改行开明专制，已经算是进化了，只不过就因为把专制两个字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所以才招致这么来势汹汹的谩骂。这件事情足以证明雷民心的精粹学说。
李宗吾定有一条公例：“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是极卑劣之行为；用厚黑以图谋众人公利，是至高无上之道德。”杨莘友野蛮专制连书斩斩斩时，他的心不可以说不黑，但时人全都歌颂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图谋的是公利。
按照雷民心的这个分类法，厚黑学也属于“做得说不得”之列，但李宗吾却认为，“厚黑救国”既做得也说得。
在一次宴会席上，某先生请教李宗吾的新著《厚黑丛话》，李宗吾便告诉他：“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我把他发明出来，可谓其功不在禹下。每到一处，就有人请我讲厚黑学，我身抱绝学，不忍自私，只好勤勤恳恳地讲授，随即笔记下来，名之曰《厚黑丛话》。”
某先生于是指着李宗吾，对宴会上的其他人说：“此君姓李名宗吾，是厚黑学的先进。”
李宗吾一听，赶紧严正声明：“你这话错了，我是厚黑学祖师，你们才是厚黑学的先进。我的位置，等于佛教中的释迦牟尼、儒教中的孔子，当然称为祖师。你们亲列门墙，等于释迦门下的十二圆觉，孔子门下的四科十哲，对于其他普通人，当然称为先进。”
此言一出，满座哗然。
有人便反驳他：“面厚心黑的人，从古至今，岂少也哉？这本是极普通的事，你何得妄窃发明家之名？”
看上去人家说得也有道理，厚黑的人古今中外多的是，怎么就说“厚黑学”是你的发明呀？看上去，这真是个悖论：等于是承认了厚黑之说，不过不想承认李宗吾的教主地位而已。
李宗吾是什么人？怎么可能被这样的质问难倒？他想也不想就回敬道：“所谓发明者，等于矿师之寻出煤矿铁矿，并不是矿师拿些煤铁嵌入地中，乃是地中原来有煤有铁，矿师把上面的土石除去，煤铁自然出现，这就谓之发明了。厚黑本是人所固有的，只因被四书五经、宋儒语录和感应篇、阴骘文、觉世真经等等蒙蔽了，我把它扫而空之，使厚与黑赤裸裸地现出来，是之谓发明。况且，牛顿发明万有引力，这种引力，也不是牛顿带来的，自开辟以来，地心就有吸力，经过了百千万亿年，都无人知道，直至牛顿出世，才把它发现出来。厚黑这门学问，从古至今，人人都能够做，无奈行之而不著，习矣而不察，直到李宗吾出世，才把他发现出来。牛顿可称为万有引力发明家，李宗吾当然可称厚黑学发明家。”
这番推论一出，满座鸦雀无声。
有人问李宗吾：“我国连年内乱不止，正由彼此施行厚黑学，才闹得这样糟。现在强邻压迫，亡国在于眉睫，你怎么还在提倡厚黑学？”
李宗吾说：“正因亡国在于眉睫，更该提倡厚黑学，能把这门学问研究好了，国内纷乱的状况才能平息，才能对外。”
基于这个原因，李宗吾又提出一句口号：厚黑救国。
为什么厚黑可以救国呢？厚黑又如何才能救国呢？李宗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厚黑救国，也是出招有序的，先出哪一招，后出哪一招，都有讲究。比如妇孺皆知的越王勾践，他被吴王夫差打败，自己主动给吴王当臣、把妻子送进吴宫当妾，这一招就是“厚”。后来，夫差被他打败，痛哭流涕地也想给他当臣、也想把老婆送给他当妾，可他毫不手软，硬是把夫差杀掉，这一招就是“黑”。所以，厚黑救国的程序是先厚再黑，错不得。
其次，厚黑救国，还得有本事。学术、学术，有学有术，写出来是学，使出来就是术。在李宗吾看来，厚黑这门学说就像武功秘籍一样，究竟是要让人有感觉才见效果，再好的武功秘籍不使出来，都没有用。而且，哪怕天生的功夫奇才，也并不是长着南拳北腿出生的，资质再好，也得依着拳谱、剑谱等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闷头练习，而且还少不了名师指点。闭门练习几年，得了真功夫，那时候才敢出来与人交手。
以当时的国情，这两点都是现成的，只不过之前几十年混战，一直都是关起门来，父子兄弟之间你算计我、我算计你。现在大家只需打开门，用这些平时演练成熟的招数一致对外，哪怕能做到勾践的十分之一，救国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不过，要是只敢关起门来厚黑，那可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了。
关于如何应对在你面前玩厚黑的人，李宗吾有一个妙招，那就是直接戳穿他的西洋镜，告诉他：“你是李宗吾的甲班学生，我与你同班毕业，你那些把戏，少拿出来耍些。”这样一来，大家相互知道对方的底牌，比如同行相遇，没有必要戴着面具拐弯抹角，同学与同学之间坦诚相见，于是立马一团和气、心想事成、天下太平。
抗战爆发后，有人很担心地问李宗吾：“老子云：‘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你把厚黑学公开讲说，万一国中的汉奸把他翻译为英法德俄日等外国文，传播世界，列强得着这种秘诀，用科学方法整理出来，还而施之于我，等于把我国发明的火药加以改良，还而轰我一般，如何得了？”
李宗吾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唯恐他不翻译，越翻译得多越好。
宋朝用司马光为宰相，辽人听说了，赶紧告诫辽国的守边将领：“中国相司马公矣，勿再生事。”同样的道理，外国人听说中国出了厚黑教主，也一样会闻风丧胆。
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可行也。”我国的对外政策，就应该建筑在一个“诚”字上，应该明明白白告诉列强：“我国现遍设厚黑学校，校中供的是‘大成至圣先师越王勾践之神位’。厚黑教主开了一个函授学校，每日在报上发讲稿，定下十年沼吴的计划。这十年中，你要求什么条件，我国就答应什么条件，等到十年后，算账就是了。”
