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圈会

“啊，沃伦太太，我看不出有什么使你不安的特殊因素；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时间如此宝贵，竟然还得管这件事。我真的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歇洛克·福尔摩斯这样说着，掉转身去翻阅他那本巨大的剪报簿。他把一些最近的资料剪下来收集在里面，并且给它们编了索引。

可是，房东太太很执拗，并且具有女性的狡猾，她毫不退让。

“去年您帮我的一个房客办过一件事，”她说，“就是费戴尔·霍布斯先生。”

“噢，对，对——小事一桩。”

“可他老是念叨个没完——说您好心肠，先生，说您能够把没有头绪的事查得一清二楚。当我自己感到困惑、陷入苦恼中的时候，我想起了他说过的话。我知道，您是可以办到的，只要您愿意帮忙。”

受到恭维时，福尔摩斯总是很好说话的，并且当别人真诚对待他时，他也是会尽力去主持公正的。在这两股力量下，他叹了口气，表示同意了，并放下胶水刷子，往后拖了拖他的椅子。

“好吧，好吧，沃伦太太，那就说给我们听听吧。你不反对我抽烟吧？谢谢你，华生——火柴！我知道，你的新房客一直待在房间里，你老看不到他，你就为此而发愁。那又有什么呢？上帝保佑你，沃伦太太，如果我是你的房客，你会经常一连好几个星期都见不到我的。”

“话是没错，先生，可是这回的情况不同啊，他使我害怕，福尔摩斯先生，我怕得整夜睡不着觉。只听见他急促的脚步声走来走去，从大清早一直到深夜，可是连他的人影都没见过——这我可受不了啦。我丈夫和我一样对此感到神经紧张，不过他整天在外面上班，我呢，我想躲都躲不开。他为什么要避不见人呢？他到底干了什么？除了那个小姑娘，屋子里就剩我和他了。我的神经再也受不了啦！”

福尔摩斯向前倾过身，把他细长的手指安抚地放在房东太太的肩膀上。只要他需要，他安慰人的力量几乎有催眠术般的魔力。她目光中的恐惧消散了，紧张的表情也松弛下来，恢复到常态。她在福尔摩斯指的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如果要我管这件事，我必须了解所有的细节，”他说，“别急，好好想想。最小的细节可能是最重要的。你是说，这个人是十天前来的，付了你两个星期的房费和伙食费？”

“他问我要多少钱，先生。我说一星期50个先令。有一间小起居室和卧室，一切设施齐全，是在顶楼。”

“还有呢？”

“他说：‘如果能按我的条件做的话，我可以一个星期付给你5镑。’我是一个穷婆子，先生，沃伦先生挣得也很少，钱对我来说可是意义重大。他拿出一张10镑的钞票，当时就给了我。‘如果照我说的条件办，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可以每两周拿到同样多的钱。’他说，‘否则，我就什么也不会给你了’。”

“什么条件？”

“唔，先生，条件是他得掌握房子的钥匙。这没什么，房客们常常是要钥匙的。还有一个条件是，要让他完全一个人待着，绝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打扰他。”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吗？”

“从道理上说，没什么。可这根本又是不合情理的。他在这儿住了十天了，沃伦先生、我，还有那个小姑娘都连一次也没有见过他。晚上、早上、中午，就听见他急促的脚步声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除了第一个晚上之外，他再也没有出过这屋子。”

“哦，他在头一天晚上出去过？”

“是的，先生，回来得很晚——我们都睡了。他住进来之后就对我说过，可能会晚回来，叫我不要给大门上闩。我听见他上楼时，已经过了半夜了。”

“他怎么吃饭呢？”

“他特别吩咐过，他一按铃，我们就得把他的饭放在门外的一把椅子上。等他吃完了再按铃，我们再从那把椅子上把东西收走。如果他要别的什么东西，就用印刷体写在一张纸上放在外面。”

“用印刷体写？”

“是的，先生，用铅笔写的印刷体，只有一个词，没有别的了。我带了一张来给您看看——肥皂。这是另外一张——火柴。这是他在第一天早上留下的——《每日新闻》。我每天早上把报纸和早餐一起放在那儿。”

