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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躺在他的白色病床上嫌恶地凝视着天花板。对这块白色平面上的每一道新裂缝，他都清楚得很。他曾把这块天花板变成了地图在其中探险：穿梭在河流、岛屿和陆地之间。他还用天花板玩猜谜游戏，寻找其中隐藏的形体；幻想着各式各样的脸孔、禽鸟和鱼类。他还用天花板做数学运算，重拾他的童年；背诵定理，测量角度和做三角几何。不过现在的格兰特除了盯着它看，已经完全无事可做。他恨透了他眼中的这块天花板。
他曾建议矮冬瓜把他的床移动一点，让他得以开发一块新的天花板，但这似乎会破坏这个房间的协调。而在医院里，协调仅次于清洁，同样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任何破坏平衡的事都是一种亵渎。他为什么不读书呢？她问。他为什么不去读他朋友带给他的那些昂贵的、全新的小说呢？
“过多的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写了过多的字。数以百万计的字每分钟都在付印，想起来就可怕。”
“你太愤世嫉俗了吧？”矮冬瓜说。
矮冬瓜是英格翰护士，五英尺两英寸高，身材比例恰到好处。格兰特叫她矮冬瓜是一种心理补偿，因为他现在可以说是被一个他原本可以轻易搞定的女人颐指气使。不光是因为她总是告诉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当她轻而易举地扶起他的六尺之躯时，他更是感到屈辱。很明显，对矮冬瓜来说，重量算不了什么。她丢床垫就像耍转盘似的表现出漫不经心的优雅。接她班的是亚马逊，她有着山毛榉树枝般的手臂。亚马逊是达洛护士，她来自格洛斯特郡，每个水仙花季都会患思乡病（矮冬瓜来自莱山圣安尼斯，水仙花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她有着一双大而软的手，一对大而温柔的眼睛，看起来总是对你充满了无限同情，但即使是最轻微的体力劳动都会让她喘得跟气筒似的。总的来说，格兰特认为，别人感到他重得半死比觉得他轻如鸿毛还要更令他觉得羞耻。
格兰特之所以卧床不起，成为矮冬瓜和亚马逊的责任，是因为他被一个地上的掀门绊倒。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耻辱，特别是跟亚马逊及矮冬瓜的其他病人比起来的话。被一个掀门绊倒真是愚蠢之极；简直是滑稽可笑，荒唐突兀，怪诞诡异。当时他正在热烈地追求班妮·斯寇，就在他们散步散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矮了半截。幸好班妮在下一个转角处一个重心不稳，撞进了威廉斯警官的臂弯里，才让格兰特的心理平衡些。
班妮已经离开他三年了，对他这样一个自由惯了的人来说还蛮不错的，但是和班妮在一起不必时时循规蹈矩，在医院里却不然。
格兰特不再瞪着天花板，而将视线转往床头柜上的一大摞书——一堆矮冬瓜一直鼓励他看的昂贵书籍。最上面的一本印有法勒地的美丽风景照，染着一种不太自然的粉红色，这是拉薇妮亚·费奇一年一度无可挑剔的女英雄奋斗史。封面上的港口景致表示书中女主角一定是一名海军的妻子，不论她叫薇乐芮或安姬拉或西赛尔或丹妮丝。他翻开书读到的必然是拉薇妮亚写的这类东西。
《汗水与犁》是希拉斯·魏克里厚达700页的乡土文学。从第一段开始就和希拉斯的上一本书大同小异：妈妈躺在11楼睡懒觉，爸爸在9楼辛苦工作，大儿子在牛棚里跟政府扯谎，大女儿和她的爱人躺在稻草堆里，其他人都在谷仓里卑微地活着。雨水从茅草屋顶上漏下，肥料在粪堆里蒸发着热气。希拉斯从来不会略去肥料那一段。只有肥料蒸气这一段有积极向上的感觉并非希拉斯的错，如果有哪一种牌子的肥料蒸气是向下的，希拉斯一定会采用的。
