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未来的基本盘
——中产

重新梳理这段历史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寡头”既不是俄罗斯如今的产物，也不是俄罗斯特有的产物。俄罗斯在16世纪之后形成的寡头政治传统，在中世纪的西欧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只不过西欧有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去慢慢消化磨合——让很多矛盾起码在感官上看起来更“优雅”一点。而俄罗斯众多国土的获得其实不过是最近二三百年的事，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政治架构，稳定性自然就要差不少。当然，这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在西方体系下的国家中，大财团、大家族左右国家政策走向，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譬如英国，800多年前的上流社会，在800多年后他们的后代仍会有超过90%的概率依旧是上流社会。而日韩的“门阀政治”和俄罗斯的“寡头政治”，除了用词以外，在本质上同样没什么区别。

真正让人们忘了这些国家存在寡头这件事，其实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中产阶层的崛起。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构成越来越复杂，过去“封主——农夫”式的简单模式，被复杂的经济模式所取代。产业工人、技术人员、律师、医生、会计师……在工业时代，人们可以谋生的途径越来越多元化，农民从一个阶层变成了一个职业。伴随着经济规模的迅速膨胀，只要上层能够多少收敛一点贪欲（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中产阶层就可以被培养出来。

而这种利益让渡又是大有回报的：1.首先这个阶层是创造和创新能力最活跃的阶层——底层忙于生计没有资源和精力去做，顶层坐拥资本，可以钱生钱，没理由去做，唯独中产阶层，有一定的资源，又有继续向上发展的动力；2.这个阶层在文化上往往会趋于保守，是社会的稳定剂——顶层和底层其实都不怕折腾，一个丢得起，一个没得丢；3.中产阶层是最稳定的税收来源——顶层有大量资源可以合法或是“不那么合法”地避税，而底层原本就没多少财富，税负过重只可能激起民变——就像17世纪中叶的中国明王朝那样（但是反过来说，中产阶层税负过重，则必然会透支掉社会的活力）。

而更进一步说，中产阶层并非只是一个经济层面的概念，无论过程看起来多虚伪多幼稚，这个阶层的确是现代社会中政治的参与者，他们的存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对冲掉了寡头、门阀们的影响力，而在中世纪欧洲的政治环境下，只有强势君主才能起到这个作用。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2017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或许就可以算是一个典型案例。

回过头说俄罗斯，作为“近代化”的后来者，俄罗斯的发展节奏总是显得过于“仓促”。在俄国还在玩“贵族政治”和“农奴经济”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就已经先后开始了。凭借着庞大的体量和人口，使得沙俄得以跻身于列强之列，但是它的工业化进程却严重落后于西方国家。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连弹药这类消耗品，也还指着从法国进口，随着战事日益吃紧，法国自顾不暇，不能继续向俄国出口弹药，东线的俄军随之趋于被动；在更早的日俄战争时期，日军惊讶地发现，被俘的俄军士兵，很多都是文盲，平均文化水平远不及日军。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联随即开始了快速工业化，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原先的苏共高官们摇身一变成了新寡头，多数国民被排除在财富分配之外。按照瑞士信贷银行研究所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中的数据，俄罗斯是目前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1%的人口掌控着全俄74.5%的财富（同期美国的这一数据是42.1%）。于是，绕了一大圈以后，俄罗斯面对的其实依然是1547年以来的这个传统问题。

某种程度上说，“上下同利”其实远比“上下同心”要难达成。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和外交胜利，不仅解决了俄罗斯的地缘安全问题，也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从冬奥会禁赛到驱逐外交官，西方国家近期对俄罗斯的一系列羞辱，反倒激起了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从而让普京在本轮大选中获得了创纪录的高得票率。但是这终归不会是一个国家的常态，当一切回归稳定的时候，就要面临“亲兄弟明算账”的问题，届时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

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占人口的比重通常是60%-70%，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中产所占的比例平均只有38%，即便是在人均收入更高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这个比例也仅仅为40%上下［数据源于俄罗斯纵向监测调查（RLMS），当然更悲观的数据是30%］，而按照以往的经验，俄罗斯的中产比例一直是有升有降，这个变化规律和俄罗斯经济的走向基本是吻合的。而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受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影响，最近几年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在走低的（当然也没有西方媒体宣传的那么严重），这就意味着，在最近几年，俄中产阶层所占的比重起码说不太可能有多少提升，甚至可能还在萎缩。