“天哪，华生，”福尔摩斯叫道，吃惊地盯看房东太太递给他的几张大纸片，“这倒真有点儿反常。深居简出，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写印刷体呢？这可是个笨办法。为什么不写手写体呢？这说明什么，华生？”

“说明他想掩饰自己的笔迹。”

“为什么呢？房东太太看见他的字体，对他又有什么妨碍呢？也可能是你说的那样。那么，还有，字条为什么这么简单呢？”

“我想不出。”

“这样一来就耐人寻味了。写字的笔不是一般的笔，紫罗兰色，粗笔芯。你看，写好之后，纸是从这儿撕开的，所以‘肥皂’这个词里的‘S’被撕去了一部分。这能说明一些问题，对吧，华生？”

“说明小心谨慎吗？”

“完全正确。显然还会有一些痕迹、指纹或其他什么东西可以为查明这个人的身份提供线索。沃伦太太，你说这个人是中等身材，肤色很黑，有胡子。大概多大年纪？”

“挺年轻的，先生，不超过三十岁。”

“唔，你再说不出更多的特征啦？”

“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先生，可是从他的口音听来，我感觉他是个外国人。”

“穿着讲究吗？”

“很讲究，先生，一副绅士派头。深色衣服——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他没告诉你他的名字吗？”

“没有，先生。”

“他没有信，或者拜访者吗？”

“没有。”

“你，或者是那个小姑娘，一定在某个早上进过他的房间吧？”

“从来没有，先生，他完全是自己料理一切。”

“哦？真奇怪。行李呢？”

“他随身带着一个棕色大手提包——没别的了。”

“唔，看来我们掌握的有用的材料并不多。你是说什么东西也没有从他房间里带出来过——一样也没有？”

房东太太从她包里拿出一个信封，又从信封里取出两根烧过的火柴和一只烟头放在桌上。

“今天早上这些东西放在他的盘子里。我带来给您看看，因为我听说您能从细小的东西上看出大问题。”

福尔摩斯耸耸肩。

“这没有什么特别，”他说，“火柴当然是用来点过香烟的，从烧剩的长度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点一斗烟或是一支雪茄烧去了一半。可是，唉，这个烟头倒是很奇怪。你说过，这位先生上唇和下巴都有胡子？”

“是的，先生。”

“这我就不明白了。凭我的经验，只有胡子刮得精光的人才会把烟抽成这样。嘿，华生，就连你嘴上的那么一点儿胡子也会被烧焦的。”

“会不会是用的烟嘴儿？”我提出我的看法。

“不，不。烟头已经被咬破了。沃伦太太，我想房间里不可能有两个人吧？”

“不会，先生。他吃得太少了，我老怀疑他吃这么一点还能活下去。”

“唔，我想我们必须得多找一点儿材料。不管怎样，你没什么可抱怨的。你收了房租，他虽然有些不寻常，但并不是一个惹麻烦的房客。他给你优厚的房租，况且，即使他要隐瞒什么，跟你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没有道理干预别人的私事，除非我们有理由认为事关犯罪。既然我已经接下这件事，就不会撒手不管。有什么新情况，请告诉我；如果需要，我会帮助你的。”

“这里面有几点确实有意思，华生，”房东太太离开后，他说，“当然，也许是小事——个人的怪癖，但也可能比表面现象奥妙得多。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一种明显的可能性，现在住着的，可能同租房间的完全是两个人。”

“为什么这么想？”

“呃，除了烟头之外，这位房客租下房间之后马上出去过一次，而且仅此一次，这难道不能说明什么吗？他回来的时候——或者说，某个人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见到过他。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回来的人就是出去的人。另外，租房间的人英语很棒，另一个却把应当写为‘matches’的字写成了‘match’。我可以想象，这个字是从字典里查出来的。字典里只给名词，但没有给出复数形式。这种简短的字条可能是为了掩盖不懂英语。没错，华生，有充分理由怀疑有人顶替了我们的房客。”

