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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吾原名李世全、李世铨，后来他读了书，看见《礼记》上说：“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就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这一路走来，又觉得儒教也不能让他满意，心想：与其宗孔子，不如宗自己。于是改名“宗吾”，不知不觉间树立起了一杆特立独行的旗帜，走上了研究厚黑学之路。
李宗吾先生（各位鄙视“厚黑”的“薄白”，大家请不要介意我称李宗吾为“先生”，比起能够看到这本书的任何人，李宗吾都绝对当得起“先生”俩字，因为他老人家出生于光绪五年正月十三日）祖上自清雍正三年由广东迁来四川，落籍富顺的自流井，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八代。
李宗吾的祖父名乐山，在五个兄弟中行二。和李家几位先祖一样，乐山公的本职工作是务农；和李家几位先祖不一样，乐山公还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做些诸如卖自家园子里时令蔬菜的小生意。这样的家境，李家平常是不吃肉的，只有到了寒冬腊月，才割十斤肉回来，腌了过年。买回来的肉拿去腌之前，乐山公总是亲自操刀修整边边角角——这样被削下来的大约半斤肉，可以当即拿来炖了吃。这个季节炖肉是需要萝卜的，乐山看到妻子曾氏要去地里拔萝卜了，总是叮嘱她：“大的留着出售，小的留着长成，须择一窝双生和破裂不能卖的，才拔来。”
有一年，萝卜长势很好，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个个圆润饱满，曾氏满园子也没找到几棵一窝双生或是破裂的，只得空着手回去问丈夫咋办。乐山公万般无奈，只好心疼地发话，允许她拔“好”萝卜。
终于，一大锅只能看见萝卜的肉汤熬好了，乐山公亲自拿着勺子往碗里盛。灶台上摆了一圈儿大海碗，乐山公舀起一勺汤，盛进碗里，又倒进锅里；倒进锅里，又盛到碗里……
曾氏问：“你这是干啥？”
乐山公说：“我想分给家人和工人，苦于不能公平和普遍啊！”
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陈平分肉，以及陈平分肉时说的那句话——“假使我有机会治理天下，也能像分肉一样恰当、称职。”
可见，乐山公，也就是李宗吾的祖父，不是平常人。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乐山公病逝了，曾氏特地割了一刀肉献在丈夫灵前，心里想着丈夫分肉、分汤的事情，禁不住泪流满面，几天下来，以至于泪比肉多。由肉又想起乐山公为家中生计奔波，平日里天不亮就担小菜去卖，曾氏便将乐山公用了半辈子的扁担珍藏起来，对家里的孩子们说：“后世子孙如昌达，当用红绫包裹，悬挂正堂梁上，永留纪念。”
果如曾氏所言，这根扁担后来成了李家的传家宝。
李宗吾的父亲名高仁，字静安。李宗吾的祖父乐山公在世时，静安在外面学做生意；乐山公去世后，静安回到家里务农。因为母亲有话，免不了常常拿出传家宝扁担自勉，日子过得很是勤勉。所以，李家的家道逐渐殷实起来，有了田产。
这位可敬的父亲在四十岁上因劳成疾，只得听医生的话，放下家里的活计静养。不过，也就是在静养的那三年里，静安才得闲看了一些书，有了之后经常和儿子交流读书心得的资本。
和李宗吾的祖父一样，李宗吾的父亲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虎父无犬子”这句老话。
李宗吾出生于光绪五年正月，和陈独秀是老庚，比吴稚晖小十四岁，比胡适大十岁。和这些后来的学术精英们一样，李宗吾那些标新立异的“学术萝卜”也是长在传统文化土壤里的。初学八股，父亲看了李宗吾做的文章，问他：“你们开口就说恨不得生在尧舜禹汤那个世道，那个世道有啥好呢？尧有九年水患，汤有七年旱灾，我们庄稼人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者几个月不晴，就不得了，何况几年？我倒是很庆幸自己没有生在尧舜禹汤那个世道呢。”
还有一次，静安和儿子谈起《孟子》，问他：“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要是我和孺子同时入井，我该怎么办？”李宗吾那时候还小，听了这话，茫然不知如何回答。父亲便教他：“这个时候要先救自己，然后才救孺子。”这种说法和“先人后己”之类的主流教育格格不入，李宗吾听了，心里骇然，想：父亲先考虑自己，竟没有恻隐之心，要是说出去，人家都会笑话他。
还有一天，静安看见儿子在读《论语》中的“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一章，便问他：“颜回一天到晚就知道读书不做家务，开始还有箪食瓢饮，长此以往，连箪食瓢饮都没有了，岂不是要饿死？”
李宗吾的大叔祖母去世，她的孙子李世兴等三人待族人都到家里来了之后，披麻戴孝、点烛祀神，又把棺材打开，呼叫：“阿婆呀，你要大显威灵呀！”从人群里把堂叔学山抓出来拖着就往街上走。静安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跟着追了出去。正是冬天，五十多岁的静安穿着皮袍子和鸡婆鞋，跑不快，急得大喊：“过路的，帮我把他们拦住。”一问之下，才知道学山欠了人家的钱不给，人家没法办丧事儿，要去张家沱滚水，或者去县里喊冤，静安于是便说，钱他来垫付，先把丧事办了再说。却不知道，这件事情全是李宗吾的小叔公韫山公的主张。有一天，静安和韫山公在喝茶的时候说起这件事儿，静安说：“世兴他们这样对待长辈，真是忤逆。”韫山公厉声说：“怎么是忤逆？学山欠嫂子的钱不还，世兴他们开棺大呼‘阿婆’，是替死者索账，这是嫂子向他要钱，不是侄孙向他要钱，汤伐桀，武王伐纣，孟子都不认为臣弑君，世兴他们怎么是忤逆？”静安回答说：“幺叔，这章书不是这样讲的，孟子虽然这样说，但朱子注这章书时说，‘必要有桀纣之暴，又要有汤武之仁，才不算臣弑君。’学山无桀纣之暴，世兴等无汤武之仁，怎么不是忤逆？”韫山公是饱学先生，被静安问得哑口无言，站起来就给了静安两耳光。静安后来谈起这件事儿时，对李宗吾说：“偏偏这章书我仔细看过，道理我也仔细想过，看样子，幺公是被我问得理屈词穷了。”
静安这种敢于质疑一切人的秉性完全被儿子李宗吾继承了，只不过，静安公所辩驳质疑的，是诸如韫山公这样的乡间饱学先生，而李宗吾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开始怀疑古往今来的圣人贤人。随着书越读越多、和父亲的交流越来越多，李宗吾的疑问也越来越多，一部《二十四史》竟让他看出诸多问题来，不但尧舜禹汤这些人可疑，就连孔圣人也可疑，于是便有了那篇著名的《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再后来，李宗吾在梳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他很严肃地认定：他的奇思怪想是从父亲那里起源的。
李宗吾八岁那年正式进私塾读书，前五年全是背书，直到关师来教他，给他打下了深厚的八股文功底，无意间又给他看了一些书，他的脑瓜子才豁然开窍。
现在的人通过看戏看电视剧、去文化古城游玩，对状元进士还不怎么陌生。至于状元进士以下还有哪些进身阶梯，除了靠研究这些“古董”吃饭的专家学者，其余人就不那么关心了。说来其实也简单，就像小学毕业才能读中学、大学毕业才能读研究生一样，科举时代，举人才能去考进士、秀才才能去考举人。考取秀才的叫“进学”，如果没进学当上秀才，不管你多大年纪，也只能称为“童生”。
关师名海洲，就是一位未进学的童生。
关师虽然学历不高，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学历，但他的学问却好得很，授课的方式也好得很，让李宗吾在那段时间养成了几个影响他一生的好习惯。
首先是记典故。关师讲课，第一天先讲四个《龙文鞭影》典故，重要的地方用朱笔圈起来，第二天要求弟子合起书来把前一天的功课讲给他听，圈起来的部分必须背出来。《龙文鞭影》是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列的幼学读本，内容主要来自《二十四史》中的人物典故和《庄子》、《搜神记》、《列仙传》、《世说新语》等书里的故事，包括孟母断机、毛遂自荐、荆轲刺秦、鹬蚌相争、董永卖身、红叶题诗等两千多个典故。龙文是古代的一种千里马，它只要看见鞭子的影子就会跑起来。作者选择这样一个书名，目的不外是为了鼓励读书的娃娃“不用扬鞭自奋蹄”。关师这样要求学生，学生记的典故自然不会少。
其次是点书。关师每天要讲《千家诗》和《四书》，都会叫学生把《千家诗注解》和《四书背旨》里的一些段落用墨笔点句。古人的书，大都没有标点，看书首先得断句，也就是点书。李宗吾虽然不是古人，但小时候读的却是古人的书，第一次把他点的《千家诗》送给关师看，关师就夸他：“你居然点对了这么多，错得很少，你父亲要是知道，会多高兴啊！”李宗吾自小就是个给三分颜色便要开染坊的主儿，听到老师表扬，不得了，更加勤奋，使劲儿把功课往前赶——不等老师教，就请父亲买了一本《诗经背旨》回来点。
第三是爱上史书。关师是个爱学习的好老师，喜欢看些课外书——这大概就是他没能进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次，关师正津津有味地读一本《凤洲纲鉴》，被李宗吾看见，也借去读。这一读，李宗吾便迷上了史书，及至后来推广《厚黑学》，论证也多从史书出。《凤洲纲鉴》为明代文坛盟主、史学巨匠、“后七子”领袖之一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所著，又称《纲鉴会纂》、《王凤洲先生纲鉴正史全编》，是记述远古至元朝中国历史的纲鉴体史书，难怪李宗吾喜欢。
第四是迷上“三国”。与看史书一样，关师借了本《三国演义》来读，被李宗吾看见，也借来读，这一读，迷上“三国”了，反复看，人物进了他的骨髓，拔都拔不出来。若干年后，他又读《三国志》，曹操、刘备于是成了《厚黑学》最初的“标本”。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宗吾一生感念他的这位老师。
不过，“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虽说是所有好老师的梦想，但关师最后却为了“英才”不得不自甘闭馆。
事情和“试帖诗”有关。试帖诗在用典方面讲究正用、借用、明用和暗用，要求“熟事用之生新，僻语用之无迹”，切忌牵强、堆砌和冷僻。有一次，关师出了一道试帖诗题，见学生第一韵用了“同云”两个字，便在“同”字上打了叉，改为“彤”字，原文“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出自《三国演义》。李宗吾却说：“我用的是《诗经》‘上天同云，雨雪纷纷’的‘同云’。”关师听了，无语。后来又发生了几起这样的事情，关师觉得自己教不了这个学生，便宣布闭馆。
这一年，李宗吾十四岁。
所谓张王李赵遍地刘，说的是这几个姓乃大姓，人多——不光现在人多，历来人就多。李宗吾家也不例外，人丁兴旺：兄弟七人、姊妹二人，李宗吾排行老六，也就是说，他上面有五个哥哥。
李宗吾小时候是个病秧子：六岁落下病根，先是咳嗽然后是哮喘，沾凉就发病，一年到头不离药罐。他跟着关师读书，读几天嗓子就哑，喝几天药，好了；再读，又哑，如此反复。鉴于这种状况，关师闭馆后，他只得在家边勤奋自学边养病。
凿壁偷光、囊萤映雪这些故事，很少有人不知道。李宗吾的勤奋丝毫不亚于匡衡、孙康，只是因为他的家境稍微比人家好一点，还没有到点不起油灯的程度，他勤学上进的故事便很少有人知道，这实在是一大历史冤案。现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在有暖气的屋里安装了壁灯吊灯顶灯、却忙于应酬没有时间看书的人多如牛毛，李宗吾好学的故事于是更有现实意义，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广而告之。
不用说，李宗吾白天是就着日光读书的，这一点和匡衡、孙康没有差别。但晚上，李宗吾读书的方式就比他们明智多了——神龛里的清油灯是长明灯，他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想在桌子上看书的时候，把灯拿下来放桌子上；不想把灯拿来拿去的时候，干脆就靠在神龛旁边看书。