在希拉斯沉重的阴影和明亮的书皮之下压着的，是爱德华式的富丽和巴洛克式的风花雪月的优雅爱情故事，书名叫《她脚趾上的铃铛》。书中鲁波特·路芝戏谑了邪恶。鲁波特·路芝总是在头三页的时候就逗得你哈哈大笑。在第三页你会发现鲁波特仿效乔治·萧伯纳这谑而不虐的家伙，用最廉价且最方便的手法表现诙谐，那就是反讽。于是在三句之后，你就可以准备读笑话了。
在深绿色封皮上有红色枪支和火光图案的是奥斯卡·欧克里的新作。那些用复合式英语讲的艰深对话既不够幽默又不够辛辣。金发美女，酒吧，激烈的追逐，非常杰出的垃圾。
《遗失的开罐器案例》，作者是约翰·詹姆斯·马克，在头两页就有三个程序上的错误，这至少让格兰特为了构思一封想象中要写给作者的信，而获得五分钟的乐趣。
他不记得这本压在最下面的蓝皮薄书是什么了。应该是什么正经八百的统计方面的书吧，他想。嗤嗤蝇，卡路里，或者性行为什么的。
即使是那种书，你也可以想象出下一页是什么。为什么在这广大的世界中，没有人试图改变一下？为什么现在每个人都被公式钉死了？今天的作家写的都是他们的读者希望他们写的。大家说到“一本新的希拉斯·魏克里”或“一本新的拉薇妮亚·费奇”，就好像他们说的是“一块新的砖”或“一把新的梳子”一样。他们从不说“一本某某某写的新书”，人们的兴趣已经不再是书本身，而只是因为它是新的。他们已经很清楚这会是本什么样的书了。
格兰特把视线从令他眼花缭乱的那堆书上移开，他想，如果一段时间内全世界都能停止印刷，也未尝不是件好事。让文学暂停一段时间。某个超人应该发明一种光束，让一切同时停止。那么当你平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不会有人送你那么多无聊的东西，也就不会有管家婆唠唠叨叨地要你读它们了。
他听见开门声，但他并不想一探究竟。他把脸转向墙壁，像是一种坚决的表态。
他听见有人走近自己的床，于是闭上眼睛以避免交谈。他现在既不要格洛斯特郡的同情，也不要兰开夏的干练。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一种带有家乡青草香味的口气，却成为一种若有似无的诱惑挑逗着他的嗅觉，让他晕眩。他不动声色地品味着，忖度着。矮冬瓜闻起来有薰衣草香爽身粉的味道，亚马逊身上则是肥皂和碘酒味。不过现在弥漫在他鼻尖的却是兰卡洛斯的香水味，而他所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搽兰卡洛斯的五号香水，那就是玛塔·哈洛德。
他睁开一只眼睛斜睨着她。她已经弯腰察看过他是否睡着，现在正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眼睛看着桌上那一堆显然原封未动的书。她腋下一边挟着两本新书，另一边则是一束白色的丁香。他不知道她选白色丁香是因为那是冬季最适合送的花呢（她在剧院的化妆间从12月到3月都摆着这种花），还是因它不会抢去她今天一身黑白裙装的风采。她头上是一顶新帽子，颈上是她常戴的那条珍珠项链；这条项链曾经帮助他赢回她的芳心。她看起来仪态万千，非常有巴黎味道，而且，真是上帝保佑，她不像个医护人员。
“我吵醒你了吗，亚伦？”
“不，我没睡着。”
“看来我是多此一举了，”她说着把带来的两本书放在其他被漠视的书旁边，“我希望你会觉得这两本书比你看过的其他书有趣一点。你难道不想看一点点我们的拉薇妮亚吗？”
“我什么也读不下去。”
“你还痛吗？”
“痛不欲生，但既不是我的腿也不是我的背。”
“那是什么？”
“我表妹萝拉所谓的‘无聊的芒刺’。”
“可怜的亚伦，你的萝拉说得真是对极了。”她把一束水仙从显然过大的玻璃瓶中拿出来，用最优雅的姿势将它们丢入洗脸盆，再把丁香花插进去，“有人以为无聊是什么严重的疲惫情绪，但它显然不是，它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微不足道，就像被荨麻疹打倒。”
“你为什么不找些事做？”
“改善这光辉的一刻？”
“改善你的想法，还有你的灵魂和脾气。你可以研究某种哲学，比如瑜珈什么的。不过我想一个分析型的头脑可能无法体会抽象的事。”