李宗吾认为，中国人不仅口里要这样说，实际上也要这样做，决不能欺哄人家。不过，他还是敬告翻译的汉奸先生，译厚黑学时，一定要附译一段，说：“勾践最初对于吴王，身为臣，妻为妾。后来吴王请照样的身为臣，妻为妾，勾践不允，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加了几倍的利钱。这是我们先师遗传下来的教条，请列强于头钱之外，多预备点利钱就是了。”
为了证明这个法子是有效的，李宗吾还特地举了一个例子。从前王德用守边，契丹派人来侦探，将士们打算逮捕那个探子，王德用说：“不必。”第二天，搞了一次全军大阅兵，明明白白把军中的实情亮出来给探子看。探子看到了，回去报告说王德用兵精马壮、不可小觑，契丹于是派人来议和。由此，李宗吾认为，假如外国人知道我国朝野上下，一致研究厚黑学，自知不是对手，便不得不收敛野心，这样一来，不战而屈人之兵，多好！
最后，李宗吾总结说：“真的这样了，那就是汉奸先生翻译的功劳。”
李宗吾研究了多年世界外交史之后，终于发现列强的对外秘诀主要有两种：一种蛮横无理，依靠武力，像窃贼一样明火执仗地劫抢，可称为劫贼式外交；另一种甜言蜜语，凭借谎言，像娼妓一样虚情假意地结盟，可称为娼妓式外交。
有人问李宗吾：“列强以何者立国？”
李宗吾回答说：“厚黑立国。”
一般来说，军阀的举动是劫贼式，劫贼的心最黑；外交官的言论是娼妓式，娼妓的脸最厚。具体使用起来，用排列组合的方法：先用劫贼式，之后用娼妓式，或者先用娼妓式，之后再用劫贼式，总之，二者循环互用，看准时机，一会儿厚、一会儿黑。娼妓的脸厚，干了毁弃盟誓的勾当，就显得厚中有黑；劫贼的心黑，干了不顾唾骂的勾当，便显得黑中有厚。自南京条约签订，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成为“自由贸易”的通商口岸，列强和我国往来用的就是这两种外交秘诀。
于是，又有人问李宗吾：“我国当以何者救国？”
李宗吾回答说：“厚黑救国。”
他以厚字来，我以黑字对付：列强要是扮成娼妓，装着笑脸、花枝乱颤地来，我们便打开大门接待，任他服侍，但是，不仅一分钱也不能出，还要在他服侍不周时，扒掉他的伪装赶出门去，这便是用黑破他的厚。
他以黑字来，我以厚字对付：列强要是蛮不讲理，拖着枪炮、全副武装地来，我们就用刘邦对付项羽的法子，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便是用厚破他的黑。
有人为难李宗吾，问他：“你主张联合弱小民族，向列强攻打。我请问，一个日本，我国都对付不了，何敢去惹世界列强？日本以武力压迫我国，欧美列强深抱不平，很同情于我国，我们正该联合他们，去攻打日本，你反要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去攻打列强，这种外交，岂非疯子外交吗？你这类话，前几年说可以，再过若干年后来说也可以，现在这样说，真算是疯子。”
李宗吾告诉他，我历来都是这样说，不是今日才说，数年前我写有一篇《世界大战：我国应走的途径》，即是这样说的。四川省立国书馆，存有原印本，可资考证。这个话，前几年该说，现在更该说，再过若干年，也就无须说。你说是疯子外交，这是由于你不懂厚黑学的缘故。我讲厚黑学，不是有锯箭法和补锅法吗？我们把弱小民族联盟组织好了，就应用补锅法中之敲锅法，手执铁锤，向某某诸国说道：“信不信，我这一锤敲下去，叫你这锅立即破裂，再想补也补不起！”口中这样说，而手中之铁锤则欲敲下不敲下，这其间有无限妙用。如列强不睬，就略略敲一下，使锅上裂痕增大一点；再不睬，再敲一下。如果日本和列强，要倒行逆施，宰割弱小民族，供他们的欲壑，我们就一锤下去，把裂痕增至无限长，纠合全世界被压迫人类，一齐暴动起来，十万万四千万被压迫者，对四万六千万压迫者作战，而孙中山先生之主张，于是乎实现。但是我们着手之初，则在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把弱联会组织好，然后铁锤在手，操纵自如，在国际上才能平等自由。
李宗吾还特地补充说，敲锅的艺术在于轻不得、重不得。敲轻了，锅上的裂痕不能增长，是无益的；敲重了，裂痕太长补不起。要想轻重适宜，非精研厚黑学不可。戏剧中有《补缸》一出，一锤下去，把缸子打得粉碎。这种敲法，未免太不高明。我们在国际上，如果这样干，真所谓疯子外交，岂足以言厚黑学！
1927年，李宗吾将之前写的所有文章搞了一个汇编，书名定为《宗吾臆谈》，其中包括《厚黑学》、《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心理与力学》、《考试制之商榷》、《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第二年，他又把《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扩大为单行本《社会问题之商榷》。
后来，有人问李宗吾：“你的厚黑学，怎么我拿去实行，处处失败？”
李宗吾反问他：“我著的《宗吾臆谈》和《社会问题之商榷》二书，你看过莫有？”
那人答：“莫有。”
李宗吾又问：“《厚黑学》单行本，你看过莫有？”
那人还是答：“莫有。我只听见人说，‘做事离不得脸皮厚，心子黑。’我就照这话行去。”
李宗吾听了，心里有数，告诫他：“你的胆子真大，听见厚黑学三字，就拿去实行，仅仅失败，尚能保全生命而还，还算你的造化。我著《厚黑学》，是用厚黑二字，把一部二十四史一以贯之，是为‘厚黑史观’。我著《心理与力学》，定出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是为‘厚黑哲理’。基于厚黑哲理，来改良政治、经济、外交与夫学制等等，是为厚黑哲理之应用。其详俱见《宗吾臆谈》及《社会问题之商榷》二书。你连书边边都未看见，就去实行，真算胆大。”