“但会是什么目的呢？”

“啊！问题就在这里。有一个十分简单明了的调查方法。”

他取下一本大书，书中都是他平日收集的伦敦各家报纸的寻人广告。“天啊！”他翻阅着书页喊道，“好一个呻吟、哭泣和废话的大合唱！好一堆奇闻怪事的大杂烩！但在一个异乎寻常的学者眼里，这无异于为他提供了一个最有价值的猎场！这个人孤零零的，为避免泄露其中的机密，不能以写信的方式联络。消息和通信又是怎样从外面传给他的呢？显然是通过报上的广告。看来没有其他的途径。幸好我只需要留意一份报纸就可以了。这是最近两个星期《每日新闻》上的摘录：‘王子滑冰俱乐部戴黑色羽毛围巾的女士’——这不去管它。‘吉米当然不会叫他母亲伤心的’——这与我们无关。‘如果这位昏倒在布里克斯顿的公共汽车上的女士’——她，我也不感兴趣。‘我的心每天都在渴望——’废话，华生，全是废话！啊，这一段有点儿可能。你听：‘耐心些。将寻找一种可靠的通信方法。目前，仍用此栏。G.’这是沃伦太太的房客住进来两天之后刊登的。这个有点儿像，不是吗？这个神秘房客可能是懂英语的，尽管他不会写。再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别的线索。啊，在这儿——三天之后的。‘正做有效安排。耐心，小心。乌云即将散去。G.’之后的一个星期什么都没有。然后这条就说得很明确了：‘道路已扫清。如有机会，当发信号，记住约定的暗号——一是A，二是B，依此类推。你很快就会听到消息。G.’这是登在昨天的报纸上的。今天的报上什么也没有。这一切都很符合沃伦太太那位房客的情况。华生，如果我们再等一等，我相信事情就会更清楚了。”

果然如此。早上，我发现我的朋友背靠炉火站在炉边的地毯上，脸上挂着心满意足的笑容。

“看看这个，华生！”他喊道，从桌上拿起报纸，“‘红色高房子，白石头门面。三楼。左面第二个窗口。天黑之后。G.’这够明确了。我想吃完早饭我们一定得去拜访一下沃伦太太的这位芳邻。啊，沃伦太太！今天早上你给我们带来什么新消息呀？”

我们的委托人突然怒气冲冲地闯进来，这告诉我们，事情有了新的重大发展。

“这事得找警察啦，福尔摩斯先生！”她嚷道，“我可再也受不了啦！让他拎上他的提包滚蛋吧！我本想直接上楼去告诉他要他走，不过我想还是先听听你们的意见好些。可是我的忍耐到头啦，老头子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打——”

“沃伦先生被打了？”

“反正对他可粗暴啦。”

“谁对他粗暴？”

“哎呀！我们也正想知道哩！就在今天早上，先生。沃伦先生是托特纳姆宫廷路莫顿－威莱公司的打卡员。他得在七点钟以前离开家。好啦，今天早上，他出门还没走上几步路，后面追上来两个人，用一件衣裳蒙住他的头，就塞进了路旁的马车。他们带着他跑了一个钟头，打开车门，把他扔到车外。他躺在路上，吓得魂都没了，根本没看到马车是怎么一回事。等他慢慢爬起来，才知道是在汉普斯蒂德荒地。他坐公共汽车回了家，这会儿还在沙发上躺着呢。我就马上到这儿来告诉你们这件事。”

“真有意思，”福尔摩斯说，“他看见那两个人的样子没有——听见他们说话了吗？”

“没有，他给吓糊涂了。他只知道，把他抬上车，又把他扔下去，就像变戏法一样。车里至少有两个人，说不定是三个。”

“你把这次袭击同你的房客联系起来啦？”

“哎，我们在这儿住了15年啦，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我受够他啦。钱不是一切。天黑以前，我会叫他离开我的房子。”