“我的确想过回头学代数，在学校的时候我从没好好学过代数。但我最近在那个该死的天花板上做了太多几何题，和数学倒有些脱节了。”
“嗯，我想叫你这样状况的人玩拼图是没用的，那填字游戏怎么样？我可以找本那类的书给你，如果你要的话。”
“千万别。”
“你可以自己设计。我听说设计填字游戏比解答更好玩。”
“也许，但一本字典就有好几磅重。再说，我向来恨透了在参考书里查东西。”
“你下棋吗？我不记得了。解棋局如何？该白子走而对手走了三步什么的。”
“我对棋的兴趣完全是图像的。”
“图像的？”
“很有装饰性，武士和卒子等，非常典雅。”
“真可爱，我可以帮你带一副棋来玩。好，不下棋，你可以做一些学术研究。那也是一种数学。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找出答案。”
“你是指犯罪吗？我熟知史上所有的悬案，它们都已经毫无进展的可能了。当然一个整日卧床的人也无法有任何贡献。”
“我不是指苏格兰场里的档案，我是指更古典的，某些让人们困惑了很久的谜团。”
“譬如什么？”
“譬如匣中信。”
“喔，别是苏格兰女王玛丽。”
“为什么不？”玛塔问，她就像所有女演员一样，看玛丽·斯图亚特时总是将她美化了。
“我会对一个坏女人感兴趣，但绝不会去研究一个笨女人。”
“笨？”玛塔以她饰演伊兰开特拉（Electra，是希腊神话中为报父仇而杀母之女——译者注）的最佳女低音说道。
“非常笨。”
“喔，亚伦，你怎么能这样说？”
“如果她戴另外一种发饰，根本就没人会理她，全是那小帽在引诱人。”
“你认为如果她戴遮阳软帽，她的爱就会少些？”
“她的爱从来没有多过，不管她戴什么帽子。”
玛塔的脸糗得就像花了一小时精心打扮，却在剧场受到有生以来最严厉的羞辱一样。
“你为什么那样想？”
“玛丽·斯图亚特有六英尺高，几乎所有身材高大的女人都是性冷淡。医生都这么说的。”
当他说着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这些年来玛塔一直将他当成备用的护花使者，他怎么从没想过她一向对男人的冷静理智，也可能和她的身高有关。但是玛塔并没往这方面想，她还在挂念着她最喜欢的女王。
“至少她是个殉道者，这你不能否认。”
“殉身于什么？”
“她的宗教。”
“她只殉身于她的风湿症。她未获教皇的许可就嫁给达恩利，而且还采用新教徒的仪式。”
“等一下你就会告诉我她连囚犯都算不上了。”
“你的问题是，在你想象中，她住在城堡顶端的小房间里，窗上有着铁栏杆，只有一个老仆人和她一起祈祷。事实上她住在一个有60个仆人的宅邸里。当仆人减到30个的时候她就痛苦地抱怨，等只剩下两个男秘书、几个女仆、一个裁缝、一两个厨子的时候，她简直痛不欲生。伊丽莎白女王还得自掏腰包帮她负担这些费用。这些钱她付了20年，而这20年来，玛丽·斯图亚特还不断地向全欧洲叫卖着苏格兰国王的皇冠，希望有人发动革命，让她重返她失去的宝座，或者，让她登上伊丽莎白女王的宝座。”
他看见玛塔正在微笑。
“好点了吗？”
“什么东西好点了吗？”
“无聊的芒刺。”
他笑了。
“是的，刚刚我已经忘记它们了。这至少可算是玛丽·斯图亚特所做的一件好事。”
“你怎么对玛丽这么了解？”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曾写过一篇关于她的文章。”
“你不喜欢她，我想。”
“不喜欢我所发现的她。”
“你不觉得她是个悲剧？”
“喔，她是的，非常可悲。但不是一般大众想象的那样。她的悲剧是她生为女王却有着乡村农妇的长相。羞辱隔街的都铎太太并无大碍，或许只会影响你打零工的机会，但影响的毕竟只有你个人。但对一个国家做同样的事结果就很可怕了。如果你要以一个国家千万人的生命做赌注，只为了羞辱一个皇家的对手，你将会众叛亲离，以失败而告终。”他想了一下接着说，“她如果做女子学校的老师一定相当成功。”
“你真恶劣。”
“我是好心好意的，教职员一定会喜欢她，小女生也会崇拜她。这就是我所谓的她的悲剧。”
“好吧，看起来没什么匣中信了，还有什么？铁面人？”
“我不记得那是谁了，但我不会对任何忸怩着躲在洋铁皮后面的人感兴趣。我不会对任何人感兴趣，除非我可以看见他的脸。”