另有一点，李宗吾和匡衡、孙康也完全不同：那两位看的是正经书，能带来“颜如玉”和“黄金屋”，而李宗吾那时候看书却既不为求上进也不为明理，为的只是手里有书心里不慌，不管是冠冕堂皇的圣贤书，还是市井流行的唱本小说，他逮着就看，而且看得津津有味。
很显然，不管李宗吾多么地用功，他要是继续这样放任自流读下去，就算读到老死，也只是富顺自流井一个以耕读传家的农夫。关键时候，有一个决定他命运的人站出来说话了——这个人，就是李宗吾的大哥。
大哥对父亲说：“六弟在家，活路也不做，他既然爱看书，不如拿些学钱，把他送到学馆里去，就向老师说明白，他是去养病的，读不读随便他。”
就这样，李宗吾去了茂源井刘家的私塾，继续他的“正统”学习，也走上了他考中秀才、入炳文书院、进高等学堂……最终成为四川有名气的教育家之路。
当年，李家父子俩讨论《论语》时，父亲曾问：“颜回一天到晚就知道读书不做家务，开始还有箪食瓢饮，长此以往，连箪食瓢饮都没有了，岂不是要饿死？”儿子回答：“颜回有父亲颜路在，颜路很会理财，有这样的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
长兄当父，李宗吾有这样的好大哥做坚强后盾，自然也可以安心读书。
茂源井刘家私塾的老师有三位，是祖孙三辈人：刘二公、七老师和建侯老师。三个老师中，刘二公忠厚、七老师持重、建侯老师诙谐。李宗吾原本生性木讷，后来能口吐莲花、笔下生花，建侯老师便是渊薮。
有一次，刘家祖孙三位老师外出吃饭回来，学生们问起席间的情况，建侯老师开玩笑说：“每上一样菜，二公都是一筷子要夹两三块。后来上了肉圆子，二公才用筷子把一个圆子夹成两半。我看见了，就想，二公怎么突然变得这样斯文了？哪晓得他把那半个圆子搭在一个整圆子上，夹起来一口吃了。”他说得哈哈大笑，学生们听了也觉得有趣，正合他们眼里刘二公的形象。
建侯老师的诙谐由此可见一斑。
私塾规定每五天写一次作文，叫做“课日”。每到这一天，李宗吾知道题目后，便坐着想、走着想、睡在床上想，一定要等胸有成竹才下笔，写出了稿子还要三番五次地修改……这样一来，他的功课自然是全私塾同学中最好的，很得老师赏识。有一天，李宗吾又在看《凤洲纲鉴》，他的一位同学见了，也买了一本来读。建侯老师知道了，便责怪那位同学：“你怎么也看这样的书？李世铨这个娃娃是来养病的，而且学力也高，才允许他看。这样的书，要进了秀才才能看。我要是不告诉你，人家晓得了，还说我是外行。”
李世铨是李宗吾那时候的名字，他改名李宗吾，是二十五岁以后的事情。
学堂稍远处的凤凰坝有一位老太太去世，建侯老师带学生们去行“三献礼”——这种儒家的祭奠仪式现在早就绝迹了，读者诸公看到这里，千万莫要眼晕。老师和同学们白天刚到时，都在茶馆里喝茶，只有李宗吾一个人在桥上走来走去。他那时候的心思随时都在书上，边想边学，边学边想，成天都处于“思想者”状态。猛一抬头，看到同学们全在冲他乐，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回到茶馆悄悄问边上的同学：“你们刚才为啥笑我？”同学回答：“老师说你很儒雅，将来一定可以进学。”李宗吾连忙口称“惭愧”，心里却一阵窃喜。晚上正式行“三献礼”时，四川的风俗，要讲有关孝道的故事，建侯老师登台讲的是《孝哉闵子骞》。讲完闵子骞的孝行，建侯老师用太史公《屈贾列传》的手法，随即说“后数百年有李密者”等等，讲到这里，微笑着把目光停在李宗吾脸上。李宗吾理解老师的意图是说“此等文法，这些学生里，也只有你能听懂啊！”顿时倍感自豪。
有一阵，学馆里闹鬼，学生们杯弓蛇影，吓得惊慌失措，建侯老师知道了，洒脱地说：“你们这些娃娃，真是乱说，哪里会有鬼？”学生们不闹了，鬼也不见了。到了年底，回家过年之前照例要师生欢聚、开总结大会，建侯老师这才说：“这个地方很不清静，硬是有鬼。有一天晚上响起来，我还喊七爷听。我虽然口里说没有鬼，心里也怕得很。”李宗吾听了，联想到苻坚带兵八十七万伐晋，东晋举朝震恐，只有谢安神情自若的典故，深刻领悟到“矫情镇物”的道理，后来到社会上办起事情来，常常学建侯老师“明知有鬼、口说无鬼”那一套。
从典籍的记载来看，一个男人但凡觉得“女色”要紧了，上足以国破家亡，比如桀纣之流，代表人物众多；下可能身名俱败，比如焦仲卿、钱谦益之流——焦仲卿要是不那么迷恋刘兰芝，他老娘就不会对儿媳妇那么刻薄，两人也就不至于殉情自杀；钱谦益更糟，从“我本欲殉国，奈小妾不与可”到“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搞得生前死后都凄惶不堪。
所以，聪明的古代侠客义士们，常常“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当然不仅仅是侠客义士，更多的人，只要他够聪明，就不会让自己沉溺于女色——不过，那些自以为自己怎么折腾都不会国破家亡、身名俱败的主儿除外，因为他们干那些事儿时，一手举着镶嵌利刃的大棒、一手拎着红红绿绿的带秧胡萝卜。
李宗吾手上只有书和笔，没有大棒和胡萝卜，所以，他是个非常规矩的聪明人，自打青春年少开始，就“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关于这一点，最早的证明便是曾经很后悔自己没当上罗家女婿。
在茂源井刘家私塾读书期间，老师们有什么耽误，就会请一位罗二老师来代课。罗家两兄弟都是李宗吾的父亲静安先生的好朋友，当地人按照排行称他们罗大先生、罗二先生。
白天，这位罗二先生吞云吐雾地抽鸦片烟，学生背书的时候也不起来，就那么侧躺着听学生背四书五经，谁背错了一个字他都知道；晚上，这位罗二先生把学生安排在灯下亮处看书，他坐在暗处讲解，讲一段便问学生：“是不是这样？”学生开始还看看书，对照一下，回答：“果然这样。”后来知道不需要看了，就直接回答“是这样”。教学生读八股的时候，罗二先生会把以往的范文默写出来，等学生读熟了，再默写一篇出来。罗二先生的这些才华，让少年李宗吾佩服至极，也为他后来想做罗家的女婿打下了思想基础。
因为两位罗先生是静安先生的朋友，李宗吾还常常去罗家请教学问。
“我正在读《江汉炳灵集》，究竟合适不合适？”有一天，李宗吾问罗大先生。这本书是建侯老师选给学生读的。建侯老师为人率性，给学生选书也多依着他自己的性情爱好。
罗大先生说：“这些文章好是好，但小试时代不可读，容易把心读乱了，做起文章来，就要打野战。”
《江汉炳灵集》是同治九年（1870年）张之洞组织编刻的。张之洞一辈子干的事情，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件：一是办新式教育，二是办实业，三是练新军，四是抵外辱。这些事情里，居功至伟的，就是兴办新式学堂，他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后来，李宗吾能成为四川著名的教育家，张之洞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现在买有一本《书经体注》，自己点看，唯有《禹贡》的《水道》，真是难懂，不知道看何书为宜？”李宗吾又问。《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虽仅有1193个字，但历来被奉为我国“古今地理志之祖”。
罗大先生说：“《禹贡》的《水道》你只看这种注，当然看不懂，须看《禹贡锥指》。”
《禹贡锥指》成书于康熙三十六年，取《庄子·秋水篇》“以管窥天，以锥指地”之意，在清代是一本很著名的书。李宗吾因此知道罗大先生博览群书，家藏丰富。
俗话说教学相长，李宗吾在向罗大先生请教、学到诸多知识的同时，罗大先生也喜欢这个少年的才华和勤奋，于是，便有心把女儿嫁给他。
少年李宗吾一听这事儿，心里暗自高兴：不管他家的女儿怎么样，就只为借此多看些书，也是可以娶的。人家是“少年心事当拿云”，他却是“少年亲事只为书”。
相对于钱绣芸关于天一阁的那场悲剧，李宗吾的这段经历绝对是喜剧：因为静安先生不同意这桩婚事，罗家的女儿最终没能嫁进李家。
但当时，年少的李宗吾满心都是罗家的藏书，做不了罗家的女婿，自然也就没机会饱览罗家的书，于是很是沮丧——多年后，李宗吾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很是沮丧。
闲话少说，还是回到刘家私塾，毕竟李宗吾和罗家两位老师的交往，基本上只算是在刘家私塾求学期间的“课外活动”。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国家、学堂，到家庭、私塾，都脱不了这个怪圈，同理，李宗吾在刘家私塾读了两年书之后，私塾里的三位老师分开了，各在一个地方教学。根据课程需要，李宗吾告别忠厚的刘二公和诙谐的建侯老师，随了持重的七老师。
李宗吾从十七岁到二十岁一直跟着七老师，这四年对他的一生来说，影响巨大。
七老师和会夹肉丸子的刘二公、会说俏皮话的建侯老师完全不同，他是个不轻易在学生面前表露感情的人，他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挑剔学生的作业上，常常半夜三更还捻着胡须、咬着牙齿在案头挥笔疾书、念念有词，像是要把每一篇学生习作都修改成传世佳作。多数时候，一篇文章经过他这样呕心沥血地处理之后，原文已经被删得不剩几句了。如果只是这样，学生最多望着满篇朱批、找一找该从哪里看起，万一找到了，惊喜一番；万一没找到，惊叫一番。偏偏七老师不给学生这样惊喜或者惊叫的机会，他还要在旁边批注：“将改处细玩。”意思是教育学生像欣赏珍稀古董一样，“细细把玩”老师的批语。按常理说，这样的要求，学生已经要握紧拳头来承受了，七老师却仍旧不甘心，还要在批注的旁边又批注：“须多读多看。”
呜呼哀哉！
李宗吾是有思想的人，面对如此鞠躬尽瘁、恪尽职守的老师，他还是有身为进步学生的小算盘：细玩？多读多看？读什么、看什么？不过就是些考秀才用的八股文章嘛，那些玩意儿，哪里能拿得住我？对于七老师呕心沥血的批注，他看都懒得看一眼，心里想：“您老改得再好，总不如古人的好。与其看您的，不如读古人的。”
他这样想，当然不是后进生逃避学习去玩游戏的借口，而是真的有资本和老师叫板：他那时候读书，按罗大先生的说法，已经属于“读乱了”“打野战”，哪里会再回头去读那些烂熟于胸的旧文章？
尽管如此，李宗吾对七老师的人品却崇拜得很，因为在他随七老师学习了四年后的某一天，七老师突然对他说：“你在我名下读久了，我也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心得可以启发你，你最好转到书院去读，以便增广见闻。”那时候，李宗吾交的学费比平常学生要高得多，七老师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学生前途着想，建议他转学到书院去，自然很让李宗吾感动。
托七老师的福，李宗吾在他二十岁的下半年，结束了私塾生涯，转到了自流井的三台书院，这一年，与四川相隔千山万水的皇城北京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
第二年李宗吾又转到了自流井的炳文书院。
之前讲李宗吾的祖父时说过，李家是四川富顺自流井人氏。写到这里，突然想起现在那里已经是“自贡自流井”了，忍不住有些感慨：就算是北京，也时而燕京、时而大都、时而南京、时而北平，何况一个自流井？在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不说上下五千年，就是近千年、近百年，没有被改头换面的地名也不多，真真难为那些认真做学问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被难为的人很多，包括那些日日背诵、准备考试的未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等。
书归正传，且说李宗吾进了炳文书院，取得了大大的收获：不仅第二年便考上了秀才，还在这里扎扎实实地结识了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比如雷铁崖、张易吾、谢伟虎、李小亭等。
在李宗吾的这批同学里，重点要提到的，是雷家兄弟，也就是后来成为孙中山秘书的雷铁崖及其五弟——早期同盟会会员雷民心。三人有标新立异的共性，即便是八股文也能玩出与众不同的花样来，但又各有特点：李宗吾最爱奇思怪想，没人知道他下一句话会一篙杆撑到哪里去；雷铁崖最爱认死理，就算是小楷日记，也每天必记，从不中断。于是，李宗吾笑话雷铁崖文笔笨拙，雷铁崖反说李宗吾文笔轻浅。而雷民心正好处于两人中间，两人有的长项，雷民心都有，只是不那么极端，但又绝对不是中庸的好好先生。
三人之间流传最广的趣事，发生在他们去应县试的路上。大清早，三人背包打伞地往富顺赶，见面便问：“我们倒是起身了，不知道长案起身没有？”