正所谓“一知半解害死人”，厚黑学是一门学问，用之前一定要用心研究，领悟了才好出去施展。就像是拳术，有手有脚未必就精通拳术，不通拳术就要安分守己，免得挨打。如果只是听人家说起拳术如何地厉害，在旁边比画一番练就了三脚猫的功夫，就自以为是跑出去打人，哪能不被人痛打？
李宗吾说起创立厚黑学的艰难，常念叨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说是人人都晓得饭好吃，却不晓得种田人的艰难；人人都晓得厚黑学适用，却不晓得发明人的艰难。想起自己写《厚黑学》的辛苦，李宗吾认定这门学问将来一定会成为一门专业学科，而其而又可能要专门的大学来研究，于是，他打算把发明的经过和那些与他一同研究的人记录下来，以便后人做厚黑学案时能找到确凿的材料，要是像建孔庙一样建一座厚黑庙，也能找到配享的人。
李宗吾的老友黄敬临听说了这件事情，对李宗吾说：“多年不见了，听说你要建厚黑庙，我是十多年以前就拜了门的，请把我写一段上去，将来也好配享。”
李宗吾说：“不必再写，你看《论语》上的林放，见着孔子，只问了‘礼之本’三个字，直到而今，还高坐孔庙中吃冷猪肉。你既有志斯道，即此一度谈话，已足配享而有余。”
黄敬临又说：“我今年已经62岁了，因为钦佩你的学问，不惜拜在门下。”
李宗吾大笑：“难道我的岁数比你小，就够不上与你当先生吗？我把你收列门墙，就是你莫大之幸，将来在你的自撰年谱上，写一笔‘吾师李宗吾先生’，也就比‘前清诰封某某大夫’光荣多了。”
黄敬临是什么人？这个名字一般人可能陌生，但有段和他相关的趣事却很少有读书人不晓得。清末四川省荥县有一年轻寡妇向县府递上一纸诉状：“夫亡妻少，翁壮叔大，瓜田李下，该嫁不该嫁？”县知事看罢，为之动容，当即挥笔下判：“嫁！”
这位县知事，就是川菜“姑姑筵”开宗立派的大宗师黄敬临：1937年，他把“姑姑宴”开到了重庆；1938年，蒋介石在重庆“姑姑宴”包了4桌，吃后倍加赞赏。
1940年的某一天，李宗吾闲来无事，去黄敬临的公馆喝茶。到了黄府，竟然看到见黄敬临正凝神静气，楷书《资治通鉴》。李宗吾很是诧异，问道：“你怎么干这个事？”
黄敬临说：“我自四十八岁以后，即矢志写书，已手写《十三经》一通，补写《新旧唐书合钞》、《李善注文选》、《相台礼记》、《坡门唱和集》各一通，现打算再写一部《资治通鉴》，以完夙愿而垂示子孙。”
李宗吾听了，摇着头说：“你这种主意就错了。你从前历任射洪、巫溪、荥经等县知事，我游踪所至，询之人民，你政声很好，以为你一定会在官场努力，干一番惊人事业。归而询知，退为庖师，自食其力，不禁大赞曰：‘真吾徒也。’特许入厚黑庙配享，不料你在干这个生活。须知，古今干这一类生活的人，车载斗量，有你插足之地吗？庖师是你特别专长，弃其所长而与人争胜负，何若乃尔！鄙人所长者厚黑学，故专读厚黑学，你所长者庖师，不如把所写十三经与夫《资治通鉴》等等，一火而焚之，撰一部食谱，倒还是不朽的盛业。”
黄敬临的一生很有些传奇色彩，不仅出身名门，还考取过清末秀才，曾在光禄寺供职，得四品顶戴，受到慈禧太后赏识，当了三年宫廷御厨后又到地方任县长。民国早期，他担任过射洪和巫山县长，但因生性洒脱，美食家声名在外，辞职回到成都之后，被聘为省立成都女子师范的烹饪课教师。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黄敬临听了李宗吾的这番话，茅塞顿开，放下笔说：“往所在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充烹饪教师，曾分‘薰、蒸、烘、爆、烤、酱、酢、卤、糟’十门教授学生，今打算就此十门条分缕析，作为一种教科书。但滋事体大，苦无暇晷，奈何！”
李宗吾又提醒他说：“你又太拘了，何必一做就想做完善。我为你计，每日高兴时，任写一二段，以随笔体裁出之，积久成帙，有暇再把他分出门类，如不暇，既有底本，他日也有人替你整理。倘不及早写出，将来老病侵寻，虽欲写而力有不能，悔之何及？”
黄敬临深感李宗吾考虑得周到，于是开始着手写他的《食谱》。
1941年，日机频繁轰炸重庆，黄敬临的姑姑宴被迫停业。1942年，黄敬临病逝，终年68岁，蒋介石送了一副“无冕之王”的挽联——果然应了李宗吾那番话，最终成就他不朽盛业的，还是川菜宗师这个名号。
李宗吾住在重庆的时候，一位姓王的朋友无意间对他说：“你先生谈话很有妙趣，我改天邀几个朋友来谈谈，把你的谈话笔记下来。”
这话把李宗吾吓了一大跳，让他不由得想起一段“天泉证道”的公案。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阳明晚年教人的定本“四句教”，因为对“四句教”的理解不同，王阳明的高足王畿和钱德洪发生了争执，王畿认为“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钱德洪认为“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两人互不相让，便相约去找王阳明，在王府旁边的天泉桥上向老师求教。
还好，当时王阳明还活着，这段公案好歹有个结果。要是像孔子那样，死后才有人通过回忆他的言行写成《论语》，谁又能辨别真假？
想到这些，李宗吾很为他的“厚黑学”担心：王朋友真的邀约几个人来，闲扯几句，回去就搞出一部厚黑教主语录来，成了后人研究李宗吾和厚黑学的依据，那可怎么得了？或者万一自己门下出了一个曾子，摹仿大学那种笔法，简简单单地靠回忆记录一些师生间早年的谈话，必然也会给研究厚黑学的后人平添麻烦，仔细想想，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于是，李宗吾赶紧仿照老子写《道德经》的办法，亲手把自己这些年说的话写下来，而且总是反反复复地解说，宁肯重复，也不肯简略，并取了个书名《厚黑丛话》。
把书写完，他意犹未尽，还警告后人，将来如有人说，“我亲闻厚黑教主如何说”，你们万不可听信。
