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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者:日元经济区

一、泡沫经济

1985年,校园里静悄悄的。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从教室里传出。鸟儿在天空飞过,也停止了歌唱,仿佛害怕打搅读书的孩子。

忽然,“丁零零”一声铃响,读书声像是被一把大剪刀剪断了一样,校园里忽然静了一下,随即,“老师再见”的声音从每个教室里传了出来,“轰”的一声,无数小朋友从教室里涌出,说着笑着向操场跑去。

瓜子就是其中之一。这时学校的大喇叭早已响起“亭亭白桦,悠悠碧空,微微南来风”——蒋大为的《北国之春》舒缓地响起。很快,小朋友们来到操场上,列队完毕,广播操就此开始。

瓜子不知道,这《北国之春》却是来自日本,原唱者自然也非蒋大为,而是日本著名歌唱家千昌夫。这一年,38岁的千昌夫发行完毕最后一曲《あんた》之后,宣告退出歌坛,不问世事,原因很简单,他的事业如此成功,早已达到财务自由。于是,打这开始,他便整天坐在家里修身养性。

然而,他的清静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因为这一年9月,日本在美国逼迫下,签订了“广场协议”。

我们谈到“泡沫经济”,必然会追溯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每个人都能连篇累牍地讲出其强大影响:

“广场协议”签署的三个月之内,日元汇率从1美元兑250日元,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从签下“广场协议”的1985年开始,在以后的十年内,日元汇率每年平均升值5%。

换言之,只要把手头上的货币换成日元,就算什么也不做也可以保证每年5%的收益,而且可以稳定地连续收益十年,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所有做实业的兄弟都明白,除了房地产以外,实业领域每年回报达到5%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全球投资人的那种欣喜若狂——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

于是,日本人民惊喜地发现,他们脚下踩的土地和家里住的钢筋水泥变成了宝贝,只要买入,接下来就等着大把大把地数钱吧。作为“追求最高回报和最大收益”这一市场经济基本法则的反映,在暴利驱使下,日本爆发全民炒楼的热潮。这种情况下,日本楼市泡沫横飞,直飞上天。在最疯狂的日子里,国土面积只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37.78万平方公里),其地价市值总额竟相当于整个美国(939万平方公里)地价总额的4倍。其中,1990年时,仅东京都一地(2187平方公里)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

千昌夫老先生也想发财,他拿出全部积蓄投入房地产,短期内便成了超级富豪,名下办公大楼达到50幢,其他商业地产、海外酒店不计其数,遍布欧洲、澳洲、美国、日本,号称“会唱歌的不动产大王”。

有句台词说得好,“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不动产泡沫界也有句话,叫作“爬得高,跌得狠”。

有道是晚痛不如早痛,1989年,面对国内经济的疯狂态势,日本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仔细考量之下,东京政府决定主动下手,用“早痛”替代“晚痛”。这一年,东京开始采取紧缩措施,着手针对泡沫采取强力的(强力的,而非有效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降温措施,这个所谓的降温措施,便是加息、收紧贷款云云。比如,一年之内,日本的贴现利率从2.5%提高到了6%。种种压力下,楼市炒家的获利空间急剧缩减,于是,他们很快做出了“理性”的选择——撤退。

国际资本获利后撤离,这在1991年后逐渐成为主流,其直接结果就是高高在上的楼市忽然失去了资金支撑,随后的形势发展“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日本房地产泡沫随之迅速破灭,房地产价格暴跌,四年之内,房价折去一半。局势发展到1993年,日本房地产业已经全面崩溃,凡是牵涉到房地产的企业纷纷倒闭。这一浩劫,遗留下来的坏账高达6000多亿美元。这次泡沫不但沉重打击了房地产业,还直接引发了严重的全国性财政危机,受此影响,日本迎来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衰退,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萧条和低迷——直到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在自欺欺人地喊“要带领日本走出衰退”。