那时候，县试一般五场，考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之类，考中后参加府试，再考四场，内容和县试差不多，县试和府试的第一名，都被称为案首，俗称长案。三人这样说，可见信心满满、志在必得。一千多人参加考试，能晋级继续院试的只有二十多个人，算起来也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结果，李宗吾得了县试案首，雷民心得了府试案首，雷铁崖得了府试终场第七，一起中了秀才。
李宗吾在炳文书院上了四年学，同学少年、意气风发，从此，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便由父母师长变成了同学朋友。若干年后，雷铁崖逐渐脱了“笨拙”，变得大气；李宗吾也逐渐脱了“轻浅”，变得幽默。虽然各走一路，但却殊途同归：一生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从没有动摇。
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们间或也有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不过，他们心里明白自己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有多大的意义，所以，“众人皆醉我独醒”，历尽沧桑，初衷不改。
在考取秀才后的第三年，李宗吾从炳文书院考进了四川高等学堂。不过，因为这所学堂的总理胡雨岚在日本考察，学校推迟了一年开学，直到1902年11月，才得以正式入学。李宗吾从自流井徒步赶往成都，和雷铁崖同路，一天要走一百多里地。两个志存高远的学子一路上没有其他事情做，正好可以“纵谈局势，寻些经史来讨论”，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
那个时候，雷铁崖还叫雷詟皆，这么一路慷慨激昂走下去，最终改名铁崖。
李宗吾原名李世全、李世铨，后来他读了书，看见《礼记》上说：“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就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这一路走来，又觉得儒教也不能让他满意，心想：与其宗孔子，不如宗自己。于是改名“宗吾”，不知不觉间树立起了一杆特立独行的旗帜，走上了研究厚黑学之路。
寻常人顾名思义，以为李宗吾狂妄，居然改用这样“大逆不道”的名字，却不晓得他在乎的是自己用心思考的道理，而不是对人家的学问生吞活剥——在他眼里，这个人家包括所有人，圣人贤人也不例外。
四川高等学堂上承四川中西学堂，下接公立四川大学，朱德、郭沫若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过。
李宗吾1902年年底入学，是四川高等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当年，学堂设立了三年毕业的甲乙两班、一年半毕业的速成师范一班、四年毕业的优级理科师范一班。李宗吾读的，是最好的优级理科班。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学校学习了四年。
优级理科师范一班有32个学生，大多来自中西学堂，是学过算学的。但李宗吾虽然进了这个班，却从来没有正规接触过算学，说起来，他在这个方面的学习有以下几个阶段：在家里的时候，晓得了“七盘清”“斤求两”之类的常识；在七老师那里，他读过一本《算学术》，研究过里面的九章算法和开方，不过，还是珠算，不是笔算；在炳文书院，李宗吾买了本《数学启发》回来自学，这是他接触到的第一本笔算书；入高等学堂前一年，他和雷铁崖、雷新民、张荔丹、曾龙骧等人一起在乡下读书，又买了《中西算学大成》和代数书来读。
那时候，懂算学的人比较少，李宗吾对这样的人也很是羡慕，刚入学的时候，他还一门心思想把理科学好。可是，毕竟底子差，学来学去，除了对数学兴趣不减，对理化等功课却怎么也学不进去。
有一天，雷民心看见李宗吾在读《庄子》，很是诧异，问他：“你研究这个干什么？”
李宗吾回答说：“那些科学，你我今生还有希望吗？科学是茫茫大海，就算自己心里能想出一些道理，也没有什么仪器来供我们做实验，这还不是等于空想吗？我们现在在学校里，充其量不过能在书本上学些人云亦云的知识，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所以啊，那些科学知识，还是等儿孙辈去研究吧，你我这辈子就算了，我打算还是在中国的古书中找一条路来走。”
雷民心听了，除了陪李宗吾一起叹气，也没有其他话说。
李宗吾遇到的问题，今天的大学生们也同样要面对：选专业的时候，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并没有什么准确的定位，稀里糊涂地学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这个专业并不是自己喜欢的，于是就迷茫了，没有了刚开学时候的劲头，有的自暴自弃，荒废了大好的青春时光；有的勉为其难，坚持到底，争取新的机会。
李宗吾属于后者。
在校的大部分时间，李宗吾都跑去博览群书了，而且主要看学术思想一类的书，并开始思考当时的教育制度。他认为很多学科都是应该在宽松的环境里自学的，那种按钟点上下课的制度实在太无聊了。他的这些观点，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在雅典建立吕克昂学园的亚里士多德、在圣蒂尼克坦创办“国际大学”的泰戈尔。而这些观点也正是李宗吾后来想要改革学制、解放学校的起因。
当然，以李宗吾这样的个性，绝对不会是独行侠，他的身边总有一帮好朋友，比如陈本初、张列五、王简恒、杨泽溥、雷民心、谢绶青等。他们一起研究学问、办教育、搞革命，把个大学生活过得轰轰烈烈。
一般人也许会以为，对理化毫无兴趣、把精力用在课外的李宗吾可能学习成绩很差，最多也就是勉强拿到毕业证而已。但事实完全相反，李宗吾不仅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了，还被清廷奖了一个举人——也就是说，既拿到了毕业证书，也拿到了学位证书。
这一点，值得今天那些自诩怪才的大学生们好好学习。
在四川高等学堂，李宗吾听的第一节课，是日本教习池永先生的演说：“操学问，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师。教育二字，在英文为education，照字义是‘引出’之意。世间一切学问，俱是我脑中所固有，教师不过‘引之使出’而已，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按入学生脑筋内。如果学问是教师给予学生的，则是等于此桶水倾入彼桶，只有越倾越少的，学生只有不如先生的。而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者，即是由于学问是各人脑中的固有的原故。脑如一个囊，中贮许多物，教师把囊口打开，学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
关于这位池永先生，现在能找到的资料很少，但李宗吾却在他的自传里多次提到这次演说，并且在课后查了英文资料。看到education的字义果然如此，他一下子觉得日本教习的说法比朱子所谓的“学之为言效也”要精深得多。再加上他当时刚改名不久，池永先生的这一番道理又和“宗吾”两个字的思想暗合，于是更觉得池永先生这番话说得有道理。
从那以后，李宗吾就给自己装订了一个课堂笔记本，而且在笔记本封皮上写了“固囊”两个字。同学们看见，猜不透什么意思，就问他：“这两个字有什么意义？”
刚开始，李宗吾并不想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告诉别人，只说：“没有什么意义，我胡乱写的。”可没多久，他又担心自己不说明白，别人会曲解他的意思，便解释说，“这是我的座右铭，意思是，脑袋就像一个囊，读书笔记里写的，都不过是脑袋里原来就有的东西。”
可见那时，他对池永先生的说法深信不疑。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这种学习方式在他身上一点儿效果都没有：课堂上，他认真听池永先生讲理化常识；下课后，他用“引而出之”的方法从脑子里往外“引”相关的知识。尽管吃饭也想、睡觉也想，但想来想去，他也没有想出什么新东西。
屡次尝试之后，他觉得自己与“科学”今生无缘，才不得不“迷途知返”，把心思收回到学术思想方面来。
不过，池永先生的这个演说却对李宗吾发明厚黑学有很大的启发。“七七事变”后，李宗吾和绝大多数同胞一样，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读报纸的时候，看见“日本”两个字就刺眼、听人说起日本人的名字都觉得讨厌，却唯独始终敬佩池永先生。
李宗吾少年时候身体很不好，用四川话说，是个“药罐罐”，意思是一天到晚离不开药罐子。他不仅有哮喘病，四肢也不太灵活，穿衣服都要人帮忙。有段时间，甚至登楼不能上梯子、上卫生间不能蹲下，以至于他妈妈给他洗澡的时候，看他骨瘦如柴，总会忍不住放声大哭。
进了炳文书院，同学们都认为他活不长，他的好朋友雷家兄弟甚至发动同学来活祭他。但李宗吾却从不悲观，不仅认真喝药，闲暇的时候还自己买医书回来研究。只不过事与愿违，那些书他越看越不懂，到最后甚至想：如我这般断文识字的人，用心研究都看不明白，世上的医生，连字都认不得几个，又哪里能看懂？看来，我没有被庸医杀死，真是万幸！从此把医书丢掉，再不看病。却没想到，真的这样做了，身体竟渐渐好了起来。于是，他更加坚定了“生病不吃药”，声称宁死于病，不死于药。
不过，也有一次例外。
在四川高等学堂时，有一年他腿上生了疮，看到校园里种的有菊花，便采了些叶子，嚼了之后敷在疮上。同学中有一位姓陆的懂些医学，看见李宗吾一脸病容，很关切地叫他伸出舌头来看看。一看之下，大惊失色，说：“你的舌苔都黑了，还不赶紧医治！”李宗吾听得毛骨悚然，赶紧请陆同学给开个药方。
李宗吾读书是一向不请假的，这一次被吓坏了，特地请假调养。
同学们都上课去了，李宗吾一个人悲戚戚地在寝室里躺着，翻来覆去想自己的病：究竟是什么病呢？居然连舌苔都黑了？想了一阵，突然翻身坐起，找到陆同学，问他：“我除了腿上生疮以外，感觉没有丝毫的病状，我的舌苔发黑，是不是因为嚼了菊花叶呀？”陆同学叫他再把舌头伸出来看看，一看之下，连说“不错”，二人大笑。
1904年的某天，张列五找到陈本初、雷民心、王检恒、杨泽溥、廖绪初、李宗吾等十几个同学，告诉他们说，有几十个叙属青年学生被困在旅社里，找不到地方求学。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一人拿出一块银元，筹建一所旅省叙属中学，地点在成都陕西街节孝祠。当初，同盟会会员熊克武、陈伯衡、谢持、黄金鳌等从日本回四川组织同盟会，张列五、廖绪初相继加入。所以，叙属中学实际上就成了四川省当时的革命机关，一些革命的秘密文件都在那里印刷。因为这个关系，包括李宗吾在内的叙属学校发起人，也都加入了同盟会。
有一次，张列五要去组织刺杀四川总督赵尔丰，事发前约李宗吾在寝室里谈这件事情。李宗吾把窗户撑开，看见夕阳西下、残血满天，想起竹林七贤之一嵇康临行前顾视日影的典故，便对张列五说：“列五，你要多看一下天色和日光，恐怕你要与它分别了。”
张列五摸着脖子笑道：“我这颈项，数日来常常发痒，大约怕会有那桩事儿。将来我解往杀场的时候，你去不去看我？”
“我一定去看，但是袍哥说的话，要值价点儿。”李宗吾和他开着玩笑，意思是关键时候不能拉稀摆带。
张列五比画着说：“这是当然的。砍头的事，我是学过的。凡刽子手杀人，是犯人跪在地上，前面一人，拿刀一晃，犯人头一埋，后面即一刀砍下。我们有几个人，平时练习，一人坐在地上打一盘脚，两手掌相叠，平放前面，一人拿刀在前面一晃，坐地者用力把颈项一硬、脑壳向后一撑，后面的刀砍来，脑壳正好落在自己手中捧着。所以，我是练习过的，你不必过虑。”
因为炸弹没有按时运到，这次刺杀行动最终流产，不过，李宗吾却真真感受到了张列五视死如归的豪情。
在所有的同学中，李宗吾一生都极端敬佩、赞不绝口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廖圣人廖绪初，还有一个就是这位后来曾担任四川省副都督的张列五。