世界上有那么多学问，为什么李宗吾只专注于厚黑学呢？很多人都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李宗吾便告诉他们：他本来是孔子的信徒，见《礼记》上孔子说“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就嫌父亲取的名字不好，给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以表达自己跟随孔子的决心。光绪癸卯年冬，四川高等学堂开学，他从自流井老家赶赴成都，和好友雷詟皆同路，每天步行百里。途中，两腿忙着，嘴里闲着，就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闲扯，少年心思，豪情万丈。雷詟皆有他的感想，就改字铁崖。李宗吾反思读过的经史，觉得破绽百出，思想也已经跳出了儒家的框框，便决定与其宗孔子，不如宗我自己。于是，改字宗吾，迈出了走向研究厚黑学的第一步。
李宗吾发表《厚黑学》的时候，想到王简恒对他的忠告：“这些话千万不要拿在口头说，更不要见诸文字。你尽管埋头照你发明的道理去做，包你能干出许多大事，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你说出去或者发表了，不但终身一事无成，还会有种种不利。”迟疑了许久，后来想到“学问淹贯经史，出入百家”的朱彝尊，一股豪气油然而生，断然决定：“英雄豪杰可以不当，这篇文字不能不发表。”
相传康熙微服私访，在梅会里，也就是现在的嘉兴王店，见着一位雅士袒胸躺在石头上，便走上前去问他在做什么，这位雅士回答说：“肚子里的书太多，而且闷得太久，害怕发霉，所以专门在这里晒晒。”这人就是清初大学问家朱彝尊。正是那一年，他入选博学鸿词科，授翰林检讨，编修《明史》。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金风亭长，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朱彝尊因家贫入赘冯家时，姨妹才五岁。后来，在教小姨妹读书的过程中，两人情投意合，朱彝尊做四百句长诗《风怀诗》以记此情，打算收进他二十本共八十卷的《曝书亭集》。他的道学朋友劝他注重清仪，不要把这不三不四的长短句放到集子里去。可是朱彝尊不肯，他说：“吾宁不食两庑豚，不删风怀二百韵！”意思是我老人家宁愿放着大好的猪肉不吃，也不删掉这些诗。
朱彝尊因为一定要收录《风怀诗》而留下了真性情的美名，而李宗吾却从此断送了当英雄豪杰的大好前程。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自从发明了厚黑学，便着魔一般埋头其间，又相继发明了“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及“办事二妙法”，一层一层地揭掉了大人老爷们几千年来用以糊弄百姓的“鬼脸壳”，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对官场潜规则的“深度爆料”。
朋友们眼见着他像是变了一个人，诧异得很。他自己也深感莫名其妙，暗想：假使我不讲厚黑学，我的世界或许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不知是厚黑学误我，还是我误厚黑学？
若干年后，有一个名为吴冠中的大画家也在自己功成名就时叹息：不知是丹青负我，还是我负丹青。
看来，没有对某个领域的痴迷，就不会在这个领域有建树；而一旦在某个领域有建树了，又难免会回头审视自己走过的路——人生原本有千万种可能，但最终属于自己的却只有一个结果。
四川民间有一个传说，人的脖子上都有一条刀路，这条刀路一般人是看不见的，只有极少数人会看，那就是专事砍头的刽子手。刽子手有职业病，闲来无事，和人坐着聊天就会留心看人家脖子上的刀路；不闲了开始工作，也就是要杀人了，只需要看准刀路砍过去，一刀就能把人犯的脑壳削下来。
李宗吾最初研究厚黑学的时候，也常常用刽子手看刀路的方法，把往来的朋友作为实验品，分析来分析去，既有发现，也有验证。在他的眼里，熙熙攘攘的往来人，没有谁跳得出厚黑的框框，他还鼓励大家都像他一样，学会享受这个乐趣，而且坚信，这样做的收获绝不亚于读四书五经、二十五史。
有时候，遇到对方班门弄斧，在他面前大谈厚黑，他便睁大眼睛看着对方，一言不发地听着，任对方讲个尽兴。对方讲到最后，自己不好意思起来，红着脸对李宗吾说：“不瞒你先生，当学生的实在没法了，只有在老师名下行使点厚黑学。”
李宗吾反而安慰他：“可以！可以！我成全你就是了！”
老话说“对行不对货”，奸商最会欺骗人，但在同行面前却绝对不会卖假货。李宗吾之所以苦口婆心地劝人研究厚黑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都变成内行。这样一来，就算是有人在你面前耍点厚黑的把戏，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就像两个武林高手，彼此深谙对方的套路，你来我往，高手过招，不但伤不着对方，还有可能不打不相识，最后成为至交好友。
与和尚成佛、道士成仙相似，自从发明了厚黑学之后，李宗吾的修行也功德圆满了，对世间的人情冷暖、爱恨恩怨都处之泰然。要是有人跑来对他说：“某人对你不起，他如何如何。”李宗吾就会很淡定地告诉他：“我这个朋友，他当然这样做。如果他不这样做，我的厚黑学还讲得通吗？我所发明的是人类大原则，我这个朋友，当然不能逃出这个原则。”
可见，研习厚黑学的最大好处，就是让人变得豁达宽厚。
民国初期，李宗吾还是个愤青，自认为事事革新，应该有一种新学说出现，于是就忍不住把自己窖藏多年的厚黑学拿出来发表。
恰好这之后不久，他的同学张列五当上四川民政长，设立了一个审计院，任命廖绪初为次长，李宗吾为第三科科长。见李宗吾当了科长，人们就说：“厚黑学果然适用，你看李宗吾公然做起科长来了。”好朋友们于是劝李宗吾不要继续在报上登关于厚黑学的文章。
李宗吾很在乎朋友的看法，于是就真的不登了。谁知道这样一来，人们又说：“你看李宗吾，做了科长，厚黑学就不登了。”