“等一下，沃伦太太。别贸然行事。我开始觉得这件事可能比我当初预料的要严重得多。很显然，某种危险正在威胁着你的房客。同样清楚的是，他的敌人躲在你家门附近等候他。他们在朦胧的晨光中认错了人，误把你丈夫带走了，后来发现弄错了，就把你丈夫放了。如果不是看错了人，那他们又会干什么呢？我们只能猜测。”“噢，那我该怎么办，福尔摩斯先生？”

“我非常想见见你这位房客，沃伦太太。”

“我不知道怎么安排，除非你硬闯进去。每当我留下盘子下楼去的时候，就听见他开门锁的声音。”

“他得把盘子拿进去。我们当然可以躲在某个地方看他拿盘子。”

房东太太想了一会儿。

“那好，先生，对面有个小房间。或许我可以在那里放一面镜子，如果你们躲在门后面也许可以——”

“好极了！”福尔摩斯说，“他什么时候吃午饭？”

“大约一点钟，先生。”

“华生和我准时去。我们到时再见吧，沃伦太太。”

十二点半钟，我们已站在沃伦太太住宅的台阶上。这是一幢高高的细长形黄砖建筑，坐落在大英博物馆东北面狭窄的奥梅大街上。尽管它矗立在大街拐角处，但从那里俯瞰下去，却可以望见霍伊大街上那些更加华丽的住宅。福尔摩斯用手指着那排公寓住宅中的一幢笑出声来，那些房子很抢眼，很容易就吸引了他的目光。

“瞧，华生！”他说，“红色高房子，白石头门面。完全符合信号中提到的地点。我们知道了地点，也知道暗号，我们的任务一定会简单多了。那扇窗口上放着一块‘出租’的牌子。这套空着的公寓显然是他的同伙藏身的地方。啊，沃伦太太，安排得怎么样了？”

“我都给你们准备好啦。如果你们两位都上去的话，就把鞋子放在楼下的楼梯平台上。我现在就带你们去。”

她安排的藏身处很好。镜子也放置得恰到好处，我们坐在黑暗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对面的房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安顿好，远处就传来这位神秘房客叮当的摇铃声，沃伦太太赶紧离开了。不久，房东太太端着盘子出现了。她把盘子放在紧闭的房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然后踏着重重的步子离开了。

我们蹲伏在门后的角落里，眼睛紧紧地盯着镜子。房东太太的脚步声刚刚消失，突然传来钥匙吱吱转动的声音，门把扭动了，两只纤细的手飞快地伸出来，把椅子上的盘子端走了。过了一会儿，又匆匆把盘子放回原处。我瞥见一双阴郁、美丽、惊悸的眼睛瞪着小房间的一丝门缝。然后，房门猛地关上，钥匙又转动了一次，一切都安静下来。福尔摩斯拉了拉我的衣袖，我们两人偷偷地溜下楼梯。

“我晚上再来，”福尔摩斯对满怀期待的房东太太说，“我想，华生，我们最好回自己的住处讨论这件事。”

“你都看到了，我的推测是对的，”他躺在安乐椅上，说道，“有人顶替了房客。我没有料到的是，我们发现的竟然是一个女人，而且不是普通的女人，华生。”

“她看见我们了。”

“嗯，她发现了使她害怕的情况，这是肯定的。事情的大概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不是吗？一对夫妇来伦敦寻求避难所，以躲避非常可怕而紧迫的危险。他们的防范越严，说明危险就越大。男的有事情必须得去做，在他办事的时候，想把女的安置在绝对安全的地方。问题不简单，不过他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来解决了问题，很有效，就连给她送饭的房东太太也不知道她的存在。现在看来，很明显，用印刷体写字条是为了掩饰她的性别，不让别人从字迹上辨识出来。男的不能接近女的，否则就会把敌人引来。他不能直接和她联系，所以利用寻人广告栏。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很清楚了。”

“可是，根由是什么？”

“啊，对，华生——这仍然是严肃的实际问题！这一切的根由是什么？沃伦太太的无事生非把事情扩大化了，并且在我们行动过程中呈现出更险恶的一个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不是一般的感情纠葛。你看到那个女人发现危险迹象时的脸色啦。我们也听说房东先生遭到袭击的事了，这毫无疑问是针对这位房客的。警觉和拼命保守秘密都足以证明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袭击沃伦先生的事进一步表明，敌人自己，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知道女房客已经顶替了那男房客。这件事非常离奇复杂，华生。”