一般的资料里，都介绍说李宗吾是1908年开始涉足教育的，但实际上，早在1904年，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李宗吾就已经和他的几位同学创办了一所学校。
最早的提议人是王简恒。
1903年底，20多名叙州籍学生到成都求学，没有合适的学校，被困在了旅店里。王简恒祭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大旗，邀约同学集资办校，李宗吾、张列五、雷昭仁、陈全性等人都积极参与，凑了17块银元，创建学校。为了学校顺利开课，他们还约请一些老乡成立了旅省叙属同乡会，推选陈全性为会长。
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学校校长的赞许。校长不仅拿出钱和仪器等来支援他们，还破例准许他们轮流外出上课，不算缺席。尽管他们去上课完全是当义工，但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
最开始，他们在陕西街的茶馆里上课，仪器、标本、教具之类，可以无偿使用高等学堂的，也可以到成都当时的其他名校寻求帮助。为了节约经费，发起人全是义务劳动，外聘的教员也只领一半的工钱。实在困难的时候，大家还得多跑几趟典当铺，变卖私人的东西。
试办一年后，师生们都比较满意，于是，大家决定正式办一所学校，报请清政府备案，取名为叙府公立中学堂，主要招收叙府13个县的学子。
1905年，学校迁到大坝巷，陈全性病逝，大家公推张列五继任会长，学校的声誉更高了。恰在这时，叙州知府到学校视察。这位知府是雷昭仁的老师，听学生讲这个学校只是临时捐助，没有固定经费，便承诺通知各县按期拨付办学的钱。于是，到了年终期末，张列五等人就结伴下乡，去各县凑集办学经费。在隆昌，举人郭书池一次就捐助了200银元。有了这笔钱，学校得以迁到了条件好些的北巷子。第二年，郭书池来成都，考察了叙校一番之后，决定把自己在家乡办的知耻中学迁到成都。当年夏天，在知耻中学任教的黄肃方、陈道循等来了叙校，这两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受孙中山派遣从日本回国的。
就此，李宗吾和同学们一起创建的叙府公立中学堂成了四川辛亥革命的策源地。而李宗吾的几个同学兼好朋友后来都成为了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其中雷铁崖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张列五成为四川革命党领袖。
这所学堂，就是今天的成都列五中学。
蚕蛹化蝶有个过程，但也有一个“破茧而出”的时刻。李宗吾琢磨历史人物多年，真正想透彻“厚黑”一说，是在富顺的某一天晚上。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年底，李宗吾从四川高等学堂以最优成绩毕业，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到富顺中学做了教习。一年多以后，也就是1909年（宣统二年），他当上了富顺中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就是在这里，一件不经意的小事儿，将李宗吾脑子里的“厚黑学”引了出来。
早在读高等学堂的时候，李宗吾就有许多同乡同学加入了同盟会，其中张列五还是四川同盟会的领袖。李宗吾常常和张列五一起讨论革命能不能用权术，张列五说：“办事应该从正当的途径去做，万一正路走不通，也可以用权术，但是一定要有界限。”李宗吾问：“什么界限？”张列五说：“事过之后，公开出来，众人都能见谅，就是受了权术的人，也能相谅。这样的权术，就可以用。如果公开不得，宁肯失败，也不能用。”张列五甚至对李宗吾说：“你才智过人，就像是我的左右手，一旦革命军起事，预备要你带一支子弟兵，从今天起，你先做好思想准备……”当时，李宗吾听了这话非常高兴，于是就想：自古以来，没有人无缘无故就可以成为英雄豪杰，他们都有各自的秘诀，如果把历史上的这些“秘诀”收集整理出来，或许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用处呢。可那时候时机不成熟，还没有到“破茧而出”的时刻，他忙活了很久，也没能把这个“秘诀”找出来。
等到他做了校长，猛然想起这件事情，愈发觉得有必要继续研究。
李宗吾的寝室在一栋三开间的右边，左边住的是校教务主任，姓张。房间的墙壁都是竹子编的，两边糊的是泥巴，所以不隔音。一天夜里，不知道张教务主任有什么心思，到半夜了还在唉声叹气。李宗吾心里疑惑，可又不能多问，只好躺在自己房间等张主任安静下来。终于，他听到张主任拍案大呼了一声：“当今之世，非脸皮厚、心子黑不可！”大呼过后，张主任平息下来，不能入睡的人，换成了李宗吾。
独自一人睡在虽然简陋但书香四溢的学校里，一个熟读二十四史的人很容易在睡不着的时候“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想着想着，想到了曹操、刘备、孙权，李宗吾翻来覆去地归纳总结几个人的英雄事迹，几经抽丝剥茧、排列组合，终于找到了三人的特点——
曹操心肠黑，不仅随意杀想杀之人，而且还冠冕堂皇地宣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刘备脸皮厚，一会儿投奔这个，一会儿投奔那个，而且一辈子会哭，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就痛哭。
孙权本来和刘备结盟，却突袭荆州；本来和曹操争雄，却在曹丕面前称臣。可见又厚又黑，只是黑不如曹操、厚不过刘备。
这样三个人，各显神通打将起来，岂不就能三分天下吗？
想到这里，李宗吾禁不住坐起来，一边捶着床沿一边大声喊叫道：“找到了！找到了！古代那些被称为英雄豪杰的人，不过就是面厚心黑而已！”
想通了这一点，他一点儿睡意都没有了，上下五千年一一篦过来，由三国往上，到刘邦、张良，孙武、商鞅；由三国往下，到司马父子、唐太宗、明太祖，或者张居正、曾国藩、胡林翼等等，这些人，有的比较厚，有的比较黑，有的又黑又厚……
这一个晚上，让李宗吾终身难忘。后来，李宗吾在《厚黑丛话》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那一夜，我终夜不寐，心中非常愉快，俨然像王阳明在龙场驿大彻大悟，发明格物致知之理一样。”
不过，李宗吾发明厚黑学以后，并不十分自信。当时，他的同学中以王简恒的办事能力最高，被雷民心誉为“大办事家”，李宗吾于是就拿自己发明的厚黑学去和王简恒探讨。王简恒听了以后，劝李宗吾说：“你说的道理一点都不错，但我要忠告你，这些话切不可拿在口头上说，更不可见诸文字，你尽管照你发明的道理埋头去做，包你干许多事儿，成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如果口头或者文字发表了，不但终生一事无成，反有种种不利。”雷民心也说这种道理是“说得做不得”，李宗吾于是就暂时按下了发表的念头。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李宗吾在富顺中学堂当老师，他的同学王简恒任富顺中学堂监督，廖绪初任富顺县视学。同期被聘的还有谢绶青，也是李宗吾在四川高等学堂的同班同学。
当时，同学中多数人都推崇张列五，唯有王简恒最佩服和敬畏廖绪初。他说：“绪初做事，一丝不苟，从他的那些言谈举止来看，在贤人里都找不到一个，简直就是圣人。”由此，“廖圣人”的名号逐渐传开。
第二学期，廖绪初要求续聘教师、调整薪水，并对王简恒说：“宗吾是本县人，核减一百两，绶青是外县人，薪水照旧。”他们这样决定，是因为了解李宗吾，知道他不会计较，更不会站出来反对。李宗吾于是便和人开玩笑说：“绪初这个人万不可相交，相交他，银钱上就要吃亏，我是前车之鉴。”
过后没多久，县立高等小学校校长姜选臣因事辞职，县令王琰备下文书，请王简恒兼任县立高等小学校校长。有一天，王简恒笑着对李宗吾说：“我最近穷得要当衣服了，高等小学校校长的薪水，我很想支来用。照公事说，是没有问题的，就算是县中有人要攻击我，我也不怕。最怕的，是廖圣人酸溜溜说‘这笔款似乎可以不支吧’。真那样，你叫我这个脸往哪里放？只好还是当衣服算了。”
李宗吾偶尔和人说起这事，慨叹道：“绪初的令人敬畏，简恒的勇于克己，亦可见一斑。”他结合《厚黑学》，更觉得王简恒这番谈话，是厚黑学上的一个重要公案，于是对同学雷民心说：“我们这些人里，资质偏于厚字的人很多，但以绪初为第一。够得上讲黑字的人，却只有简恒一个。”
再后来，听到有人说：“你叫我面皮厚，我还做得来，叫我黑，我实在做不来，所以说我这个人做事不成功呀。”李宗吾便劝他说：“那是因为你厚得不彻底。只要彻底了，就一定会成功的。你看绪初的厚，不是就把简恒的黑打败了吗？可见，世间资质偏于厚字的人，万不可自暴自弃。”
说起简恒的黑，李宗吾还有另一个证明。
《厚黑学》没有发表之前，李宗吾没有底气，正好王简恒来看他，李宗吾便把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请他提意见。王简恒听了，笑道：“宗吾，你说的道理一点没错。但我还是要忠告你，这些话千万不要拿在口头说，更不要见诸文字。你尽管埋头照你发明的道理去做，包你能干出许多大事，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你说出去或者发表了，不但终身一事无成，还会有种种不利。”虽说李宗吾没有听他的劝告，还是将《厚黑学》拿出来发表了，但这件事情却更说明王简恒是得了“黑”字诀的。
不过，王简恒却也黑得不彻底。1912年，张列五当民政长，王简恒去了成都，不愿就任县长，回了自流井老家，两年后响应讨袁失败，郁郁而终。
1911年暑假，李宗吾被四川提学使司委任为四川小学教员检定委员。
铁路风潮发生后，李宗吾的同学张列五担任四川副都督，主管民政。1912年初，也就是民国元年，张列五在四川设了一个审计院，打算任命廖绪初为院长。但廖绪初很坚决地推辞了，于是改任廖绪初为审计院次长、李宗吾为审计院第三科科长。
就任科长之前，李宗吾到了成都，和一帮老同学住在成都公论日报社里面。众人都知道李宗吾发明了一种厚黑学，便怂恿李宗吾把他的思想形成文字，廖绪初甚至表态：“你如果写出来，我给你作序。”
当时，正是民国初成，气象更新，李宗吾也觉得“事事革新，应该有一种新学说出现”。况且，廖大圣人是讲程朱理学的人，他都说可以写，那就写呗。于是，便采用了文言文体，套用儒家经典的句式开始写了。
有一天，廖绪初去探望李宗吾，看见案上有几页手稿，便顺手拿起来看：
“楚汉之际，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归于败者，韩信是也。胯下之辱，信能忍之，面之厚可谓至矣。及为齐王，果从蒯通之说，其贵诚不可言，独奈何于解衣推食之私情，贸然曰：‘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卒至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三族，谓非咎由自取哉！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
廖绪初把整篇稿子看了一遍后，又回过头来，反复看写韩信的那一页。读完，他什么话都没说，长叹一声，转身走了。
李宗吾有些莫名其妙，心里想：“真是怪事情，韩信厚有余而黑不足，范增黑有余而厚不足，我不过是把他二人对比着来写，绪初怎么独对韩信这一段那么在意？”
翻来覆去仔细想了想，他才弄明白，廖绪初这样的盛德夫子正是韩信那样的人物：厚有余而黑不足。叫他忍，没有问题；叫他做狠心的事，却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像得了寒病的人喝热水舒服、得了热病的人喝冷水很舒服是一个道理。廖绪初看写韩信那一段，自然就如同找到了一个把他的病分析透彻了的药方一般，明白自己性格中的缺陷就在于少了一个“黑”字，所以难免不生感慨。
自小就会背诵“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人，多是偏厚不黑的，书读得越多，越明白“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横竖成大业要忍、谋生存要忍，于是还不知道自己要成就什么大业、用什么方式谋生存之前，就先练起了忍功，结果到后来，不仅吃苦耐劳、能受胯下之辱，还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中国人已经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暴政、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他们似乎认为这些也是自然法则的组成部分。”