这样的结果叫李宗吾哭笑不得，他于是又犯了愤青的通病，不仅要继续发表厚黑学，还要将厚黑学进行到底、发扬光大，干脆告诉那些说长道短的人：“你们只羡我做官，须知奔走宦场，是有秘诀的。”
就这样，李宗吾又发明了“求官六字真言”和“做官六字真言”。
求官六字真言“空、贡、冲、捧、恐、送”。空，空闲，求官是需要时间的，有时间要去求，没有时间挤时间也要去求，最好做到把一切事情放下，专心求官；贡，相当于钻营的钻字，不仅有孔必钻，无孔也要想办法找到孔钻进去；冲，相当于“吹牛”，比如四川话里的“冲壳子”，有嘴上功夫与手上功夫的区别，四处演讲、开会作报告等，为嘴上功夫，写报告、总结、通讯、软广告、端茶送水、按摩拿捏等，为手上功夫；捧，捧场，台上话音未落，台下掌声一片，就是对“捧”字最好的诠释；恐，恐吓，要是极尽全力去捧还达不到目的，怎么办？只能走一步险招，找到软处，看准时机轻轻一点，让对方知道你手里抓着他的小辫子，顿时击中要害，受制于你；送，俗称行贿，大家都懂的。
做官六字真言“空、恭、绷、凶、聋、弄”。空，空洞，长篇大论，没一句有用的话，列位看官只要读读贵部门贵单位的年终总结就立马明白其中的奥妙了；恭，屈膝哈腰，眼睛朝下看，专门对上；绷，昂首挺胸，眼睛朝上看，专门对下；凶，不管是已有的道德仁义还是新定的规章制度，拿着鸡毛当令箭，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哪管他家破人亡；聋，用一句流行语来解释，“走我的路让你无路可走”，至于别人在走投无路时的哀号和谩骂，他是一概听不见的；弄，弄钱的弄、弄官的弄、弄到手的弄，有句歌词说得好，“千万里，我追寻着你”，求官也罢、做官也罢，前面的十一个字，全都是为了这一个字。
有人问李宗吾：“你既自称厚黑教主，当然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据你说，你不懂外国文，有人劝你看西洋心理学译本，你也不看，像你这样孤陋寡闻，怎么够得上称教主？”
李宗吾回答道：“我试问，你们的孔夫子，不仅西洋译本未读过，连西洋这个名词都未听过，怎样会称至圣先师？你进文庙去把他的牌位打来烧了，我这厚黑教主的名称，立即登报取消。我再问，西洋希腊三哲，不仅连他们西洋大哲学家康德诸人的书一本未读过，并且恐怕现在英法德美诸国的字，一个也认不得，怎么会称西洋圣人？更奇者，释迦佛，中国字、西洋字一个都认不得，中国人的姓名、西洋人的姓名，一个都不知道，他之孤陋寡闻，万倍于我这个厚黑教主，居然在为五洲万国第一个大圣人，这又是甚么道理？吁，诸君休矣！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正在划出厚黑区域，建立厚黑哲学，我行我是，固不暇同诸君哓哓置辩也。”
有人问李宗吾：“你既自称厚黑教主，何以你做事每每失败？何以你的学生本事比你大，你每每吃他的亏？”
李宗吾回答说：“你这话差了。凡是发明家，都不可登峰造极。儒教是孔子发明的，孔子登峰造极了，颜、曾、思、孟去学孔子，他们的学问，就比孔子低一层；周、程、朱、张去学颜、曾、思、孟，学问又低一层；后来学周、程、朱、张的又低一层，一辈不如一辈。老子发明道教，释迦发明佛教，其现象也是这样，这是由于发明家本事太大了的缘故。唯西洋科学则不然，发明的时候很粗浅，越研究越精深。发明蒸汽的人，只悟得汽冲壶盖之理，发明电气的人，只悟得死蛙运动之理。后人继续研究下去，造出种种机械，有种种用途，为发明蒸汽电气的人所万不及料。可见西洋科学，是后人胜过前人，学生胜过先生。我的厚黑学，与西洋科学相类，只能讲点汽冲壶盖、死蛙运动，中间许多道理，还望后人研究。我的本事，当然比学生小，遇着他们，当然失败。将来他们传授些学生出来，他们自己又被学生打败，一辈胜过一辈，厚黑学自然就昌明了。”
李宗吾同朋友谈及达尔文，朋友劝他说，达尔文是生物学专家，搞了几十年科学研究，把昆虫草木、飞禽走兽一一考察遍了，证明不错了，才发表了种源论，人家是有科学根据的。你李宗吾不是科学家，讲好你的厚黑学就可以了，免得闹笑话。
李宗吾听了，大不以为然，回敬说，达尔文要是能被称为科学家，李宗吾也完全可以被称为科学家。原因有四：
第一，达尔文的种源论，说的是禽兽社会那点事儿；李宗吾的厚黑学，说的是人类社会这点事儿。人类社会比禽兽社会要高级得多，如果研究禽兽社会的达尔文都可以被称为科学家，研究更高级的人类社会的李宗吾难道就不能被称为科学家吗？
第二，达尔文研究禽兽，只是从旁视察，自己并没有变成禽兽、和禽兽一起生活，对禽兽的了解当然就不可能透彻；而李宗吾自己是人，研究对象也是人，和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对人的了解那是相当地透彻。可见，李宗吾作为人，在研究人方面的功力，远远高过不是禽兽而研究禽兽的达尔文。
第三，达尔文那个在禽兽社会中找出来的原则，如果还是用在禽兽社会里，人完全可以不闻不问，但现在居然用到人类社会来了，人当然可以批驳他。李宗吾从人类社会中找出来的原则，继续用在人类社会里，自然是更值得人信服的。
第四，达尔文讲竞争，一开口，就是豺狼虎豹；李宗吾讲厚黑，一开口，就是曹操、刘备、孙权，两类标本的文明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基于达尔文的学说造出的世界，是虎狼世界；基于李宗吾的学说造出的世界，是文明世界。
由此可见，达尔文是科学家，李宗吾当然更应该是科学家——只不过，达尔文是生物学的科学家，李宗吾是厚黑学的科学家。
一席话，听得在场的人瞠目结舌，不知道如何应对。
李宗吾很反感时人动不动就拿科学家来吓唬像他那样的普通人，他认为，科学家聪明起来，比普通人聪明百倍；科学家糊涂起来，也比普通人糊涂百倍。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举了一个大科学家的例子。