“啊，对了，我忘记你对长相的热情了。包亚家的人都长得不错，你找找看，他们应该有一两个神秘故事供你研究。或是柏金·渥白克（冒充亨利七世的人——译者注），当然。冒名顶替总是非常吸引人的，不是吗？可爱的游戏。重量永远不可能完全在这一头或在那一头，你推倒后它又站起来，就像不倒翁。”
门打开了，汀可太太那张平凡的脸从她的帽檐下露了出来，她头顶上的帽子比她的脸更平凡，而且历史悠久。从第一次为格兰特服务开始，汀可太太就戴着这顶帽子，所以他几乎无法想象她戴其他帽子的模样。据他所知她的确拥有另一顶帽子，她说她戴那顶蓝帽子时就是表示自己情绪忧郁。她偶尔才会“忧郁”那么一下，而且从未出现在坦比路19号。她戴这顶帽子通常是因为自觉传统礼俗有这个需要，而它也成为对整个仪式的评价标准；一个评断某种场合社会价值的标准，看是不是值得戴上象征“我忧郁”的帽子。（“你喜欢它吗？汀可。它像什么？”“不值得戴我的忧郁小帽。”）她戴着它去参加伊丽莎白公主的婚礼和其他各种不同的皇室集会，事实上，她还在肯特公爵夫人剪彩的一部新闻影片上闪过那么两秒。但对格兰特来说，那不过是一条新闻报导而已。
“我听见你有访客，”汀可太太说，“当我准备离开时发觉声音听起来很熟悉，于是我对自己说‘一定是哈洛德小姐’，所以我就进来了。”
她带着各种不同的纸袋和一小束秋牡丹。她以女人对女人的方式和玛塔寒暄，在她的那个时代她也算得上是衣着考究，所以她自然对舞台剧女神的服装做了适度的赞许，同时她瞄了一眼玛塔插的美丽丁香花。玛塔没看见汀可太太的眼神，但是看到了那一小束秋牡丹，她立刻用排演过似的熟练姿态处理这样的状况。
“我随随便便买了白丁香给你，真是浪费，汀可太太带来的野百合可把我比下去了。”
“百合？”
“它们是所罗门王的荣耀之一，不会太拘束，也不会过于狂放。”
汀可太太只有在婚礼和洗礼的时候才去教堂，不过她是属于星期天上主日课的那一代。现在她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握在她毛线手套中的那一束荣耀。
“唔，我从不知道。听起来蛮有道理的，不是吗？我总把它们想做白星海芋，漫山遍野的白星海芋。贵得不得了，你知道，但有点叫人沮丧。难怪它们原来是有颜色的。他们为什么不能这样说？为什么一定要叫它们百合呢？”
于是她们开始讨论翻译的问题，以及圣经是多么容易误导人（“我一直怀疑什么是不计回报的施舍。”汀可太太说），然后这尴尬的一刻就此结束。
当她们仍然忙着讨论圣经时，矮冬瓜拿着新找的花瓶进来。格兰特注意到这些花瓶是为白丁香而不是秋牡丹设计的。它们显然是矮冬瓜用来讨好玛塔的，以为未来的良好关系铺路。不过玛塔从不花时间在女人身上，除非她马上就用得着她们。和汀可太太的你来我往不过是她的社交手腕，一种制约反应。所以矮冬瓜已被贬为功能性而非社会性的角色。她把丢弃的水仙从洗脸盆中聚集起来，温柔地放回花瓶中。矮冬瓜温柔的时候真是美极了，这让格兰特凝视了她好一会儿。
“那么，”玛塔终于插好了她的丁香花，并且将它们放在格兰特看得到的地方，“我该让汀可太太喂你她那些纸袋里的珍馔了。那不会是，难道是，亲爱的汀可太太，其中一袋是你那美妙的单身汉小圆饼？”
汀可太太高兴得脸都红了。
“你要一两个吗？刚出炉的。”
“喔，当然我吃了以后得付出代价——那些营养丰富的小蛋糕会堆积在腰上——不过，还是给我几个放袋子里，好带到剧院配下午茶。”
她以一种谄媚式的慎重选了两个（“我喜欢边缘有一点焦的。”），把它们丢到她手袋里，然后说：“再见，亚伦，我一两天之内会开始为你找双袜子来织。据我所知再也没有比编织更能抚平情绪的了。不是吗，护士小姐？”
“喔，是的，的确。我的许多男病人也从事编织。他们发现这样可以很好地打发时间。”
玛塔从门边给了格兰特一个飞吻就走了，矮冬瓜礼貌地送她出去。
“烂货就是烂货，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汀可太太说着就打开了她带来的纸袋。她不是指玛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