更可怕的是，过分的忍，使人缺乏个性，遇事总是礼让，逆来顺受，哑巴吃黄连，最终变成了一个甘于平庸、不思进取的人；长久的忍，使人有借口逃避困难，忘记了忍的初衷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即使面对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也习惯性地继续忍下去，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永远的失败者。
人常说“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可又有几个人见到过跳墙的狗和咬人的兔子呢？可见，过分的忍和长久的忍，会让忍变成人的生活方式。而当一个人真的意识到“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的时候，横下心来坚决不忍了，“黑”的一面便会被激发出来。
成功的人总在少数，就是因为多数人像廖绪初一样，始终厚而不黑。
廖绪初是盛德夫子，看了李宗吾的文章，就如同用蓍草算了自己的前程，看到了自己以后几十年的人生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自然难免一声长叹，无话可说。
四川老房子的隔墙大多是篾条编的，两边糊上泥巴，隔音效果很差。有一天下午，李宗吾听见廖绪初在他屋子里拍桌大骂，声音大得出奇，像是房上的瓦都要被震下来了，忙跑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却不想，他出了门正看到一个人从廖绪初房间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廖绪初跟在后面，一直追到大门口才停下，嘴里却还在骂：“你这个狗东西！混账……”
廖绪初把那人撵出去后转回来，看见李宗吾，跟他一起进屋坐下，依然不解气，愤慨地说：“那个人，真是岂有此理！”
李宗吾问：“啥子事？”
廖绪初说：“他说某人可以当县长，请我向民政长列五推荐。我不想和他多说，含混其辞，没有明言拒绝。他见我唯唯否否，竟说如果这事情办成了，要送我四百银子。我听了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骂道：‘胡说！这样的话，是可以在我面前说的吗？’他见我发怒，嬉笑着站起来就走，边走还边说算了，算了，不说就是。我实在气不过，追去骂了他一顿。”
李宗吾劝道：“你不帮他给列五说就是了，何必让他这样难堪？”
廖绪初依然愤慨地说：“这样的人，你不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不知道以后还会干些啥事情出来。这一下，我反倒一定要列五留意点儿，不要用这种人，免得他出去害人。”
这件事情过后，李宗吾想了很久，也弄不明白：廖绪初“厚有余而黑不足”，一向是很能忍的，为什么这事却忍不下来？一向是不黑的，为什么对待这个人却能黑得下来？
再三琢磨之后，李宗吾从这件事情里发现了一条厚黑学的重要规律：厚和黑是同一物体的两方面，黑到极点便厚；厚到极致便黑。比如，曹操的心是最黑的，但却能放过作檄的陈琳，这便又是厚了；刘备的脸最厚，但却能带兵消灭对他推诚置腹的刘璋，这便又是黑了。李宗吾身边的人当中，讲到厚，廖绪初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所以他逃不出这个规律。
不过，曹操的黑是常态，厚是暂时的；刘备的厚是常态，黑是暂时的。李宗吾分析，廖绪初的黑也是暂时的，过后必然回复到厚的常态，也必然会内疚。
果然，骂人这件事情，廖绪初之后从不提及，除了李宗吾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直到廖绪初去世。李宗吾因此说廖绪初：“怒骂某君，足见其刚正；终身不提此事，又见其盛德。”
后来，李宗吾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用“独尊”的笔名发表了《厚黑学》，廖绪初果然用“淡然”的别号为他作序：“吾友独尊先生，发明厚黑学，成书三卷，上卷厚黑学，中卷厚黑经，下卷厚黑传习录，嬉笑怒骂，亦云苛矣。然考之中外古今，与夫当世大人先生，举莫能外，诚宇宙至文哉！世欲业斯学而不得门径者，当不乏人，特劝先生登诸报端，以饷后学，他日更刊为单行本，普度众生，同登彼岸，质之独尊，以为何如？”
《厚黑学》连续刊登了一个月，一般读者都认为读起来很是轻松幽默。以后又印成了单行本，销量也很好，成渝各地的书店书摊书贩居然靠着这书牟利。更要命的是，虽然大家都是用的笔名，而且无人不知“独尊”就是李宗吾、“淡然”就是廖绪初，可廖大圣人却依然是廖大圣人，李宗吾从此竟成了李厚黑。
这件事情，很让李宗吾郁闷。“你尽管埋头照你发明的道理去做，包你能干出许多大事，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你说出去或者发表了，不但终身一事无成，还会有种种不利。”他回头想想王简恒的劝说，竟有些后悔。
一个星期天，李宗吾到草堂溜达，突然看见一个军官迎面走来，对他毕恭毕敬地说：“李先生，您恐怕不认识我吧？我是您的忠实信徒啊。”李宗吾生性幽默，开玩笑说：“那么，我就成厚黑教主了，你们以后给我修座厚黑庙吧。”
从那以后，李宗吾常常自称教主，将“厚黑学”的施行分成三个境界：第一境界，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境界，厚而硬，黑而亮；第三境界，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还陆续写了《厚黑传习录》，提出了“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和“办事二妙法”。
至此，李宗吾的厚黑学终于成了体系。
李宗吾在富顺中学堂当教习时，有个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罗姓朋友和他做了短期的同事。
1912年（民国元年），这位仁兄从懋功知事任上回来，约李宗吾去成都学道街栈房内见面。懋功是川西的一个小县城，在那里当地方行政长官，想来也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但这位仁兄向昔日的同事说起自己在那里的政绩，竟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因为“被某事诖误”，这位仁兄丢了官——李宗吾在自传里写到这个人时，用了“诖误”一词。这个词比较早出现在《战国策》中，原文是“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诖误人主者，无过于此者矣”。可见，“诖误”至少有贻误、连累的意思，而且多是连累别人。这一次，尽管案子还没有了结，姓罗的朋友见了李宗吾，说起自己丢官的经历，依然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只不过，愤恨之情，溢于言表。
李宗吾看他前后判若两人，不由得感慨良多，但却并不打断他，任他说个够。终于把自己的苦水倒完，仁兄才想起问李宗吾最近干些什么。于是，李宗吾很认真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他听，一一分析某人之厚、某人之黑，何谓厚、何谓黑……
前文说过，这位仁兄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即使没有读过《三国志》，也一定听过《三国演义》，李宗吾讲的人物和故事全是他晓得的，但这样来分析人物和故事却是第一次听说，一时竟被吸引，听得津津有味。
李宗吾见他如此专注，猛然站起来，一拍桌子，厉声问：“姓罗的，你生平做事，有成有败，究竟你成功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失败的原因，又在什么地方？你摸着良心说，究竟离脱这两个字没有？快说！快说！不许迟疑！”
姓罗的仁兄听了李宗吾的话，如雷贯耳，呆了很久，叹口气说：“还真是没有离脱这两个字！”
李宗吾在四川高等学堂还有一个好友名叫杨泽溥，也曾参与拿出银元来建旅省叙属中学。民国初年，在李宗吾发表《厚黑学》不久，杨泽溥被任命为雅州官监督，临去上任前，约几位同学朋友小聚，向他们请教上任后该如何开展工作。
李宗吾当仁不让推广他的新学说：“此等事有何办法？一言以蔽之，‘拿钱而已’！你依着我发明的那种学问，放手去做就是了。”
杨泽溥连连摆手：“不敢不敢！”
廖绪初也皱着眉头责备李宗吾：“宗吾，你只知道开玩笑！真是！”
不久后，杨泽溥解款回成都，对李宗吾说：“西征兵至雅州兵变，到处抢劫，城内有哥老会首领，我赶急请他来。他拖一把高椅子坐在门口，乱兵至，即麾之去，公款无丝毫损失。次日，我办鱼翅宴酬谢那位首领，但此等费不能支用公款，只好自垫。”
李宗吾叹道：“泽溥，你干些什么？财神菩萨进门，你都要驱他出去吗？乱兵不来，还该磕头请他们来，只要他们进来走一遭，即可报十万八万的损失，终身就吃着不尽了。我发明的学问，至好的朋友先不去照着干，将来我这一个教还能行得通吗？”
一席话，举重若轻——古往今来，有多少官员靠着这一招发财？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害怕李宗吾的厚黑学了：满嘴仁义道德是用来愚民的，谋私的勾当必须在暗地里做，而且做了也不对外说，同道中人彼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就像玩魔术，行内的人都知道机关在哪里，却不对外人道破，这样玩魔术的人才可以一直玩下去，而且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但玩厚黑也和玩魔术一样，是需要天分的，杨泽溥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天分。那个时候，雅州关薪俸微薄，杨泽溥是带着家眷上任的，要养活一家老小，还要资助故旧，日子自然过得紧紧巴巴，到卸任的时候，一算账，居然还欠了800元公款，只得央求朋友出头帮他在银行贷款，结果这笔贷款他到死也没还完，连累了那位帮他贷款的朋友不得不帮他还账。
杨泽溥死的时候一无所有，连棺材都是在好友中集资才买来的。临入殓，李宗吾抚着这个不厚也不黑的好友大哭：“泽溥！泽溥！别人做官，朋友亲戚都沾光；你做官回来，睡在地下骗我们吗？”
这句话，振聋发聩，可惜，却难得有人能听懂。
多年后，有朋友对李宗吾说：“雅州关的关税，自民国元年至今，以泽溥任内收入最丰。”
李宗吾叹息道：“公家的收入自然是多了，又谁知道当年经手者的状况一至于此呢！”
更让世人汗颜的是，这样一位不厚不黑的好官，却几乎被时人和后人遗忘，而关于他的更多资料却还是李宗吾记录并保存下来的。
受廖绪初廉洁风范的感召，李宗吾为官期间也免不了做出一些见贤思齐的壮举。
审计院裁撤后，李宗吾被财政司委任为重庆关监督，他立刻像当年廖绪初辞任审计院次长一样，退回了委任状。重庆关监督可是个肥缺啊，他为什么不干呢？财政司于是派刘公潜来劝说，可还是没有效果。这位刘公潜是李宗吾在四川高等学堂读书时候的同学，和杨泽溥的关系也一向很好，杨泽溥在雅州关上卸任时，出头在银行帮忙借钱、杨泽溥死后又帮忙还钱的，就是他。
再次接到委任状，李宗吾看见自己被任命为四川官产竞买处的总经理，他不好再推辞，但却提出要求减薪——这一点，也和当年廖绪初干着次长的活儿，只拿科长的薪俸异曲同工：当时，四川官产竞买处总经理的薪水是200元，直到为他减到120元，李宗吾才去上任。不过，李宗吾并不想让人把他想象成“正人君子”，嬉笑着对人说：“当时我不知道银元是用得的，可算害了幼稚病；幸而重庆关监督没有就，否则不知道还要闹些什么笑话！”了解他的人，晓得他和张列五等人一起筹集银元创建旅省叙属中学的事情，自然听得明白他是在调侃，而那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人根本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还当他在插科打诨。