“为什么你要继续深入下去？你想从中获取什么？”

“的确，为什么呢？是为艺术而艺术吧，华生。当你看病的时候，我想你只是在研究病情而不会想到出诊费吧？”

“那是为了学习，福尔摩斯。”

“学习是没有止境的，华生。课程一门接一门，最好的总在最后。这件案子很有启发性。既不涉及金钱也无关乎名誉，但我们还是要把它查个清楚。天黑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调查又前进了一步。”

我们回到沃伦太太的住处，这时，伦敦冬天的夜色更加浓厚了，变成一块灰色的帷幕，只有窗口明亮的黄色方玻璃和煤气灯昏暗的光晕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单调色彩。当我们从旅馆的一间黑洞洞的起居室向外窥视的时候，昏暗中一束暗淡的灯光又在高处闪烁。

“那个房间里有人在走动，”福尔摩斯低声说，他那瘦削的脸急切地探向窗前，“对，我看见他的影子了。他又出现了！手里拿着蜡烛，他在向对面窥视。他想确认她在看信号，现在他开始晃动灯光发信号了。华生，你也记一下信号，以便我们互相核对。一下，这肯定是A。现在，哦，你记的是几下？20。我也是20。这应该是T。AT——这足够明白了！又一个T。这一定是第二个字的开头。现在是——TENTA。突然停了。这不会是全部吧，华生？AT－TENTA没有意思啊。就算是三个字——AT，TEN，TA，这也没什么意思，除非T、A是一个人姓名的缩写。又开始了！是什么？ATTE——怎么，重复同样的信号？古怪，华生，太古怪了！现在他又停了！AT——什么？第三次重复。三次都是ATTENTA！他要重复多久？看来现在他发完了。他离开了窗口。华生，你怎样看这件事？”

“是用密码联络，福尔摩斯。”

我的同伴突然发出恍然大悟的笑声：“并不是太晦僻的密码，华生，”他说，“是的，当然，那是意大利文！A的意思是说信号是发给一个女人的。‘当心！当心！当心！’怎么样，华生？”

“我相信你是对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紧急信号。重复了三次，说明万分紧急。但当心什么呢？等一下，他又到窗口来了。”

我们又看见一个蹲伏着的人的模糊轮廓。随着信号的更新，一点儿小火苗又在窗前来回晃动了。信号比上次打得更快——快得几乎记不下来。

“PERICOLE——嗯，这是什么意思，华生？‘危险’，对不对？对，确实，是一个危险信号。他又来了！PERI……啊，这究竟是——”

灯光突然熄灭，对面窗格里发出的微弱光芒消失了，在其他各层明亮的窗扉映衬下，第四层给这栋大楼镶上了一条黑带子。最后的危急呼叫突然中断了。怎么一回事？被谁打断的？这个想法几乎同时出现在我俩的脑子里。福尔摩斯从窗户旁边蹲伏着的地方一跃而起。

“事情严重了，华生，”他叫道，“要出事！信号为什么突然中断了？这件事我得跟警察局取得联系——可是，事情紧急，我们脱不开身。”

“要我去叫警察吗？”

“我们得把情况搞得更清楚一些才是。它或许有更清楚的解释。走，华生，让我们亲自出马，看看有什么办法。”

当我们沿着霍伊大街疾走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我们刚刚离开的建筑物。在顶楼的窗口，我看见有一个模糊的头影，一个女人的头影，呆呆而紧张地望着外面的夜空，正在焦虑不安地屏息等待着中断了的信号重新开始。在霍伊大街公寓的门道上，有一个围着围巾、穿着大衣的人靠在栏杆上。当门厅的灯光照在我们的脸上时，这个人吃了一惊。

“福尔摩斯！”他喊道。

“噫，葛雷格森！”我的同伴说道，一面和这位苏格兰警察局的侦探握手，“这真是冤家路窄啊。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啦？”

