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踹开，又离不开
——寡头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所谓的“寡头政治”并非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事实上这种政治传统可以追溯到莫斯科公国时代，可以说，东斯拉夫人的政治历史，就是“寡头政治”和“强人政治”不断“轮流坐庄”的历史。

俄罗斯其实是一个既年轻又不那么年轻的国家。如果从伊凡四世，也就是伊凡雷帝加冕为沙皇算起（1547年），俄罗斯的历史其实也就差不多开始于我国的明朝中叶（嘉靖年间），而如果从彼得大帝算起的话（1721年加冕后才有了“俄罗斯帝国”的称号），那其实就是清朝前期（康熙末年）。现存的主要大国里，除了美国，也就属它的历史最短。然而它的立国模式，却和欧洲的其他王权国家基本是一个路子——莫斯科公国壮大之后，一路征服了周边各个公国，而对上层来说，这种兼并其实并不算多血腥，只不过是大伙宣告臣服于沙皇，但贵族始终还是贵族，政治、经济特权一样不少。也因为这个缘故，俄国的历史上动辄就要记录下一堆公爵——注意是“Knyaz”而不是西欧国家的“Duke”，其实原意更接近（公）国王。这个路径和中国先秦时代的楚国倒是有几分相像。

再简单点说，这其实就是比较“原始”的贵族共和模式，沙皇在事实上更像一个贵族间利益的仲裁者和调停人，至于军人和职业官僚，接受的事实上是沙皇与贵族的双重领导，至于具体听谁的，则取决于谁更强势。在这种模式下，沙皇的权力和所该负担的责任，其实都被夸大了。

早在伊凡雷帝时代，俄国政府就制定了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的《1550年法令》——言下之意就是以前中央的权威不够强，但是即便伊凡雷帝，面对地方势力和官僚集团，最终也不得不选择妥协。

而沙皇彼得二世因为早夭（死时只有15岁）没来得及留下子嗣，于是掌控枢密院的贵族们（来自两个家族的七个人）就选了彼得大帝一个远嫁他国的侄女来接任皇位（嫁到了库尔兰公国——一个面积很小的公国，而且刚嫁过去老公就死了，一直守寡，在当地根本没有势力，论辈分算下来死去的彼得二世应该算她的堂侄），而且在继位之前，贵族们还逼着这位准女皇和他们签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没有由几个贵族所组成的委员会同意，女皇无权“修改税率和税法、调用国库、宣战、任免官员”等权力，并且终身不能再婚、不能自己指定继承人、不能拥有自己的领地（用中国的政治语言说差不多就是“王畿”）。放在中国古代的话，除了某些王朝的末期，这种情况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在俄国，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否则这几位贵族也不至于这么有想象力。

不过，意外的是，这老几位选出来的，就是后来的安娜一世。没想到这位大姐签协议的时候痛痛快快，结果一回到莫斯科，反手就秘密串联了一部分大臣和近卫军，用800人逼宫，撕毁了协议，随即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可以大权独揽的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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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的贵族政治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有意思的副产品，俄国皇室成员的配偶多从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地区王室或信奉东正教的希腊王室中选择，而假使是和本土的哪个贵族子弟结合，皇室只会认定这是“皇庶通婚”。这是因为本国原本就面临贵族专权的问题，如果皇室与某一支本土贵族联姻，就有可能受到贵族的挟制，或是导致某一派做大，进而让政治生态失衡。相反，与外国王族通婚所带来的问题要少得多，关键时刻还可以引为外援。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的德国、希腊和俄罗斯其实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寡头政治”还给俄国带来了一个伴生的政治传统——情报机关治国：彼得大帝创建了“普列阿布拉仁斯基衙门”，安娜一世创立了“秘密刑侦事务衙门”，它们其实与后世苏联时代的“契卡”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克格勃”，乃至如今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思路上都是一脉相承的。除了情报机关在技术层面的正常职能之外，这些机构都担负着对冲寡头影响力的任务——对于掌握着超量社会资源的寡头（贵族）来说，光靠正常的司法途径很难限制他们。

