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罗勃·巴纳德

从未读过约瑟芬·铁伊的侦探小说的读者有福了。铁伊经历了英国犯罪写作的黄金时期（约摸在1920~1950年间），她在众侦探小说大师之间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约瑟芬·铁伊（1897~1952年）是一名仅以作品知名的作家。几乎没人了解她的私生活，虽然她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成就也相当不凡，但似乎没人在意。她身后四十多年作品的销售稳定端赖小说本身，显然这些书有着持久不衰的吸引力。我大胆假设她的读者对她的态度应与对其他古典犯罪小说作家不同：他们对她有爱。他们对待他们最爱看的铁伊小说，就像他们对待他们小时候最爱看的书一样，例如《杨柳风》、《小妇人》什么的：无条件地热爱。

小说家与读者之间这坚强的联结乃是基于信任——信任某人是一流的说故事家，而且不会将内容公式化。铁伊，在她最好的几本书里，试图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说各种不同的故事。这使她不同于一般批量生产神秘故事的供应者，虽然那些作品也相当精彩。事实上，在她较为直截了当的侦探故事里，约瑟芬·铁伊常常显露她对传统“谁是凶手”那一套公式的不耐烦。例如在《一先令的蜡烛》（A Shilling For Candles）一书中，三分之二的阴谋在探员得到讯息时都未透露给读者，或只在破案前才透露。换句话说，她对那种游戏一点兴趣也没有，而宁愿尝试别的，更多样性的方式。

她的其中三本小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写成，不论是犯罪小说体还是“正常”小说体她都挥洒自如。故事的中心仍是犯罪，但是和公式化的“图书馆里的一具尸体”相去甚远。很多侦探小说都改编自真人真事，但绝少像《博来·法拉先生》（Brat Farrar）这样感动人心，而就单纯的解谜习题而言，我们的恻隐之心也不曾这样有技巧地、令人惊讶地被操纵着。《时间的女儿》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成功（一个历史上的谜经过现代人的调查而重新鲜活了起来），它使人们对英史中理查三世那段公认的肮脏污秽的时期，以及塔中王子的谋杀案重新发生兴趣。《法兰柴思事件》（The Franchise Affair）一书也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发生于18世纪的一件案子，某女佣控告她的雇主绑架及虐待），但在她的笔下却成为描写中产阶级困境的寓言。

处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末期，铁伊难免和她同时代的人一样有些不怎么好的态度：反犹太主义，轻视劳工阶级，对任何狂热都感到深深的不安（例如苏格兰民族主义，那种事对她来说有任性的意味）。如果阿嘉莎·克里丝蒂《三幕悲剧》一书中的“安东尼·阿斯特”实际上是用来打击铁伊的话，那么当克里丝蒂用“她精神上的家有如伯恩茅斯的寄宿舍”来暗讽她的书正经、传统到沉闷的地步，还算是相当公允的。

不过那样一来却只是讲究细枝末节而忽略了重点：约瑟芬·铁伊精彩的说故事技巧；她书中多样的、可爱的角色性格；最重要的是，她操纵了读者的同情心。这样的例子在她的作品中俯拾皆是，不论那是一本“谁是凶手”还是架构较新式的小说。如果纳加欧·马逊或克里丝蒂死得和铁伊一样早，我们或许还是能猜到他们会继续写什么样的小说。如果铁伊活得更久，我们猜她也许会多写些“谁是凶手”这样的小说吧，但除此之外她到底真正会写些什么我们还是猜不到。那也是她最令人佩服的地方。

罗勃·巴纳德，写过三十多本侦探小说，包括最近的《屋主》。他曾七次获爱伦·坡奖提名，并得过安东尼、阿嘉莎、麦凯维提、尼洛·渥夫奖，现住在英国的利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