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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多年前的中国正处于东汉末期的建安年间，除了给现在的文化事业贡献了一个大IP之外，和所有的历史一样，其中也蕴含了很多可供现今参照的东西。
东汉时期，天下一共分为十三州。及至三国时期，十三州中的九个在曹魏的控制之下，剩下的四个，东吴孙权手里有三个，刘备的蜀汉拥有一个，即益州。
这意味着曹魏占据了原东汉帝国2/3的国土，其中包括文化、经济最为繁荣的中原地区。无论《三国演义》中如何描述，但在事实上，曹操其实才是东汉帝国遗产的继承者。然而如此强大的实力，为什么并没有让曹魏政权迅速统一中国，相反却让最弱小的蜀汉一次次地对曹魏主动出击（诸葛亮五次北伐，姜维九次）呢？
按照现在的推算，三国时期曹魏境内人口400万，常备兵员40万；东吴人口200万，常备军不到20万；蜀汉人口则不过90万，刘禅继位时军队不到4万，后来北伐时，也只扩编到了10万。这组数字是否准确目前还有争议，但是仅就三方的实力比例来说，大致是不差的。也就是说，曹魏的实力起码是东吴的两倍、蜀汉的四倍。
诸葛亮北伐路线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战乱导致当时中国人口数量锐减，所以上面几方的人口数量都只是百万级别。为了应对人口减少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曹魏政权选择引入胡人来弥补缺口，而这恰恰为后来东晋时的一系列变乱埋下了隐患。
显然，唯一的答案只能是曹魏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强大：首先，相对于疆域而言，它的人口数量其实并不算大，所有低人口密度会带来的问题自然一样也不会落下；其次，曹魏在地缘安全上一直要面临东南（东吴）、西南（蜀汉）两线作战的问题——这就好比如今的俄罗斯，始终面临西线（北约东扩、乌克兰危机以及潜在的白罗斯危机）、南线（车臣、格鲁吉亚、叙利亚）两线作战的问题一样。
而这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相对于此，曹操还必须面对一个更加麻烦的问题：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到后来曹丕代汉自立，这其实就相当于一次企业并购，土地、人口以及其他资源就是曹氏接管的东汉帝国的“资产”，而当初拖垮帝国的门阀，就相当于是曹氏接手的“债务”。
所谓门阀，其实也就是电视剧中司马懿嘴里常常提到的“士族”，当然在不同的语境下这个阶层还有别的称谓：搁在地方上，他们叫“豪强”；搁在近现代，也可以称之为“寡头”。
不管他们叫什么，你只需要知道，在当时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他们同时垄断了社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并且借此又笼络了大部分知识精英。在一段时期内，财富的总量肯定是一定的，一个阶层多吃多占，必然意味着其他阶层只能“少吃”甚至干脆“没得吃”。东汉门阀阶层坐大，导致的结果就是平民阶层难以维持生计、国家财政趋于枯竭，最终便有了历史上的黄巾起义、群雄逐鹿……
曹操所要面对的，就是这么一帮人。但同时他们又是当时平均知识水平最高的一批人，治国还离不了他们，譬如荀彧，在历史上就是士族的典型代表——颍川门阀的精神领袖。一句话，既想踹开，又离不了，所以才有了电视剧里“荀令君”和“曹司空”相爱相杀的桥段。司马懿同样属于士族阶层，相对于荀彧的相对中立而言，他对士族阶层的维护要更加坚决。至于更早“领盒饭”的郭嘉，则是“非士族阶层”的精英，所以在曹操眼中，“转会”过来的郭嘉（郭嘉的推荐人是荀彧），反倒更像是自己人。
如此一来，曹魏内部大致就分成了两个政治集团，军人和草根精英更倾向于曹操的治国理念，门阀士族和曹操保持着“相爱相杀”“若即若离”的状态，而每个集团内部又都有各怀不同心思的派系，简单说就一个字——乱。在当时，政变、政治暗杀在曹魏内部就没断过，相互倾轧更是家常便饭，例如曹氏集团的第二代“董事长”曹丕，在与曹植的立储之争中，为了强化自己的班底对冲老爹更看好的曹植，就选择倒向士族一边，这就导致曹丕登基以后，在事实上放弃了老爹秉承的政治路线，而这又导致曹氏自身的根基开始动摇。可以说，司马氏最后政变成功乃至代曹自立，很大一部分根源就在这里。
而如果再往更早一些追溯，汉帝国的建立，其实就已经和门阀有着很深的渊源。当初秦末大乱，严格说起来很难把它归为农民起义，真正起来造反的，主要就是战国时期列国遗留的豪强和贵族，正是他们最终毁灭了秦帝国，而他们也正是刘邦和项羽最初的基本盘。相对来说，刘邦由于接纳了大量布衣精英——这恰恰也是曹操所做的事情，因而对旧贵阶层的倚重度要比项羽小得多，自然掣肘因素也就少得多，这是刘邦集团能够战胜项羽集团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汉朝建立之后，原先的基本盘又变回了对国家根基的潜在威胁。西汉时代的历史，主题基本就是国家和寡头之间的斗智斗勇，在这中间，汉武帝通过汉匈战争，除了解决掉了华夏族的地缘威胁之外，也在军人中建立了自己新的基本盘。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25-55）自起家开始，对寡头（豪强）的倚重程度就要高于自己的老祖宗，这就给东汉帝国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国家对于寡头的“议价能力”明显减弱了。
有意思的是，在1900多年以后的1991年，苏联正式宣告解体，在这之后，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其实他们的上位都得益于寡头集团的认可和支持。所不同的是，车臣战争之后，普京在军方和情报机构为自己建立了新的基本盘……某种程度上说，历史的有趣和无趣，都在这里。
其实对于门阀（寡头）擅权的问题，早在2300多年以前中国的战国前期，伟大的改革家和政治家商鞅就已经给出了一套近乎最优的解决方案。商鞅变法如今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只剩下“徙木立信”“严刑峻法”，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政治都绝不可能是如此简单和浅薄的。
政治层面，商鞅第一次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体制——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举国一法，最大限度地制衡门阀集团，即便是国君，在内政问题上也不能随便进行行政干预。
经济层面，通过民爵制度（平民可以通过军功、种田、做工、经商等明确且可量化的途径获得爵位）和低税率制度（相对于改革之前，秦国的税率事实上大大降低了）来发展壮大国内的中产阶层，他们既是对国家最忠诚的阶层（兵员来源），也是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同时还是精英阶层的人才储备库——秦汉时代，布衣卿相在政治上形成了对门阀阶层最直接的制衡。
对比后世，虽然后来在制度层面日趋完善——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但是一旦无法维持中产阶层的比重，国家政治最终必然会沦为门阀（寡头）政治。从底层进阶到中产是较大概率事件，从中产进阶到精英阶层，概率也不算小，但是从底层直接进阶到精英阶层绝对是极小概率事件，这不是靠个人努力或制度改进就可以颠覆的，对国家而言，减少“寒门”远比推动“寒门出贵子”要来得实在。
商鞅变法壁刻
而在过了500多年以后，曹操在面对门阀专权的问题时，选择了差不多的应对方式——法商（鞅）申（不害）之学。然而遗憾的是，曹魏的政治中心，无论是许昌还是洛阳，都处于地势较为平坦的中原地区，相对于当初秦国所处的关中盆地，这里缺少足够的地理屏障，因此在面对吴、蜀而来的军事压力时，就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而这又会大大限制曹魏上层在内政问题上的自由度。放在将近1800年以后的今天，再来看如今俄罗斯的普京，想必会有那么点似曾相识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