有意思的是，在1800多年以前的中国，曹操其实也一直面临自东汉延续而来的“寡头专权”的问题，而除了拥有来自军方的支持之外，曹操同样也设立了“校事官”，这其实和后世明朝的厂卫是一个性质，也是情报机构——所以《虎啸龙吟》里面出镜率极高的“校事府”其实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其实政治也可以算作一种“软科学”，大众眼中注意的可能更多的是“文化”，是“特性”，然而对当局者而言，他们更看重“技术原理”和“共性”。同样的环境、同样的问题，政治家们自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和年代、民族并没有多少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说“历史没有新鲜事”的原因。不过为了符合大家早已形成的语言习惯，我们这里还是会说“政治传统”。

还要说明的是，这里笔者并没有笔误，事实上即便在苏联时代，“寡头政治”作为一种政治传统也依然是存在的。自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各个部门以及地方政权，都有了极大的自主权限，进而最终有了“诸侯化”的趋势，而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为了尽快坐稳位置，对此都选择了听之任之。后来1991年苏联解体，这其中戈尔巴乔夫虽然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但是必须要说的是，这里面也有之前遗存的隐患。在苏联的最后时刻，叶利钦给政治寡头们开出了更高的价码——允许他们裂土分疆，独立建国，于是最终叶利钦赢过了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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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的官僚集团虽然不像沙俄时代的贵族那样靠血统承袭，但是在“擅权”这个问题上却是大同小异，其实还是带着政治寡头的色彩。即便是斯大林，在面对这帮人的时候，也经常没有办法。这一点从苏联建国初期的能源问题上就可以窥见一二。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石油取代煤炭就已经是公认的大趋势。当时，各工业国工业体系都在迅速用石油代替煤炭，搞“新能源革命”，即便是没有石油资源的德国也不例外（国家间的竞争不会因为你不具备某种条件就照顾你，没条件那就自己去想办法）。然而原本作为当时第二号产油国的苏联（第一是美国），却迟迟没有改变自己的能源结构。

这里面的原因让人哭笑不得：苏共是一支纯粹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十月革命以前，沙俄的工业其实只能算是赶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末班车。不要忘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有一个别名——“煤铁革命”。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前，沙俄的工业体系，大部分都还处在煤炭时代，只有一小部分触碰到了石油时代。

所以在当时的俄国工业体系中，钢铁和煤炭是最为庞大的两个产业，也是产业工人人数最多的两个产业。那么按照比例来说，苏共高层中，来自钢铁产业和煤炭产业的官员数量最多，那么他们的发言权自然也就最大。于是，苏联建国初期工业建设的偶像，便是出身于煤炭行业的斯达汉诺夫——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在工业大发展时期树立的典范，是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石油领域的铁人王进喜。

相对于煤炭和钢铁集团，石油产业出身的官员，当时在莫斯科的发言权就要小得多。石油的分布远没有煤炭那么广，当时苏联的石油工业多分布于阿塞拜疆，那里远离政治中心的莫斯科。结果地理上的距离便导致了政治上也和高层拉开了距离。

此外，石油生产需要的人员数量原本就比煤炭少得多——在苏联时代，要生产同样当量的能源，石油产业需要投入的人员数量只有煤炭产业的1/4.这个技术上的优势，却导致了政治上劣势——人少则言轻。

斯大林对未来的能源格局自然有着清醒的认识。1927年苏共十五大会议期间，斯大林特别强调：“谁在石油工业中拥有优势，谁就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据主动。”

然而苏联官员们对此的回应却是：苏联计划经济委员会于1930年做出决定，要大力发展煤化油产业，最终的目标是苏联50%的液态燃料从煤炭中获得——煤化油技术来自20世纪初的德国，由于德国本土没有石油分布，所以以此来作为替代手段。对于蕴藏有大量石油的苏联而言，这显然是多此一举。更荒唐的是，按照此前德国的经验，在德国本土生产煤化油的成本是从墨西哥购买石油的45倍。除非是在战时没得可选的情况下，否则这种技术很难在生产领域大规模推广。

