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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学

经学到了六朝人的义疏,唐人的正义,实在比八股时代的高头讲章差不多了,实在不比明人大全之学高明了。自古学在北宋复兴后,人们很能放胆想去,一切传说中的不通,每不能逃过宋人的眼。

欧阳永叔实是一个大发难端的人,他在史学、文学和经学上一面发达些很旧的观点,一面引进了很多新观点,摇动后人(别详)。他开始不信《诗序》。北宋末几朝已经很多人在那里论《诗序》的价值和诗义的折中了。但迂儒如程子反把《毛诗序》抬得更高,而王荆公谓诗人自己作叙。直到郑夹漈所叙之论得一圆满的否定,颠覆了自郑玄以来的传统。

朱紫阳做了一部《诗集传》,更能发挥这个新义,拿着《诗经》的本文去解释新义,于是一切不通之美刺说扫地以尽,而《国风》之为风,因以大明。紫阳书实是一部集成书,韵取吴才老《叶韵》之说,《叶韵》自陈顾以来的眼光看去,实在是可笑了,但在古韵观念未出之前,这正是古韵观念一个胎形。

训诂多采毛、郑兼及三家遗文,而又通于礼学(看王伯厚论他的话)。其以赋比兴三体散入虽系创见,却实不外《毛诗》独标兴体之义。

紫阳被人骂最大者是由于这一部书,理学、汉学一齐攻之,然这部书却是文公在经学上最大一个贡献,拿着本文解《诗》义,一些陋说不能附会,而文学的作用赤裸裸地重露出来。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看出这些《诗》的作用来,却把这些情诗呼作淫奔,又只敢这样子对付所谓变风,不敢这样子对付大、小《雅》《周南》《召南》《豳风》,走得最是的路。偏又不敢尽量地走去,这也是时代为之,不足大怪。

现在我们就朱彝尊的《经义考》看去,已经可以觉得宋朝人经学思想之解放,眼光之明锐,自然一切妄论谬说层出不穷,然跳梁狐鸣,其中也有可以创业重统者。(文公对于文学的观念每每非常透彻,如他论《楚辞》、陶诗、李、杜诗常有很精辟的话,不仅说《三百篇》有创见)

又宋代人因不安于《毛诗》学,博学者遂搜罗三家遗说。例如罗泌不是一个能考六艺的人,然他发挥《商颂》为《宋颂》,《殷武》为颂襄公,本之《韩诗》(《韩诗》最后佚),而能得确证。

宋末有一伟大的学者王伯厚,开近代三百年朴学之源,现在试把《玉海》附刻各经及《困学纪闻》等一看,已经全是顾亭林、阎百诗以来所做的题目。他在《诗经》学上有《诗考》,考四家诗;有《诗地理考》,已不凭借郑谱。虽然搜罗不多,但创始的困难每每这样子的。这实在都是《诗》学上最大的题目,比起清儒拘《郑笺》、拘《毛传》者,他真能见其大处。 ZOgAgwAkTPUiuDt62ClSoC4L4vl8UNJUquTmSfYCkJIO2q1rNzFwlb7+L+mC6Y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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