普京也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第一个任期里，俄官方发布的《2020前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中就曾经提道：必须要持续扩大中产阶级人数，使其到2020年达到俄罗斯居民人数的55%-60%以上；在2012年年初的总统竞选期间，普京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称：由医生、教师、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是国家的栋梁，“应该继续成长，成为社会中的多数”；在3月发表的经济纲领中，更是明确向中产阶级示好，宣称创造更好条件使这部分人群（企业家、预算部门的工作者、工程师与熟练工人）实现自己的理想将是自己未来执政的政策目标。而某种程度上带有“过渡”色彩的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5月7日俄罗斯总统就职仪式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到，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让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高质量的服务，是自己任期的主要任务之一。

（数据来源：网易新闻）

普京的表态自然不是仅限于口头上，2010年俄联邦政府实施了税制改革，除了提高个税起征点之外，个人所得税还修改为单一税率——从原来的12%、20%、30%三档税率，简化为统一收取13%(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最初的个税是7级累进制，最低12%，最高65%），此外，针对股息、博彩业等非劳动收入，制定了30%、35%两档税率。

这种看似“一刀切”的做法，其实如果算大账的话，反倒更加合算。在俄罗斯收入透明度不高的现实下，那种看似科学的税制，面对拥有足够社会资源的阶层时，其实是很难征收上来的，反倒是收入较高但没什么权力背景的中产阶层，会背负过高的税负，从而失去了对创造性工作的积极性——因为“生活”变成了“生存”。假如再配合过高的福利，这最终就会成为一种“奖懒罚勤”、抑制中产的局面——这也恰恰是西欧目前的窘境。而反之，自然更加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此外，简化税制还降低了俄税务机关的运行成本。

（数据来源：瑞士信贷《2015全球财富报告》）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新税改方案，其实也秉承了差不多的思路——从最初计划的七档简化为三档，虽然最高征收额从计划中的25%提升到了33%，但是低税率覆盖的人数反倒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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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美国共和党及其支持者所秉承的理念，其实就是高收入、低税收、低福利，而客观说来，这种模式的确更易于让人倾向于不断奋斗，而不是安于现状。

然而相对于理想，现实却依旧显得过于“骨感”。普京最初是作为“救火队长”被叶利钦选中并推上政治舞台的。在他三届总统任期外加一届总理任期里，他的确遏制住了俄罗斯极速跌落的趋势，解决了大部分地缘安全危机，恢复了国内的秩序。但是，在国内的经济发展问题上，普京的政绩相对来说，就显得不那么振奋人心了。

但也不好说普京是不是就不善于搞经济，从2000年正式就任总统算起，这十八年时间他其实也真没多少精力专注于经济领域。先是要稳定国内局面，然后要降服寡头，再接着要应对各种地缘威胁——从格鲁吉亚到乌克兰，再到叙利亚……而这样并非因为普京只知道一味对外用强，而是俄罗斯“大而不坚”的地缘环境决定的：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失去了此前1/4的国土，而且多数都是苏联时期的战略要冲，如今的俄罗斯在地缘安全问题上其实已经没有多少退让的空间了。

相对俄罗斯来说，美国的地缘环境就要优越得多。面对欧亚大陆，美洲所处的位置完全是“孤悬海外”，同时美国又有足够庞大的国土、人口数量和资源保有量。所以在历次危机中，美国最坏的局面也就是选择在全球全面收缩（局部收缩更是不新鲜），然后专注于解决内部问题——如今的特朗普政府其实就有这个趋势。而如今的俄罗斯却没有收缩的本钱——“俄罗斯虽大，但是我们却无路可退，因为我们身后就是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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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罗斯的西部为例，俄罗斯在欧洲地区的国土，几乎都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除了第聂伯河，你几乎找不到任何像样的地理屏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波德平原与东欧平原放在一起，大致的形状就是一个侧放的三角形，三角形的一个角在德国，而对应的一条边则在俄罗斯，也就是说，从西欧出发，越往东走你会觉得越“宽”。换句话说，如果有什么人要自西向东进攻俄罗斯的话，那么越往东打，俄罗斯人的防线就会越长，防守难度就会越大——兵力和资源一共就那么多，战线越长，分布的密度自然也就越低。当初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想过要速战速决灭了俄罗斯（苏联），其实很大一部分底气就来自这里——这种地形很难守住，谁处于守势谁吃亏。