这个科学家是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神学、自然哲学和炼金术，他还发明了微积分，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经典力学，设计并且亲手制造了第一架反射式望远镜……他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
看到这里，人人都知道，被李宗吾拿来开刀的，是大科学家牛顿。
“思索，继续不断地思索以待天明。如果说我对世界有些微小贡献的话，那不是由于别的，都只是由于我辛勤、恒久的思索所致。”牛顿在总结他成功的秘诀时说，“没有大胆地推测，就作不出伟大的发现，我一直在思考、思考、再思考。”
毫无疑问，这位大科学家是善于思考的，这一点从他如何养猫上也能看出来——牛顿除了读书、做试验，还有一个嗜好，就是养猫。牛顿曾同时养过一只大猫和一只小猫，对猫的溺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猫要出门，他便停止工作，亲自去开门让猫出去；猫要进来，他又停止工作，去打开房门，让猫进来。结果，那两只猫弄得牛顿整天忙于开门关门。所以，有一天，牛顿便想出一个方法，让那两只猫自己出入自由，不致扰乱他的工作。他想出来的是什么方法呢？就是叫人在门上开了一大一小两个洞，理由是：这样一来，大猫进出可以走大洞，小猫进出可以走小洞——哪怕是一个没有读过一天书的人也知道，他只需要开一个大洞，大小两只猫就都可以进出了。
于是，李宗吾告诫世人，牛顿说地心有吸力，我们应该信；他说“大猫出入大洞，小猫出入小洞”，我们就不能信了，无论在什么时代，对于那些专家，人们都一定要谨慎，防着他的学说里面藏了牛顿的猫洞。
牛顿是不是真的爱猫，是不是真的为方便大猫小猫进出在门上挖了一大一小两个门洞，读者诸君千万不要较真，跑去《牛顿传》里寻找。如果真的去找，找到了，千万不要夸厚黑教主博学；找不到，也千万不要怪他老人家胡说八道。思想家和考据家不同，思想家有权利为了他的见解顺手牵羊，比如孔子最伟大的成就便是托古求制，所以，李宗吾也坦言，下笔的时候，如引用某件事情或某典故，偏偏历史上从没有这件事情，或从没有这个典故，怎么办？“我就自己捏造一个！”
不过，这样的捏造也绝对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合理推断。猫门之说，李宗吾为什么不提其他科学家的，而单单点名道姓安到牛顿头上？是因为牛顿先生有因为思考陷入歧途的前科。
在牛顿23岁时那年，他发现了光通过三棱镜时会变成五颜六色的光带，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望远镜的四周经常有光怪陆离的颜色，造成观察模糊，这是由光的色散造成的，如果用几种不同折射率的介质组成一块复合的透镜，就能消除望远镜的色散，清晰地观察遥远的天体。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否合理，牛顿让光通过一块装水的三棱镜，观察单色光通过折射是否会发生变化。结果却发现水的折射和玻璃的折射是一样的，并不能减弱或消除色散，这个试验他反复做了多次，结果都是如此，牛顿于是得出结论：望远镜的色散现象是无法用不同折射率的透镜的组合来消除的。有个叫罗斯卡的科学家做了类似的实验，发现复合的玻璃棱镜能使单色光的折射角发生变化。他写信告诉牛顿，可牛顿不相信自己会错，因为他做过实验。但是，我们今天都知道，牛顿错了，因为他在实验中使用的玻璃的折射率正好与水的折射率相同，本来，这只能说明那种玻璃是不适用的，但是，他却认为所有的玻璃都是不适用的。
可见，牛顿能做的事情，平常人未必能做。就像思想家能做的事情，平常人也未必能做一样。
有一天，李宗吾在和某人谈话的时候，引用了几句孔子的话。那人便问他：“你是讲厚黑学的，怎么讲起孔子的学说来了？”
李宗吾于是给这人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子贡。
田常听说孔子离开了鲁国，便向齐景公奏请伐鲁。因为他认为兵权在手，将来容易夺取君位。景公准奏，命他训练三军，以备伐鲁。孔子闻讯大惊，派子贡出使齐国。
子贡拜见齐相，说：“我随孔子已经离开鲁国多年，鲁国的事与我无关，我是专为将军筹划此事而来。据我愚见，你率军攻打鲁国，想取得成功实在太难，但征讨吴国而建功立业却比较容易。”齐相闻言点头：“你说得不错，不过我先派去的兵车已经快到鲁境了，不能改道，这该怎么办？”
子贡于是去见吴王夫差，说：“王者不灭国，霸者无强敌。现在齐国打算攻打鲁国，战胜后便可与吴国争霸，臣私下为大王担忧啊！大王应赶快主持正义，援救鲁国，以安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晋，此为大王称雄天下的功业，岂容错过！”夫差原有称霸野心，闻之心动，可还是有些顾虑：“你说的虽然符合当前形势，不过现在越王养士教民，久有报复吴国的决心。须待我先消灭越国，再移兵伐齐以救鲁。”子贡忙说：“如果这样，那时齐兵早已伐鲁成功。大王应以救弱存亡的仁义，号召诸侯。若弃强齐而伐弱越，不义不勇，何以显名当世？臣听说勇者不畏难，仁者不欺弱，智者不失时，义者不绝世。如今大王应该留着越国示天下以仁，伐齐救鲁示天下以义，威震晋国。天下诸侯正愁无盟主作保障，若得知大王锄强救弱的威名，必然相继前来朝见。那时，完成霸业，易如反掌。如果大王担心越国会乘虚复仇，臣请求前去拜访越君，令他出兵随大王伐齐。”
吴王同意后，子贡又参见勾践，把夫差先灭越后救鲁伐齐的打算详细告诉他，然后说：“吴王为人凶残暴戾，无仁厚之德，使臣下难以忍受，国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内变。这是上天借给越国报复吴国的机会。大王若能发兵激起吴王的伐齐之志，进献重宝取悦他的心，对他言辞谦恭并听命于他，尊敬地侍奉他促使他出兵伐齐，这是圣人所说的屈节以求达的良策。如果伐齐不胜，是越之福，若伐齐获胜，那他就会骄傲起来，必然移兵攻晋。我会北行，请见晋君，让他出全国精兵迎敌。吴军此前已与齐师交战，一定损伤了很多精兵，又被晋国用重兵抵御，一定势弱。大王可趁此机会攻打他们以复仇。”勾践果然按子贡所说进献给夫差大量的珍宝重器，并请示发兵日期以示忠心。
