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有判断是非的心理：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这是应当的。每一个人都具备惩恶扬善的情感：赞扬善的，厌憎恶的，这也是应当的。唯独具体到一件事的对与错，一个人的善与恶，这里面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一时的判断，常常不能作为最后的定论。我们判定的对和善，有时并不恰当，当然这种不恰当的判断所造成的危害还是小的。而我们判断的错和恶，如果不恰当，那么它所造成的危害就会很大。因此，我们评判一个人，如果不是关系到公共利益与社会责任，就应宣扬他对与善的方面，而把他错与恶的方面隐藏起来。即使不能隐藏，那么也不要刻意宣扬，看到他的错误就批评，看到他的恶行则加以惩罚，这样也就可以了。如果这个人原本就没有什么过错与罪恶，而是我们虚构编造的，或者他所犯的过错与罪恶程度本来很轻，但是我们却编造罗织他的罪行，这种行为就叫做诽谤。诽谤，是我们应该戒除的。

我们试着来探究一下诽谤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是嫉妒别人的名誉吗？还是认为别人的失意有利于自己？或者是这个人跟自己有仇怨，因而诽谤中伤他？凡是这类情况，我们都问下自己的良心，没有一种是良心允许那样做的。凡是诽谤别人的人，通常害不了别人，却恰恰会害了自己。汉代的申咸曾经诽谤薛宣不孝，薛宣的儿子薛况于是贿赂他的门客杨明，杨明隐藏在宫门外砍伤了申咸。御史中丞讨论认为，不应该以平常的百姓争斗性质来判定此案，而应将伤人者处死。廷尉则认为，因为对人不义而被人打伤的人，应该与伤人者接受同样的惩罚，最终薛宣、杨明被免掉了死罪。今天文明国家的法律规定，如果有人无故诽谤他人的名誉，那么被诽谤的人就有权力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这足以证明诽谤别人的人其实是自己害自己。

在古时候，被诽谤的人，大多数都采取不争辩的态度，也就我们所说的：如果想让别人停止对自己的诽谤，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自身的修养。汉代的班超在西域，卫尉李邑向皇帝上书，陈述经营西域是不可能成功的，还对班超进行大肆的诽谤。汉章帝很生气，狠狠地批评了李邑，并命令他到班超那里，听从班超的差遣。班超却随即派李邑带领乌孙国的侍子①回京师。徐干知道了对班超说：“李邑曾经诽谤您，一心想把西域的事情破坏掉，今日为什么不依照皇帝的命令把他留下，派别的官员护送乌孙侍子回京呢？”班超回答说：“正是因为李邑诽谤了我，所以今日才派他回京。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要怕被别人议论呢？”北齐时的崔暹曾经对文襄帝高澄说，应该亲近并且重用邢邵。当然邢邵不知道这件事，还总是抓住机会在文襄帝面前诽谤崔暹。文襄帝很生气，对崔暹说：“你在我面前说邢邵的优点，而邢邵却只说你的缺点。邢邵真是一个糊涂人。”崔暹说：“他说的这些都是事实，邢邵这个人不糊涂。”这些都是面对诽谤不争辩的很好的例子。虽然这样，遭到别人的诽谤却不去争辩，这当然是品德高尚；而从诽谤者这一方面来看，不就更加无地自容了吗？我们没有必要去追问被诽谤的到底是怎样的人，但不能不以诽谤者的下场为警示。

选自《华工学校讲义·德育篇》蔡元培 WDG9OI/1dr0g2WbqN/oHR97uZ9ODd6QU1emcxy1BUlPpQ/uxIn+cMnOxDxMJoCk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