不过，李宗吾就职竞买处以后不久，就因为官产突然被称不能竞买而改任四川官产清理处处长。到了1913年冬天，又说官产也不能清理，连四川官产清理处也被裁撤了。那时候是没有终身制、编制之说，没有官做的时候，就是民。李宗吾于是“无官一声轻”，打算回自流井老家去。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回家的盘缠，只得找同乡陈健人借50元银元。陈健人回信说，他现在也没有钱，不过好在李宗吾要的不多，他可以帮忙转借，凑齐了就送来，并在信末附了一首诗：
五十块钱不为多，
借了一坡又一坡。
我今专人送与你，
格外再送一道歌。
李宗吾没了官职却并不失落，读了这首诗，苦中作乐，立即回信说，捧读佳作，大发诗兴。奉和一首，敬步原韵。辞达而已，工拙不论。君如不信，有诗为证：
厚黑先生手艺多，
哪怕甑子滚下坡。
讨口就打莲花落，
放牛我会唱山歌。
这首诗写好后，李宗吾意犹未尽，又作一首：
大风起兮甑滚坡，
收拾行李兮回旧窝，
安得猛士兮守沙锅。
出了成都东门去石桥赶船，望见江水滔滔，李宗吾又来了诗兴：
风萧萧兮江水寒，
甑子一去兮不复还。
就这样，他一路唱着《去官吟》，两袖清风地回自流井老家了。
不过，回家没多久，阴历年刚过，也就是民国三年正月，他就被再次启用，担任了富顺县视学，也就是后来的教育局局长。可到任不过十天，他又接到电报赶往成都，成为省立第二中学的校长，一年多之后，他再次调任省督学。1918年，廖绪初任省长公署教育科长，李宗吾任副科长，1919年冬天，两人都辞了职。1920年之后，经历了宦海沉浮的李宗吾彻底退出了官场，回自流井研究他的厚黑学。就是在这一年，李宗吾从学理上对厚黑学进行了补充完善，写下了被吴稚晖誉为“千古不灭之论”的《心理与力学》。至此，李宗吾的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2月和3月间，李宗吾在报上发表《厚黑学》。那时候，他的同学张列五任四川副都督。
有一天，张列五见着李宗吾，对他说：“你疯了吗？什么厚黑学，天天在报上登载，成都近有一伙疯子，巡警总监杨莘友、成都府知事但怒刚，其他如卢锡卿、方琢章等，朝日跑来同我吵闹，我将修一疯人院，把这些疯子一齐关起。你这个乱说大仙，也非关在疯人院不可。”
李宗吾笑着回应他说：“噫！我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你把我认为疯子，我很替你的甑子担忧。”
“替你的甑子担忧”是地道的四川话，相当于普通话里“担心你的饭碗”。在那样的官场，不念为官的厚黑经，官还做得久吗？官做不久，饭碗自然也就保不住了。
李宗吾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张列五改任民政长，袁世凯调他进京，他就把印交了——交了印，自然也就丢了官。第二天见到李宗吾，张列五对他说：“昨夜谢慧生说：‘下细想来，李宗吾那个说法，真是用得着。’”
李宗吾拍案叫道：“田舍奴，我岂妄哉！疯子的话，都听得吗？好倒好，只是甑子已经倒了。今当临别赠言，我告诉你两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1913年（也就是民国二年），讨袁失败后，李宗吾在成都见着隆昌黄容九。黄容九问了李宗吾的姓名，惊愕地说：“你是不是讲厚黑学那个李某？”
李宗吾说：“是的，你怎么知道？”
黄容九说：“我在北京听见列五说过。”
李宗吾想，张列五能在北京宣传厚黑学，一定研究有得，很为他感到庆幸。却不料又过了一年，到了民国三年下半年，张列五从天津寄了一封信给李宗吾，细说自己的近况，并说当局如何如何为难他，里面有一句“乞怜于心性驰背之人！”李宗吾读了，大惊失色，叹道：“噫！列五死矣，知而不行，奈何！奈何！”
果然，1915年1月7日，张列五被逮入京；3月4日，在北京被枪毙。
也就是在这一年，李宗吾开始担任四川省视学，后调任省公署教育科副科长——担任科长的是李宗吾的同学加好朋友廖绪初。不过，三年多之后，也就是1919年末，李宗吾的甄子也出现了问题：科长廖绪初辞职，政府让李宗吾代理科长，李宗吾坚辞不就，回乡下去研究厚黑学了。
1921年，李宗吾再次出任省视学，上任伊始，便碰上了一个棘手的案子，而这个案子也为后人了解厚黑教主如何活学活用厚黑学提供了一个标本。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位姓王的校长受嘉陵道尹委任前往遂宁省立第三师范就职，一到任就被学生痛打了两顿，关押起来；县知事带着一个姓李的狱管员和若干队丁到学校要人，与学生发生冲突，各有所伤；后经驻军当地的范司令营救，王校长才得以离开学校。期间，王校长前后多次致函省署教育科，却前言不搭后语，让人不知所云。于是，省署教育科科长便让李宗吾借查学之便，去调查一下。
接了这个看不出水深水浅的任务，李宗吾出了成都，一路往川北而去。刚到龙泉驿，迎面遇到两个学生。学生看到李宗吾行李上的标记，知道他的身份，对他说：“我们是三师的学生代表，校中听说先生重任省视学，素知先生办事认真，主张公道，我们受了黄道尹和王校长的蹂躏，非先生来，我们的冤是不能申的，所以，特派我二人前来欢迎，并到省署议会请愿，今既相遇，请从速前往。”说完，继续往成都方向去了。
李宗吾和那两个请愿的学生分手后，途经乐至，解决了当地县学的学款纠纷之后，到了遂宁。
住进省立三师当晚，李宗吾接到已经被撤职查办、暂时还住在县署内的遂宁知事派人捎来的口信：“明早定准起赴重庆，请今晚到署一谈。”不过，因为时间太晚，李宗吾没有赴约。
第二天一早，就有学生代表来请李宗吾：“我们要开欢迎会，请先生去一下。”
李宗吾说：“查学是我的职务，不能说欢迎才查。此种会我不能到。”
学生改口说：“我们有话陈述。”
李宗吾这才随着学生去了。听罢学生诉说冤屈，他表态一定会根据学生说的这几项去查，并要求学生恢复正常上课秩序。当时，学校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自己成立了一个自治会，主持全校事务，所有教职员工进进出出都要经过自治会的同意。有一位张老师家人生病，请了五次假都没能出去。不过，学生毕竟是要学习的，现在听李宗吾这样说，很快就恢复了教学秩序。
安抚好学生，李宗吾这才急匆匆去县公署。新知事姓赵告诉李宗吾，他的前任已经动身了。李宗吾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码头，好歹赶在开船之前见到了旧知事。
旧知事说：“你来得正好！我的队丁受伤若干人，学生只有一人是枪伤，余均木器伤。这是混打之际，学生开枪误伤自己人，反诬说我的队丁开枪，因受撤任处分，我当赴重庆申诉。”
李宗吾问：“据我所闻，学生打校长是实，开枪则是队丁，学生哪有枪来？”
旧知事说：“有外国医生可证，医院伤单注明是土炮伤，县公署哪得有土炮？我已经把伤单取下，带到重庆与学校打官司就是了。”
旧知事拂袖而去之后，李宗吾回到县署，把自己从各处听来的意见和自己的分析全盘托出，与姓赵的新知事结成同盟，一同到医院，调查伤单事宜。医生拿出英文伤单告诉他们，受伤的学生和队丁大都是被木器所伤，只有一个学生的腿上有子弹擦伤，没有人被土炮所伤，旧知事也没有来拿过伤单。
第三天，学生跑来询问进展情况，要求之后李宗吾写的调查结果必须经他们看过才能发往省属。李宗吾正颜厉色地回答，他是受政府委派来查案的，查错了，可以撤职、可以判刑，但在调查结果没有上报之前，不要说是现场的学生，就是省长也不能干涉。学生担心李宗吾悄悄地把调查结果报上去，偏袒王校长，一时间群情激奋。眼看学生又要动武，李宗吾赶紧息事宁人，对学生们说，这个案件有两个要点：一，你们说知事开枪，知事说你们开枪；二，王校长说你们打了他，你们说没有打他。只要把这两点弄明白，其余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然后，李宗吾明明白白地告诉学生，他已经和赵知事议定了“排难解纷”的宗旨，并去医院了解了伤者的情况、勘察了学生和队丁冲突的现场，有证据说明是队丁从外往内射击。学生们当即请来赵知事询问，证实果然如李宗吾所说。
学生们于是向李宗吾道歉。李宗吾趁热打铁，为学生争取到了因为这件事情被停发的经费。一来二去，李宗吾和学生的关系日渐密切，终于弄明白了整个事件背后的真相——事情全由争夺校长之位而起。
最初，A任校长，任命自己的同学B做教务。
B利用有军队经过遂宁，刻意钻营，谋求校长职位，A不交，B便使了些手段，找些士兵来殴打侮辱A，终于还是当了校长。B当了校长，聘请同学C当教务。
C耍了同样的手段赶走B，自己当了校长，却又聘请A当了教务。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不过是ABC三人争夺校长的马前卒和牺牲品。A当了教务，自然不放过B，两人正在冲突，王校长来了，问C：“你是哪里委派的校长？”C说：“学校起了风潮，县知事请我维持现状，已呈请上峰加委去了。”王校长说：“省立学校的校长，道尹不能委，县知事反能委吗？”
两个校长，一个是县知事委任的，有县知事撑腰，拒不交出校长印；一个是道尹委任的，不能上任，就在当地机关活动，博得同情以期援助，并无意间和B见了一面。于是，学生之间开始传言，说王校长要聘请B做教务。B本是被学生在A的组织下赶走的，学生们自然害怕他回来公报私仇，于是竭力抵制。
王校长在遂宁住了一段时间，见不能接任，回成都去说明缘由，上面于是电令知事，勒令他督促C交出校长印。当时，C正带着校长印和全校学生在安岳旅行，途中得知消息，知道大势已去，便带着印跑掉了，把学生留给A和其他教员。师生从安岳回来，快到学校时，A集合学生演讲，说：“你们到了学校，抓住王某就打，打死了我负责。”还说，“当今之世，读书何用？事情闹翻了，我帮你们各人买一杆枪去办招安军。”于是，学生回到学校闯进办公室，抓住王校长就是一顿暴打。
这就是王校长挨打的根本原因。
更可笑的是，学生们打了王校长之后，还搜走了他的私章，以他的名义通电各处，所以，省署教育科收到了那些莫名其妙的电文。在其基础上，学生们还想办法让全体教职员联名撰写电文，诉说王校长如何卑污、道尹如何违法、知事如何蛮横、学生如何受屈……这些电文当即成为成渝两地的报纸报道学潮的第一手资料。
在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之后，李宗吾又和赵知事一起分别见过学校老师、王校长、姓李的狱管员、范司令的书记官等，一一核实后，再将遂宁各政府机关代表请到县署，先问他们当日的情况，见他们吞吞吐吐的，便说：“案情我已经查明，先让我说，看看有错无错。”于是他说了整个过程：当日学生把王校长打了一顿关押起来，旧知事去说不放，转请各位去说；第二次学生又把王校长吊起来打了一顿，各位担心校长有性命之忧，才请范司令营救。他说完，在座的各位都说丝毫不差。李宗吾于是宣布结论：“旧知事说学生开枪打队丁是冤枉的，王校长说学生打了他是确实的……他们安分守己、听候解决，李省视学自可笔下超生，如果敢于捏造黑白、妄发文电，拿对付黄道尹和王校长的手段对付我，我是不受的。”
散会后，李宗吾当即借重庆有公事离开了遂宁。一到潼南，他就将呈文交了上去。在陈述完整个过程之后，他说，关于校长被殴一事，他手上有足够的证据，但他向证人保证过，除非上了法庭，是不会公开证人姓名的。最后，李宗吾给出个人意见：学生们是青年才俊，不必绳之以法，最好网开一面；旧知事已经撤职，不予深究；校长C拒不移交，酿成重变，是罪魁祸首；王校长德才兼备，应予重用。
很快，此案尘埃落定：另委校长，令其查明行凶学生；李宗吾交出证据，以便转给法庭；黄道尹查明主使者，逮捕归案。
果然，黄道尹查明了主使者是A和C两人，但那两人自有手段，通缉令很快就取消了，而李宗吾也始终没有把证据交上去。至于行凶的学生，倒是很快就有了着落：拿几个早已经被开除的学生来当了替罪羊。
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潮，最后就这样收尾了。其结果真的应了李宗吾去查案前说的一句话：我是来帮助他的，不是去抓强盗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查学多年，从不主张轻易换人，他的使命始终是帮助地方解决困难、整顿教育。
在1923年（民国十二年）下学期于成都召开的“新学制”会议上，李宗吾和几位省视学、多名会员联名提出了考试案，但开会讨论时，没有被通过。会后，李宗吾单独呈文，列举了16项理由，主张各校学生毕业应由政府委员考试，省属准许他在原籍富顺试办，于第二年暑假进行，然后在川南各县推广。
1924年暑假，李宗吾从成都赶到叙府（现宜宾市）主持叙府联立中学的期末考试。结果，考生因为没考好怨气冲天，校方因为空降长官也很不爽，李宗吾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第二年冬天，他居然又到叙府来主持毕业考试。
