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它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它的文辞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它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它以前，且看两千多年中议论它的大体上有多少类，哪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

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它的源流的。

《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什么周汉唐来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

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它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

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

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

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第一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最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

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

《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为政》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泰伯》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罕》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先进》

南客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卫灵公》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季氏》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其斯之谓与？（此处朱注所校定之错简）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

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阳货》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从此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几层意思：

第一，以《诗》学为修养之用；

第二，以《诗》学为言辞之用；

第三，以《诗》学为从政之用，以《诗》学为识人论世之印证；

第四，由《诗》引兴，别成会悟；

第五，对《诗》有道德化的要求，故既曰“思无邪”，又曰“放郑声”；

第六，孔子于乐颇有相当的制作，于《诗》虽曰放郑声，郑声却在“三百篇”中。

以《诗三百》为修养，为辞令，是孔子对于诗的观念。大约孔子前若干年，《诗三百》已经从各方集合在一起，成当时一般的教育。孔子曾编过里面的《雅》《颂》（不知专指乐或并指文，亦不知今见《雅》《颂》之次序有无孔子动手处），却不曾达到《诗三百》中放郑声的要求。 WId6uYf3Ky1w/bPUZ6GE5iCZ1iHa07YGlDe2ThgDdIaj6ZpdLBkNvepYOhb1c5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