若吴国胜会对鲁有所要挟，鲁之险仍未解，子贡想到这一点，又匆匆来晋，请晋抗吴，对晋定公说：“今吴将与齐战，若胜，必移兵攻晋，争霸中原，晋宜早作准备，陈兵以待。”晋王感谢子贡的消息，加紧练兵积蓄粮饷。
子贡游说齐吴越晋四国后，回到鲁国。不久，吴王夫差亲率十万吴兵和三千越兵攻齐，鲁国也派军助战。吴军首战失利，后用诱兵之计大败齐师。齐无奈向吴求和，夫差命齐鲁两国歃盟，重修兄弟之好。得胜骄傲的吴军又移师攻晋，晋国早有准备，吴军败退，无功而回。
这个故事涉及到多个国家，比较复杂，但最终结果只有一个：子贡兜了一个大圈子，使鲁国得以保存。
第二个故事主人公还是子贡。
一天，孔子领着学生们去边境考察，经过一片田地时，马跑到田里去吃庄稼，被农夫扣下。孔子先叫子贡去解决这件事情。子贡追上农夫，好话说尽，农夫还是死活不肯把马交还给他。孔子于是又让马夫去解决这件事儿。马夫见了农夫，对他说：“老哥啊，你不在东海耕种，我不在西海牧马。但两地的庄稼却长得一个模样，牲畜又不懂得人事，怎知那是你的庄稼不该偷吃呢？吃了你的庄稼，是我们的不对，可是，你也得理解这一点啊。”农夫听了，没有犹豫就把马还给了马夫。
这个故事很简单，子贡同学没办到的事儿，马夫办到了。
讲完这两个故事，李宗吾说，子贡全鲁，多么有名，为什么偏偏不能说动一个农夫？原因在于，子贡没有搞明白，他那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农夫。农夫能听进马夫的话，却听不进子贡的话，原因在于马夫说的是农夫能明白的道理。
最后，李宗吾告诉那个人：“这就是我和你说起话来必须‘子曰’、‘诗云’的原因。”
李宗吾发表《厚黑学》时，用的笔名是“独尊”，朋友间有书信往来用的也是这个名字。但后来发生的事儿，却让他有了改名的打算。
先是有人说他写出厚黑学这样离经叛道的东西教坏了许多人，把四川搞成了一个厚黑国，应该被关进疯人院。李宗吾听了，想：这样说来，自己真是罪大恶极，成了蜀中之罪酋。
不过，也有人对李宗吾说，四川建成厚黑国，他是当之无愧的首领。李宗吾听了，又想：这样说来，自己真是洪福齐天，成了蜀中之酋长。
于是，李宗吾意识到，“独尊”两个字有必要改一改。
先说“独”字。李宗吾想，自己是讲授厚黑学的，门人弟子无数，原本是应该把衣钵传给他们，但自己还好好地活着要吃饭，钵是传不了的，眼见着天气热了，身上的狗皮袍子倒是可以脱给他们——独字去了犬旁，那不就是蜀字了吗？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们今天用的是简体字，李宗吾那时候用的是繁体字，独的繁体为“獨”。
然后再说“尊”字。李宗吾自认为门下高足弟子很多，用“物质不灭论”的观点来看，弟子的足高了，先生的足自然就短了，弟子的足高了一寸，先生的足就会短一寸——尊字少了寸字，那不就是酋吗？这里也补充一句，尊字的繁体和简体是一样的。
“蜀中之罪酋”可以说成是“蜀酋”；“蜀中之酋长”可以说成是“蜀酋”；“独尊”脱了狗皮袍子、短了一寸，也可以说成是“蜀酋”……思来想去，李宗吾干脆将自己笔名由“独尊”改成了“蜀酋”。
李宗吾有一个讲宋学的朋友，某天一看见李宗吾，就数落他不该讲厚黑学。李宗吾一向不和迂儒纠缠，听对方这样说，便打算告辞回家。却不想那位讲宋学的朋友越说越起劲儿，后来竟然带出训饬的口吻来了。
训饬是什么意思？训是居高临下地教导、教诲，饬，是强制整顿、告诫。但凡认得几个字的人，一提起这个词就会想起刻有《钦定训饬州县规条》、《康熙御制训饬士子文》的石碑。
大家彼此都是朋友，虽然持不同政见，但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何必要用这样的口吻说话？李宗吾气不过，有心想逗他玩儿，就说：“你自称孔子之徒，据我看来，只算是孔子之奴，够不上称孔子之徒。何以言之呢？你们讲宋学的人，神龛上供的是‘天地君亲师之位’。你既尊孔子为师，则师徒犹父子，也可说等于君臣。古云：‘事父母几谏。’又云：‘事君有犯而无隐。’你为什么不以事君父之礼事孔子？明知孔子的学说有许多地方对于现在不适用，不敢有所修正，直是谐臣媚子之所为，非孔子家奴而何？古今够得上称孔子之徒者，孟子一人而已，孔子曰：‘我战则克。’孟子则曰：‘善战者服上刑。’依孟子的说法，孔子是该处以枪毙的。孟子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又把管仲说得极不堪，曰：‘功烈如彼其卑也。’而《论语》上明明载，孔子曰：‘齐桓公正而不谲。’又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孟子的话，岂不显与孔子冲突吗？孔子修《春秋》，以尊周为主，称周王曰‘天王’。孟子游说诸侯，一则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再则曰：‘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未知置周王于何地，岂非孔教叛徒？而其自称，则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对于孔子，是脱了奴性的，故可称之曰孔子之徒，汉宋诸儒，皆孔子之奴也。至于你嘛，满口程朱，对于宋儒，明知其有错误，不敢有所纠正，反曲为之庇，直是家奴之奴，称曰：‘孔子之奴’，犹未免过誉。”
这一番高谈阔论，自然把对方搞得面红耳赤、头大如斗，愤愤然拂袖而去。
就算这样，李宗吾还没玩儿够，自言自语、自得其乐地说：“阅者须知，世间主人的话好说，家奴的话不好说，家奴之奴，更难得说。中国纷纷不已者，孔子家奴为之也……达尔文家奴为之也，于主人何尤！”