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德统一，前华约国家“变色”，乌克兰、白罗斯（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独立，以及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彻底停止的北约东扩，这些让俄罗斯损失的不仅仅是防御纵深。对方每往东扩张一步，俄罗斯的防线就要跟着拉长一大截，在军事上的防御难度自然就跟着增加一分。

2011年时，俄罗斯国内曾爆发过一系列规模不小的反普京游行示威，除了西方国家在背后暗暗推动之外，这里面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俄罗斯国内的中产阶层，正在对改变现状渐渐失去耐心。当时的示威者中，有60%来自中产阶层——那一次恰恰是俄罗斯中产阶层第一次在政治上显示出存在感和影响力。

在他们看来，普京依旧是和寡头们站在一起，而自己的生活，则始终处于缺乏安全感和缺乏进一步上升通道的状态。你可以说他们没有看到事情的全貌，但不能说他们的感受是不真实的。当然，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特别是在收回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人再一次激发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这件事多少带有一些讽刺的味道：普京要想固化自己的政治遗产，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壮大中产阶层，改变俄罗斯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就像当初他所计划的那样。然而由于这一承诺迟迟无法兑现，这些未来的基本盘，如今却时常会做出一些令人不快的举动。这对俄罗斯上层包括对普京本人来说，都是对其政治手法和政治胸怀的一个考验。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在后面的6年里，普京需要做的事其实和特朗普需要做的事，在本质上都差不多，都是要强化中产阶层以及他们所依托的实体经济——对俄罗斯来说，则是要摆脱对石油产业的过度依赖（这或许也是特朗普和普京在个人间彼此惺惺相惜的一个原因）。

在上一个任期里，普京一反以前的常态，对军工、军队、情报机构等自己的基本盘“下手”，连续裁汰、撤换了一批官员。这显然是在为“后普京时代”做铺垫，改变人的配置，最终的目的必然是为了改变利益关系。在第四个总统任期里，普京必然要试图对俄罗斯内部，做一些改变——那么在乌克兰、叙利亚等外部问题上，只要没触及俄罗斯的底线，在未来普京或许就会做一些适当的妥协，那么再进一步说，或者之前俄罗斯强硬的态度，没准儿也可以（数据来源：Haver Analytics中金公司研究部）理解成是为后面的讨价还价留出空间。

总而言之，虽然如今各种媒体和专家学者都在讨论关于六年以后“普京接班人”的问题，但是如果把格局放大一些看，如果普京是一位负责任的政治家，那么相对于“接班人”问题，如何改变现在俄罗斯的财富分配格局，其实才是更加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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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单一税制并不新鲜，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普及了这一做法。先秦两汉时代，税收征收的是实物，即粮食和布匹，学名叫作“租”。而税收的大头，在当时显然是农业税。

在当时，你的地土质好不好，阳光充不充足，取水方不方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国家压根不管，全国上下所有的农田都是一个征收比例，一般情况下税率是5%-10%，历史最低的时候能到3%多一点。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看似简单粗暴，有失公允，但其实反倒是最公平、最合理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要是想把税收精准化，是不是每年或者至少隔个几年，就得先对全国的农田进行一次普查？再然后，就得根据不同的亩产，定出一个阶梯化的税率。那么再然后，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无论在任何时代，这种普查都必须动用大量人力，深入基层，一一排查。这些人自然也是要吃财政饭的，那么多出来的这块财政支出从哪儿来呢？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那就得相应增加税收。

其次，最可怕的是这将提供了海量的权力寻租空间。这种大规模普查，想一一核实、复查，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那后面想一想也该知道会发生什么，富裕的人家只需要花点钱，打点好这些基层的公务员，就可以把自己家的地统统算成低产田，这样自然就可以避税。

可是每年的财政消耗是一定的，这一块是国家的“刚需”，既然富人们少缴了税，那这部分税收缺口该谁来填呢？显然只能是没什么能量的穷人。那最终会怎么样呢？明朝末年，就是因为东南士绅拒绝缴税，结果税负负担全都压在了北方的贫苦农民身上，最后终于逼出了李自成、张献忠——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hHK9Dk+Uzd18bTzcIeX/b53ZKlUDPz/6liCjFFJNwyA3BFmLrxuyu3ZrCplK6J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