千昌夫大叔没有国际炒家那么幸运,虽然教他投入全部身家全力炒房的妻子是美国人,但是美国资本获利撤退的时候,却没有通知到他,于是会唱歌但是不再唱歌的“地产大王”、超级富豪千昌夫变成了负债1000亿日元的超级“负豪”。

20世纪80年代便已退休的歌王,于1991年重返歌坛,甚至2011年在台湾省,我们依然能看到千昌夫商业演出的广告。那千亿日元的债务压在他身上,让他在垂暮之年依然四处奔走。

千昌夫只是日本经济的缩影,大家指责日本当局举措失当的同时,都忘不了将更多的警惕放在美国人身上。没错,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大背景,就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必然结果

二、“雁阵模式”

20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早已衰退。

美国号称“车轮上的国家”,汽车业则是美国制造和美国经济的脊梁,但是这个脊梁却被强大的日本汽车制造业打垮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占据了美国汽车市场30%的份额,而美国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却从二十年前的接近100%下降到50%以下。

不仅是汽车,在打印机、随身听(便携式录音机)、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机器人等方面,日本都建立了对美国乃至全球的绝对优势。今天的世界,最时髦的消费品是苹果,而1980年到1990年的世界,则是日本产的Walkman随身听。1991年,索尼卖出了1亿台Walkman,这个成就,如同2015年的苹果卖出2.3亿台iPhone。如此强大竞争力的结果便是,1990年美国贸易赤字的六成都来自日本。

日本制造如此强势,除了日本本土的强大竞争力之外,还有来自日元经济圈的强大竞争优势。我们通常把这个架构称之为“雁阵模式”:

一、日本提供资金、技术、管理,是领导者,叫作雁头;

二、东亚、东南亚如新加坡、韩国等国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以及此后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也就是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如东南亚盛产的石油、橡胶、棕榈油等),是为雁体和两翼;

三、中国作为最低级的成员,提供原材料(如各种矿石、木材)和能源(如石油、煤炭,秦皇岛港是当时对日本出口煤炭的主要港口),以及技术含量最低级的工业品(如纺织品),是为雁尾。

因此,翻翻当年中国的外贸记录,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外汇储备就是靠卖资源、能源和苦力,一点一点艰难积攒起来的。而且,从1978年起到2001年底,攒了24年,才2121.65亿美元。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拍摄的电视剧有很多雷同之处:提到城市,就是搞改革,打破大锅饭,比如讲废品收购站改革故事的《破烂王》;讲到农村,则必然是引进外资,而项目,则必然是纺织厂,比如《双桥故事》、《颍河故事》。

事情很清楚:在雁阵模式的分工下,中国被分配到的角色,决定了这些电视剧的剧情。

现实也是如此。于是,一个传说从某编辑部传出来,流遍全国:森林覆盖率仅仅12.7%的中国,向森林覆盖率75%以上的日本出口木材做筷子。据此,某编辑部成功诱导大家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人不爱护环境,所以素质低;日本人宁可多花钱进口国外木材,所以素质高。事实上,在“雁阵模式”的安排下,砍伐日本本土的木材,成本远较进口木材为高,这跟素质高低无关,只跟各国在“雁阵模式”中的分工有关。

事情到了2017年9月15日,事情终于完全反转。台湾《中时电子报》一篇报道告诉我们,“大陆已是世界最大的木材进口地,且日本木材最大的买主是大陆。日本2016年向大陆出口木材总值98亿元人民币,比前年增长48%”。所以如此,无他,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而已。

中国在雁尾的位子上苦苦挣扎,而日本人的日子,却越过越舒坦。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一切,都要拜“雁阵模式”的良好运转所赐。日本国力飞速上升,直追步履维艰的美国。于是,自负的日本人相信,全面赶超美国的日子就在眼前。在日本人眼中,在美国人眼中,甚至在全世界人眼中,下一个世纪必然是日本的世纪。于是,日本人的企业成了全球学习的榜样,日本企业家纷纷写书出版,把自己和日本经济吹得天上少有,稻盛和夫、松下幸之助这些大名一报出来,便如及时雨宋公明哥哥一样,具有令人纳头便拜的魔力。