关于人的本性，儒家自己也是有分歧的，或者说，也是在不断修正他们的观点的，比如，孔子拒绝谈这个问题，孟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性善论”，荀子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不过因为荀子有韩非、李斯这样的弟子，偏离了“孔孟之道”，后世道学家们曾一再开除他的“儒籍”。
李宗吾在他的《厚黑经》里说：“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仁义，而充其本然之厚黑。”有一位读圣贤书的朋友看见了，以为他搞错了，便前来问他，孟子认为只要不断扩充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就能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可见仁义才是人的本性，你怎么能把厚黑说成是人的本性？
李宗吾给他解释说，厚黑的说法没有错，反倒是你们的老先生孟子错了。孟子曾经说过，“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这句话究竟对不对？李宗吾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四幕情景剧——
场地：孟子家。
人物：李宗吾、孟子、孟子的夫人、孟子的孩子。
第一幕，李宗吾和孟子在院子里喝茶乘凉。孟子的夫人抱着小孩子喂饭，孩子的两只小手会做什么呢？抚慰母亲，表示自己很感激吗？肯定是没有的。这个时候，孟子夫人和任何一个能正常思维的母亲一样，都是在给孩子喂饭的同时，保证孩子的手不会抓到碗，以防他把碗扒拉到地上去，饭被倒掉不说，还有可能把碗打破。
第二幕，李宗吾和孟子继续在院子里喝茶乘凉。孟子的夫人手里拿了一块饼，怀里的小孩子看见了，伸手去抓。夫人不给他，衔在自己嘴里，小孩子看见了会做什么动作？把小手伸到母亲嘴边，抓过饼来往自己小嘴里塞。
第三幕，李宗吾和孟子还在院子里喝茶乘凉。小孩子在孟子的夫人怀里吃饼，看见一个大一些的男孩走过来，他又会做什么？主动叫哥哥，把手里的饼分给哥哥吃吗？当然没有，不仅不会，还伸出没有拿饼的手去打哥哥。
第四幕，镜头里只有在院子里喝茶乘凉的李宗吾和孟子。
李宗吾问孟子：“刚才的事情你看明白了没有？在这世界上任意找一个小孩，他们的举动都会是这样。”
孟子说：“然也。人之所不学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李宗吾笑道：“小孩伸手去夺母亲口里的饼、吃饼的时候打哥哥，都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依你老先生的说法，都是良知良能。你老先生一向教人要把良知良能发扬光大，以此类推，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就是把他们小时候从母亲嘴里夺饼那种良知良能发扬光大；同事间尔虞我诈就是把小时候吃饼时打哥哥那种良知良能发扬光大。”
孟子又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李宗吾站起来就走，边走边说：“正是这样！正是这样！现在的伟人，小孩时的那种心理，丝毫没有失掉，可见中国闹到这么糟，完全是你老先生的信徒干的，不是我的信徒干的。”
从战国到西汉，荀子的影响力一直很大，东汉时候还被称为“亚圣”。唐代以后，荀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不仅比不上孟子，甚至连杨雄都不如。到了宋代，新生代大儒们开口仁义礼智信、闭口三纲五常，更不能容忍性恶论。就算是苏东坡，在其他方面与四川盆地之外的理学家不相为谋，但在对待荀子这个问题上，却还是难得地步调一致，把李斯的“功劳”全算到荀子头上，为荀子被归入“异端”敲下了最后一颗盖棺定论的大铁钉。
李宗吾是学四书五经长大的，对那些《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了若指掌，很是为荀子鸣不平：就如同所有的大夫都是为了给人治病，提出性恶论原本也是为了改良人性，偏偏这世上的人讳疾忌医，荀子不过是指出了病人的顽疾所在，带了几个徒弟给病人针灸了一下，就有人跳出来说他破坏了行规。
李宗吾这样想，很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因为他和荀子一样，也是叫人把衣服脱了，赤条条地接受针灸。这种两千多年来独有的一针见血的医法，让李宗吾成为了李厚黑，继而又成了李疯子。
朋友见他满桌堆的都是《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一类的书，诧异地问道：“你怎么看这类书？”
李宗吾说：“我怎么不看这类书？相传某国有一井，汲饮者，立发狂。全国人皆饮此井之水，全国人皆狂。独有一人，自凿一井饮之，独不狂。全国人都说他得了狂病，捉他来，针之灸之，施以种种治疗，此人不胜其苦，只得自汲狂泉饮之。于是全国人都欢欣鼓舞，道：‘我们国中，从此无一狂人了。’我怕有人替我医疯疾，针之灸之，只好读宋明诸儒的书，自己治疗。”
讲厚黑的李宗吾打算与讲仁义的孔子和好，想来想去，想出一个折中的好法子，那就是“厚黑为里，仁义为表”。也就是说，枕头上放一部厚黑学，案头上放一部四书五经；心里头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神位，壁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这样一来，李宗吾的信徒就是孔子的信徒，孔子的信徒就是李宗吾的信徒，若干年后，说不定还会有人出来作一篇《仲尼宗吾合传》，里面写道：“仁近于厚，义近于黑，宗吾引绳墨，切事情，仁义之弊，流于麻木不仁，而宗吾深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