石油集团虽然发言权重小，但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也同样可以为所欲为。无计划的胡乱开采、虚报数据换取政绩等现象屡屡出现。这样一来，直到1937年，苏联的能源构成中，煤炭以47.5%稳居第一，石油只占16.1%，剩下的则是泥炭和木头。

此后，计划经济委员会在“二五计划”的总结性文件中干脆说：“石油已经不是苏联主要的能源品种，在未来的能源需求中，石油需求也将降低。”此后石油所占比例果真开始下降，全苏能源消耗的一半都来自煤炭——当时主要工业国的“新能源”升级改造正搞得如火如荼，连英国、德国和日本这些不产油的国家都不例外（英国北海油田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产油），不惜推高自己的国防安全成本，也在不遗余力地推进“以油代煤”。

显然，高官们对斯大林就是在阳奉阴违。其实政治强人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强”，即便是斯大林也是如此。那么如今的普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局面也就可想而知了。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巨大的生存压力加上原先的利益和权力格局被德军的外力所摧毁，苏联原本畸形的能源格局竟然在战争期间迅速正常化了——最终帮斯大林达成1927年目标的，不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委员会，而是希特勒。

1991年以后的俄罗斯，其实只不过是延续了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模式而已。叶利钦时代，“七大寡头”构成了叶利钦最核心的基本盘，凭借他们的支持，叶利钦能够在1993年的“炮击白宫”事件中战胜挑战他权威的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能够在1996年连任总统。但是在1998-1999年面对“卢布危机”时，叶利钦则显得无能为力——七大寡头既然是总统唯一的基本盘，那自然说明总统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也就没多少议价权可言。

而普京则不同，早在1997年，普京就被叶利钦任命为联邦安全委员会主席，由此奠定了他在情报机构的基本盘，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爆发，让时任俄总理的普京在军队中得到了支持者。普京在就任总统之后，随即强化了“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俄罗斯的强力机关进行了整合。再之后，七大寡头悉数倒台……

在此之后，普京倒也没像他最初说的那样，真的把寡头“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对于其余实力相对较弱的寡头，普京选择了和他们“和解”——其实这更像普京“降服”了寡头阶层。这也是俄罗斯历史上上层斗争的传统模式——削其锋芒，存其根本。

至于这么干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和前面提到的曹操所面对的问题一样——既想踹开，又离不了，几百年来只能一直“相爱相杀”下去。假如2004年那一次普京要对寡头斩尽杀绝，能不能做成不知道，但俄罗斯的经济运行肯定会瘫痪。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往积极一面看，相对于俄政府部门的死板和低效率（不少中俄合作项目经常是中方这一侧都已经干得差不多了，俄方那边连基础都还没搞利索，此外还要考虑他们排名仅135位的廉洁指数），掌握商业资源的寡头在某些情况下反倒能更好地完成工作。譬如如今经常能把西方国家“怼”得死去活来的俄罗斯媒体，其实具体的工作都是外包给了几大传媒寡头，要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官方媒体面对西方舆论战时，经常处于毫无还手之力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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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与“强人”二选一的问题，在独联体国家中其实是普遍存在的，譬如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白罗斯（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就都属于典型的强人政治。而乌克兰则是典型的寡头政治，自独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尤先科、亚努科维奇和季莫申科三个人反复上演“三国演义”——不管谁在台上，另外两人都会合作把他拉下来。而在2013年亚努科维奇因为颜色革命出走以后，乌克兰的政局进一步趋于碎片化。现总统——巧克力大王出身的波罗申科对国家的实际控制能力就异常弱化。对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这样一个外来户，波罗申科想把他礼送出境都做不到——2017年年底，乌克兰警方逮捕了萨卡什维利，结果在押解途中，萨的支持者上演了一场“劫囚车”，顺利把他救了出来。到了2018年3月，干脆反客为主，萨卡什维利的支持者上街游行，要求波罗申科和总检察长卢岑科一块下台。 tEizD8bGaAdgwsijgkqYJNHbZW209s7QCQc3kzyXidtaK4s25ja92T3F+w1YRU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