不受欢迎是必然的，但考试还要继续。李宗吾制定了极为严格的考规：各种试题，必须由他审核；各班复习，不许提示考试范围；考试期间不许夹带传递，不许交头接耳，违者，该科成绩以零分计，不得毕业；考生混合隔离编号，相互间隔三四尺；除监考老师外，还有叙府学界的大佬们在考场中来回监视。
一时间，参加考试的160多个毕业生如临大敌。
第一场考植物，内容涵盖学生四年所学的动物、植物、矿石、生理等全部课程，不仅题量大，而且刁钻古怪，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急得抓耳挠腮，不知道从何落笔。从考场走出来，各个见面都说没有及格的把握，便有人开始喊出了“赶走李宗吾”的口号。考生立即响应，派代表到校长办公室请愿。偏偏出面接待考生代表的监学曾经被李宗吾训斥过，此时选择了对学生的要求未置可否的态度。考生等于得到了校方的默认，胆子更大了。但李宗吾却丝毫没有觉察，依然全身心放在准备考试上。
第二场考英语，没有及格希望的考生还是要占大多数。不能及格，就不能毕业，就拿不到文凭，不但学费等于白交，还无颜见江东父老，考生们对李宗吾更加怨恨。
当天晚上，熄灯号吹过不久，学生们悄无声息地涌向宜宾东街文庙后殿启圣祠的联中分校李宗吾的住处。
学生们早已摸清，李宗吾住右房，他的四个轿夫住左房，握着木棒、扛着球杆分兵两路：左路对付轿夫，搬来桌椅，将左房大门堵死，轿夫听到响动，开门打探，迎头就碰上一排棍棒，吓得缩回头，不敢哼一声。右路对付李宗吾，一人将球杆从窗孔伸进去，黑暗中戳翻了桌上的煤油灯，李宗吾被惊醒，大喝：“谁？！”学生们听到声音，更加确证是李宗吾，也不回答，立即破门而入。
学生们将李宗吾从被窝里拖出来，摔到地上。李宗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成了“众矢之的”，被一学生狂扁，屋里的东西自然也不能幸免，全被撕得稀烂。学生的动静实在太大，把住在附近的校工惊醒了。学生们见有校工跑来，不敢恋战，纷纷择路而逃。校工赶到时，房间里只剩下浑身哆嗦的李宗吾，还有一些破衣烂布、木棒球杆，学生一个都不见了。
李宗吾请来宜宾知事，一方面验伤，一方面将那些木棒球杆存案备查。第二天早晨，李宗吾又将校长请到床前，口授电文，历述经过情形，由校长写下来呈报上去。电文的结尾说：“自经此次奉动，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厉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
伤没养好，李宗吾就宣布继续考试，勒令全体学生，一律考试，不许一人不参加，就是打他的学生也不例外。这一次，学生无计可施，只得规规矩矩地应考。
李宗吾挨打后，为说明考试的必要，特地写了一本《考试制之商榷》，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
李宗吾挨打十年后的1932年，教育部将中小学会考制度颁令全国，但如春雪一般很快就融化了，到1936年，就连四川各县也一律禁止小学会考，李宗吾在四川教育界的痕迹从此如雪上履痕，消失得无影无踪。
1927年（民国十六年），李宗吾终于发表了他的重要作品《我对圣人之怀疑》。这篇文章在厚黑学发表后不久便写好了，但因为厚黑学带来的影响波澜壮阔，李宗吾没有拿出来发表。
关于这篇文章，李宗吾说：“我先年对于圣人，很为怀疑，细加研究，觉得圣人内面有种种黑幕，曾做了一篇《圣人的黑幕》。民国元年本想与《厚黑学》同时发表，因为《厚黑学》还未登载完，已经众议哗然，说我破坏道德，煽惑人心，这篇文字，更不敢发表了，只好借以解放自己的思想。现在国内学者，已经把圣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中国的圣人，已是日暮途穷。我幼年曾受过他的教育，本不该乘圣人之危，坠井下石，但是我要表明我思想的过程，不妨把我当日怀疑之点，略说一下。”
李宗吾在这里交代的，是他写《我对圣人之怀疑》的时代背景。而他在文中的一些提法，却至今依然如暮鼓晨钟，令人振聋发聩——“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和当时众多反传统声音伴随着的是政治和经济目的不同，李宗吾的这些声音是纯理性、纯学术的，没有掺杂任何利益成分。这一点，让李宗吾的思想经过大浪淘沙依然在今天闪光，也让李宗吾的思想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没有被主流化过。
自从李宗吾的厚黑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后，各种声音便纷至沓来，读者（包括那些根本没有读原文，只看了标题或者听人说起过的读者）总是以各种方式来找李宗吾研讨。李宗吾的态度一向很明确：一直在应对，从来不逃避。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1月10日，窦枕原先生在《成都快报》上发表了他的署名文章《读〈厚黑丛话〉与〈厚黑学的基础安在〉后的意见》。文章中说：“《厚黑丛话》是李先生宗吾宗自己的意见写的。《厚黑学的基础安在》，是客尘先生批评厚黑而写的。我呢，因为站在壁上观的立场，不便有什么言论，来判定谁是谁非，但我亦不是和事老的鲁仲连。我的意见便是请求两先生的文章，按月刊成单行本，露布书店，使阅者得窥全豹，同时又可使阅者有研讨的可能。愚见如此，不知你们的尊意怎样？”
同样是在这一天的《成都快报》上，还刊登了客尘先生的《答枕原先生兼请教读者》。文中说：“出单行本却不敢有此企图，最大的原因，便是囊空如洗，一钱莫名，并且文字是随便写的，异常拖沓拉杂……”
七天后，李宗吾针对这些意见在《华西日报》上发表的自己的意见。
关于窦枕原先生的主张，他表示极端赞成，并决定每两月刊一册，现在已经将8月1日到9月30日期间发表在《华西日报》上的《厚黑丛话》整理好交付印刷了，不久便可以出版，其余的，也已经有了出版计划，会陆续与广大读者见面。
关于客尘先生不愿意出单行本一事，李宗吾表示，他自己打算编撰一部《厚黑丛话之批评》，具体出多少本，视批评文章的多少来定，目前已经确定收入的包括《成都快报》11月10日刊载的窦枕原先生《读〈厚黑丛话〉与〈厚黑学的基础安在〉后的意见》、客尘先生的《答枕原先生兼请教读者》，《新四川日报》10月13日刊载的子健先生的《健斋琐录》因为涉及到对厚黑学的批评，也打算录入。至于客尘先生的《厚黑学的基础安在》，李宗吾则在文中表明，希望作者自己费力整理，力求短简明洁，在报上重新发表，以便刊行。要是依然长得很，只好如窦枕原先生所言，请客尘先生自印单行本。
关于客尘先生在《成都快报》上宣称要向李宗吾进行总攻击，李宗吾认为，既然是总攻，就应该无所不攻，但客尘先生写了那么长的文字，却只攻击李宗吾的“厚黑救国”四个字。李宗吾说，他的作品里像这样的字很多，烦请客尘先生每天围绕一点，简简单单写出数百字，一天登完，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不必用《厚黑学的基础安在》那种写法，定一个大题目，每次登一两千字，几个星期都没有登完，显得拖沓拉杂。
文章最后，李宗吾恭请所有批评者也能这样做。
《宗君臆谈》流传到北平后，有人想单独翻印其中的《厚黑学》，在征求李宗吾侄儿的意见时说：“你家伯父，是八股出身，而今凡事都该欧化，他老人家那套笔墨，实在来不倒。等我们与他改过，意思不变更他的，只改为新式笔法就是了。”
李宗吾得知这件事情后，立即用最快的方法发了一封信过去，说：“孔子手著的《春秋》，旁人可改一字吗？他们只知我笔墨像八股，殊不知我那部《厚黑学》，思想之途径，内容之组织，完全是八股的方式，特非老于八股者看不出来。宋朝一代讲理学，出了文天祥、陆秀夫诸人来结局，一般人都说可为理学生色。明清两代以八股取士，出了一个厚黑教主来结局，可为八股生色。我的厚黑哲理，完全从八股中出来，算是真正的国粹。我还希望保存国粹的先生，由厚黑学而上溯八股，仅仅笔墨上带点八股气，你们都容不过吗？要翻印，就照原文一字不改，否则不必翻印。”
却不想，那时候的出版人也和现在的同行一样“敬业”，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并不会在乎作者的意见——李宗吾拿到书，看见人家作了修改，愤慨而又委屈，为了不至于贻误后学者，只得写篇文章做一个声明：北平出版的《厚黑学》是赝本。
在声明中，作者很负责任地告诉出版人和读者诸君，一般地来说，每一种专门的学问都对应有一种专门的文体，就像《论语》的文体和《春秋》不同，《老子》的文体和《论语》不同，佛经的文体和《老子》又不同。究其原因，在心为思想，在纸为文字，专门学问之发明者，其思想与人不同，故其文字也与人不同。
见得到、写得出、看得懂，这是李宗吾写文字的三个要件。他提起笔来的时候，只知道要把心里想的写出来，完全不考虑什么文法，也不去想什么文言白话。人家看了，问他：“写的是什么文体？”他很爽快地回答说：“厚黑式文体。”
李宗吾从来都不避讳自己对把八股文的偏爱，一直都谦虚地承认，虽然自己埋头学习几十年，但也只能算是从八股学校修业，还算不上毕业。他认为，章太炎的文字，属于韩慕庐一类的八股；严又陵的文字，属于管韫山一类的八股；康有为的文字，属于“十八科闱墨”一类的八股；梁启超的文字，属于“江汉炳灵”一类的八股……而他自己的文字，则不过是小试场中的截搭题一类的八股。
从1927年到1934年，李宗吾先后在刘文辉、刘湘的军中担任顾问及编纂委员，同时还在四川大学做兼职教授。
1935年2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川政统一。随即，蒋介石、刘湘开始着手整顿川省军政，李宗吾改任省府政闻编审委员。1938年5月，四川省政府改组，撤销政闻编审委员会，另外成立一个编译室。这个编译室包括李宗吾在内只有五个人。不久，因为紧缩编制，李宗吾失去了他的“甄子”。
这一次，李宗吾彻底退出了官场。
厚黑教主下岗了，原因是什么呢？
李宗吾有一位同事名叫徐庆坚，多年后提起这件事情时，终于揭开了谜底：当时紧缩编制，某人乘机设法改调；某人乘机兼任新检所主任；编译室主任某人兼任了一家机关报的社长；徐庆坚自己则兼任了另一家机关报的总编辑，因为老乡朋友帮忙留了下来。这几个人里，李宗吾没有某主任脸厚、不如某新检所主任心黑，既没有跑路子也没有找关系，离开的人自然就非他莫属了。
却原来，厚黑教主下岗的原因，竟在于他不黑不厚！
然而，这不过是“下岗”、失去“甄子”而已，李宗吾那时候却并没有离开成都。直到1939年3月，李宗吾在他六十大寿时发表了《厚黑教主六旬晋一正文启》，被当局以“危害世道人心”为由下令通缉。4月，他由省城悄然返回故乡自流井，隐居小竹湾。
从1909年接替王简恒担任富顺中学校长，1911年被四川提学司调任为小学检定员，1914年出任富顺县视学、随后调任省立第二中学（今江油市中学）校长，1915年任四川省视学，1918年任省公署教育科副科长，1921年再次出任省视学，1927年当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四川分会董事……一路走来，李宗吾曾经两次去官返乡。这一次，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李宗吾有一个叫王善生的学生常常看到老师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发呆。每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王善生都会走过去和老师打招呼，跟他攀谈。
有一次又在公园见到老师，王善生问：“先生，您读书渊博，思辨精辟，为什么不融经铸史、驰骋正轨，偏要骖情孤癖，独遁左道呢？先生说的厚黑两个字，不过是玩弄逻辑，混淆训诂。”
李宗吾回答说：“你说我走的是左道，却不知道这正是我的达道。所谓的达道，乃天下一二等英雄才走得通。一等为刘邦，为了要当皇帝，可以目视父母就烹而请分羹一杯。二等英雄如李世民，为了要当皇帝，忍于杀兄杀弟。三等则南奥赵佗，始欲割地自雄，终而俯首就范。第四等则虬髯客，远走高飞，自辟一国。你所称的大学者，融经铸史，不过为一二等英雄耳，且他们正是为一二等英雄涂脂敷粉。三等学者，或研一子，或作小说，自以为割地矣，其实一如赵佗，如不俯首就范，不跟好一二等英雄之后，终亦不能自存。此三流的学术领域，皆无我插足之地。我不愿为一二等英雄，也不愿俯首一二等英雄，我只好远走高飞，不与人争道。你知道么？厚黑学者，我之‘海外扶桑国也’。”
一番话，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如此寂寞的思想家。