百思不得其解的美国人则跑去电影院看《超级魔鬼干部》,这部电影讲的是一家美国企业濒临倒闭,工人们朝不保夕,走投无路之下,请来了日本人当老板,于是企业就活了,大家也保住了工作。看完电影,大家只能得到一个结论:比起美国,日本技术更加先进,管理更加有效率。

美国人的愤懑无处发泄,于是拍了《Rising Sun(旭日东升)》。影片中,一堆金发碧眼的美女围着一帮猥琐的日本老头子转,看了就让美国人生气。

所有这些怨气集合起来,美国国家意志和民间意志高度统一——要打掉“日本丸”这艘超级经济航母对美国的威胁,这就导致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

三、“爱日本、拼经济”和“只给野熊走的公路”

1999年夏,传奇教师鬼冢英吉一个人来到了北海道,他骑着摩托车从地平线上出现,进入了偏远的小镇幌比内。作为成功的“麻辣教师”,他成功解决了镇上的两个问题学生的心病。三个星期后,他骑着摩托车再次一个人离开,消失在地平线。

大家都知道,这是当年的大热门影片《麻辣教师GTO》电影版。

那条鬼冢来来去去宽阔的高等级马路,简直可以直接供战斗机起降。然而,鬼冢英吉之外,只有一个贼、贼引来的警察、采访捉贼事件的漂亮姐姐藤原纪香走过这条路,这种公路被日本人戏称为“野熊才会走的路”或者“给猴子修的公路”。这便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的结果。

经济上的溃败,难免会反映在政治上。与之相应的是,自1991年到2000年,日本政坛上,出现了7个首相: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他们走马灯般上台下台,将记忆力极好的瓜子弄得晕头转向。

为了振兴经济,每个首相上台后,为了向选民表明自己“爱日本,拼经济”的决心,都会很快宣布“×万亿日元”、“××万亿日元”,甚至“×××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一个较小的副作用是:初时,瓜子震惊于数额的庞大,后来见到频繁的刺激措施似乎仅仅带来惨淡的效果后,直接导致瓜子对“庞大数字的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失去信心也失去兴趣。

日本政府也从1992年8月开始以追加预算的方式实施了十余次经济振兴计划,1992年到1999年,日本发行的普通国债约达142.28万亿日元,用于刺激经济的财政投资达125万亿日元,再加上1997年以来为稳定金融秩序而投入的,总额将近190万亿日元,总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从1993年的67.9%上升到2000年的135%。

这专门为刺激经济拨出的大笔资金,在日本国内并未真的得到“刺激经济”的效果。于是,直到今日,日本政府的巨额经济刺激措施仍然不断出台。

在大笔的日元投资资金形成的巨额流动性的推动下,按照规划,在日本已经布满了铁路、公路、机场的狭小国土上,连续不断地开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烦恼的日本人发现,经过连续百年的建设,日本国内已经没有地方容纳这些铁路、公路、机场了。于是,滑稽的场面出现了:在已有的铁路、公路旁边,建造起止、走向、功能相同、平行的第二条、第三条线路,或者硬把山包上一层水泥外壳,或者在荒凉绝域的北海道建造高等级公路——这些路上常年没有人迹,只有野熊出没,于是有人讥讽日本人造了“给野熊走的路”,或者在鸟不拉屎的荒凉绝域建设机场——管它有没有飞机起降,反正刺激了经济。我们在电影《麻辣教师GTO》中看到的直通荒僻小镇幌比内的那条高等级公路,就是日本当局荒唐的经济政策刺激出来的可笑产物。

持续多年的治理之后,日本坏账数额之巨大让人看了就头大。余永定先生在《2002年日美间的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中说,“在过去的10年间,日本已经处理了1万亿美元的不良债权,目前仍有1万亿美元以上的不良债权需要处理”。 4U1BP8bzMVT4OS651mnKa4UPTesIES8VaLbcg/1X5fEUYtYjKAs7MVkhrmiAt3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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