李宗吾知道自己是成不了经世济用的大英雄的，也知道自己绝对成不了为大英雄涂脂抹粉的学者，于是，在看透了云卷云舒、潮起潮落之后，选择了寂寞。
热闹从来不属于真正的思想家。
老师的这个特点也影响了他的学生：王善生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读书认真、治学严谨，而且终身勤勉、低调。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国就有三分一的领土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华中、华北的日军对南京形成了半包围状态。迫不得已，南京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于是，四川迎来了近代史上一次浩大的移民潮，内迁的移民中，不仅有政府官员、各事业机关人员、沦陷区工商界人士，还有文化名人、西上求学的学生、产业工人和难民。
这些人里面，有一位名叫南怀瑾的年轻学生，他入川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学武功打日本人，所以到成都后，遍访武林高手，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少城公园。少城公园是成都各进步团体演讲、演出、聚会、募捐的首选之地，当地贤达爱在那里聚会摆龙门阵。当时，“高高的个子，背稍稍有点驼，戴一顶毡帽，面相很特别，像一个古代人”的李宗吾因为考试制在四川被全面肃清，闲来无事也常去那里喝茶，南怀瑾很快便和他认识了。
李宗吾是1879年生人，南怀瑾是1918年生人，两人差着近40岁。李宗吾那时候的习惯，和人喝茶摆龙门阵，三句话不离“厚黑”，跟南怀瑾交往也不例外，一来二去自以为熟络了，就把一个“快速成名”的秘诀告诉了这个后生小子：
“我看你这个人有英雄主义，将来是会有作为的，不过，我教你一个办法，可以更快地当上英雄。要想成功、成名，就要骂人。我就是骂人骂出名的。你不用骂别人，就骂我，骂我李宗吾浑蛋、该死，你就会成功。不过，你额头上要贴一张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纸条，你的心里要供奉我厚黑教主李宗吾的牌位。”
几十年后，南怀瑾已经很出名了，但还是很谦逊地自认为没有按照李宗吾的这个办法做，算不得成名。不过，估计当时在旁边听的人比较多，以至于这个“秘诀”被泄露了出去，被一些有天赋却又没有正式向他磕头的“厚黑”弟子偷学了，结果几十年来用此方法出名的人层出不穷。
但按照“厚黑”三境界来推断，这些人只到了“做得说不得”的境界，不过刚刚入门，却不肯下功夫继续深造，偷师学艺，完全没有将“厚黑学”琢磨明白，才得了些皮毛就急不可耐地“扯大旗当虎皮”，出来闯荡江湖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李宗吾和南怀瑾认识两年后，他们的另一次和银钱相关的交往。
南怀瑾因故去自贡，办完事情后发现身上没有盘缠，回不了成都，一时很是着急。后来，想到这里是李宗吾的老家，便问着路找上门去。
“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个时候，李宗吾正处于人生的低谷，连当地一些奸商痞子也时不时地骚扰他，所以，一见南怀瑾这个从成都来的“下江人”、有为青年，真是又意外又高兴。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马上安排家人去院子里抓鸡、去河里捞鱼、去园子里摘菜，做了一桌子低碳环保纯绿色的正宗川菜招待来客。
南怀瑾吃了饭喝了酒，便开口借钱：“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回成都没有盘缠。”
李宗吾问：“缺多少？”
“十块。”南怀瑾说。
李宗吾听了，站起来转身进屋，一会儿拿了一个包袱出来，递给南怀瑾。
南怀瑾掂量了一下包裹，感觉里面不止十块，就问：“是多少啊？”
“二十块。”李宗吾说。
南怀瑾赶忙说：“多了。”
“你拿去吧。”
“我不晓得啥时候能还。”
“用了再说。”
南怀瑾不再推辞，把钱收下。果然，他后来一直没有机会还李宗吾这二十块大洋。
南怀瑾后来撰文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总结说：“从我借钱这件小事来看，厚黑教主的为人道德一点儿也不黑，甚至是很诚恳、很厚道的。”
假设我们自己是行走江湖的好汉，到了卖马、当锏的落魄境地，猛然想起此地有一个见过两面、不生不熟的故交，惴惴不安地上前叩门，饥寒交迫、面有菜色地站在人家面前，心里还生怕人家关门放狗，人家却迎上前来就是一个拥抱，然后牵手领进大堂，端上鸡鸭鱼肉招待，青梅煮酒，历数天下英雄，慷慨说起江湖上的血雨腥风，是何等畅快的事情？更何况走的时候还扔来一个装有银钱的包裹，呼着：“兄弟尽管拿去便是，还字休提。”
这样一来，自然会心生豪情，忍不住又想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曾经在多个城市、多种场合开展过的关于“侠义”的讲座，像《孔庆东看金庸小说中的侠义》、《侠义与人文》、《儒家文化与侠义精神》等等，无一不在告诉我们：“侠”不只是武艺超群、劫富济贫的人，更是思想品质无与伦比的优秀的人，在他心中装的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奉献精神。真正的侠，从小事做起；真正的侠，隐姓埋名；真正的侠，忍辱负重；真正的侠，无私奉献；真正的侠，舍己为人；真正的侠，胸怀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宗吾是完全当得起这个“侠”字的。
1938年，复旦大学“八怪”之一张默生到了重庆青木关，一天，他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厚黑学》，信手一翻，便被吸引住了，于是买了一本回去细读。读得酣畅淋漓，又去买了李宗吾的《中国学术之趋势》、《心理与力学》等，并于当年8月，给李宗吾写了一封信。
张默生当时并不知道李宗吾的地址，便把信寄给了经常发表李宗吾文章的《华西日报》，希望报社能转递。既然是转递，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对方能不能收到也未可知。所以，信发出后，张默然也并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转眼到了1940年2月，张默生忽然接到了一封李宗吾从自流井寄来的回信，顿时喜出望外。
李宗吾在信中说，你的来信早收到了，非常感谢，但不能破坏我从不与生人通信的信条，你的信我的老朋友们也反复看过，一再催我回信，我这回破例回信，只是迟了半年。
张默生得到李宗吾的回信后写了一封长信回去，和李宗吾探讨厚黑学。此后二人便书信往来不断，除了讨论学问外也互相关心对方的生活，成了莫逆之交。李宗吾还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后面注明：凡读者来信，一律由张默生收转。他告诉张默生，凡读者来信，你可先行拆看，然后转给我。
有一次，张默生劝李宗吾写自传，李宗吾回信拒绝了，他说：“学者可以写自传，教主则不可写自传，孔子有自传吗？老子有自传吗？”话虽这样说，李宗吾最后还是写了两万五千字的《宗吾自述》给张默生，为张默生写《厚黑教主传》提供了可靠资料。
张默生第一次面见李宗吾，是在1941年12月初的一天。
那天，张默生正在房中和家人一起吃午饭，忽然听见一阵敲门声，还有人大声在外面说：“厚黑教主来看张默生！”张默生急忙去开门，却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老翁领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寒暄之后，知道来人果然是李宗吾，那年轻人是他的孙子。神交已久，初次见面，二人都惊喜莫名。酒饭后，张默生把李宗吾祖孙二人安排在青木关的旅馆中，天天到那里去找李宗吾，上下五千年、国家、个人、学问、著作，无话不谈。张默生在复旦大学任教，复旦大学迁到四川后校址在北碚，张默生每周要从青木关去北碚上三天课。每逢要去上课，张默生就打算请假陪李宗吾，李宗吾说：“我陪你去北碚，我在那儿的旅馆等你，课余时间你到旅馆来谈，上完三天课后我再陪你回来。这样，谈话上课两不误。”两人于是就这样相处了七八天。
张默生再次见到李宗吾，是在1943年春天。
这一次，李宗吾是应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之邀，到北碚来讲学的。好友再次相聚，更是无话不谈，张默生几乎天天请李宗吾到家中吃饭。不过，这次见面张默生发现李宗吾只是喝酒，很少吃饭，人也苍老了不少，便劝李宗吾回乡静养。李宗吾接受了张默生的劝告，二人分别时，执手相看泪眼，很是恋恋不舍。
张默生说：“我将站在志不同道不合的立场上，为你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作一部十万余言的大传，来报答教主不远千里而来的枉驾！”
李宗吾感激地说：“这样，我可以死矣！”
这是他们之间说的最后一句话，当年秋天，确切地说，就是1943年9月28日，李宗吾在老家自流井病逝。
不久，张默生完成了《厚黑教主传》。
南怀瑾在他的《回忆李宗吾》中认为：“李宗吾造孽太大了，骂了那么多人，有些年轻人读了他的厚黑学，真的照着脸厚心黑去做了，又害了不少人。我只有念念金刚经，还他的债还他的情。后来听说他死的时候很安详，也算寿终正寝了。”
林语堂在他的《评李宗吾〈厚黑学〉》中认为：“世间学说，每每误人，唯有李宗吾铁论《厚黑学》不会误人。知己又知彼，既知病情又知药方，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受厚黑之牺牲者必少，实行厚黑者，无便宜可占，大诈大奸，亦无施其技矣……大哉孔子！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圣人绝了种，怪事也！然则近代之新圣人，其唯发布厚黑学之李宗吾乎！”
张默然在《厚黑教主传》中说：“直至九月三十日，报载自流井电：‘厚黑教主李宗吾已于九月二十八日逝世矣。’睹此噩耗，震惊不容自已！天丧我朋，呜呼痛哉！昔庄周过惠施之墓而叹曰：‘自夫子之死，吾无以为质矣！’我亦不禁由此同感！”
李宗吾在经营他建的“厚黑庙”时是不是收到了南怀瑾先生还的钱，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是不会喜欢听那些还债还情的佛经的。想想当年面对一位天主教主教的讨伐，他勃然大怒，奋起还击的往事，就很容易理解了。
思想家从来都是为后世而生的，当世之时曲高和寡原本是平常事，高山流水，有一个知音就足了，更何况那不止一个的知音里还有像林语堂先生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家？
李宗吾自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读《庄子》，这是他生性幽默的一个重要原因。《庄子》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的国都郢城有一个人，鼻子尖上溅了一点像苍蝇翅膀一样薄的白灰，请一个叫石的木匠为他砍去这点白灰。石抡起锋利的大斧头，呼地一下砍过去，把那人鼻子尖上的小白点砍得干干净净。而那人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地，鼻子一点儿都没受伤。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宋国国君的耳朵里，他派人把这名叫石的木匠找来，想让他再表演一遍。可是木匠却摇头说：“我确实用斧头削去鼻子尖上的白灰，但现在，能让我那样做的人已经死了。”庄子讲这个故事，是在惠施的墓前。他想告诉人们：“自从惠施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找到一位像他那样能与我进行辩论的人了。”
张默生先生将这个典故用在他的《厚黑教主传》末尾，可见其良苦用心。
世人都知道吃饭看人品、喝酒看人品、打牌看人品、小事看人品……却不知道，最能看人品的，是对他人的“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