“我想，是跟你同样的原因，”葛雷格森说，“我真想象不出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殊途同归嘛。我一直在记录信号。”

“信号？”

“是啊，从那个窗口。信号发了一半中断了。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原因。既然是你在办案，万无一失，我看我们就用不着管下去了。”

“等等！”葛雷格森急切地说道，“我要对你说句心里话，福尔摩斯先生，我办案子，只要有你在，心里总感觉踏实得多。这座房子只有一个出口，所以他跑不了。”

“谁？”

“啊，福尔摩斯先生，这一回我们可领先一步了。这一次，你可得要让我们占先了。”他用手杖在地上重重地敲了一下，随即一个手拿马鞭的车夫从街那头的一辆四轮马车旁边踱了过来，“请允许我为你介绍福尔摩斯先生。”他对车夫说道，“这位是美国平克顿侦探所的莱弗顿先生。”

“就是侦破长岛山洞奇案的那位英雄吗？”福尔摩斯说，“很高兴见到你，先生。”

这个美国人是个沉静、干练的年轻人，一张很有棱角的脸，胡子刮得精光。他听了福尔摩斯这番赞扬，不由得涨红了脸，“我是为生活奔波，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如果我能抓住乔吉亚诺——”

“什么！红圈会的乔吉亚诺吗？”

“啊，他在欧洲很出名，是吧？我们在美国也知道他的事情。我们知道他是50件谋杀案的主犯，可惜我们没有法子抓住他。我从纽约就一路跟踪着他。在伦敦的整整一个星期里我都在他附近，寻找时机亲手把他抓起来。葛雷格森先生和我一直追他到这个大公寓，这里只有一个出口，他跑不掉了。他进去之后，已有三个人从里面出来，但是我敢肯定，他不在这三个人里面。”

“福尔摩斯先生提到信号，”葛雷格森说，“我想，同往常一样，他了解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情况。”

福尔摩斯把我们遇到的情况简要地作了说明。这个美国人两手一拍，又气又急。

“他发现了我们啦！”他嚷道。

“你怎会这样想呢？”

“唉，情况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他在向他的同谋者发信号——他有一伙人在伦敦。正像你说的那样，他突然告诉他们有危险，中断了信号。他不是在窗口突然发现我们在街上，就是隐约意识到危险在逼近，如果他想躲过险情，就必须立刻采取行动。除了这些，还能是什么别的意思呢？你怎样看，福尔摩斯先生？”“所以我们要立即上去，亲自去查看一下。”“但是我们没有逮捕证。”

“他是在可疑的情况下，在无人居住的屋子里，”葛雷格森说，“眼下这就足够了。当我们还在追踪他的时候，我们要看纽约警方是否可以协助我们逮捕他。而现在，我可以负责逮捕他了。”

我们的官方侦探在智力方面可能略有欠缺，但是却不缺乏勇气。葛雷格森上楼去抓那个亡命之徒了。他仍然是那样一副沉稳精干、公事公办的态度。也就是靠着这种态度，他在苏格兰警察局的官场上步步高升。那个平克顿侦探所的人曾试图赶在他的前面，可是葛雷格森早已坚决地把他挡在后面了。伦敦的警察对伦敦城里的危险享有优先权。

四楼左边房间的门半开着。葛雷格森把门开大，里面是绝对的漆黑沉寂。我划了一根火柴，把侦探的手提灯点亮。就在此时，在灯光照亮以后，我们大家都吃惊地倒抽了一口冷气。在没有铺地毯的地板上，有一条新鲜的血迹。红色的脚印冲着我们，并且一直通向内屋。内屋的门是关着的。葛雷格森把门撞开，举起灯高高地照着前面，我们大家都从他的肩头急切地向里面张望。

这间空屋的地板正中躺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他那修整得很干净的黝黑脸膛，扭曲得奇形怪状，十分可怕；头上环绕着一圈可怕的深红色血迹。尸体躺在一块白木板上的一个巨大的湿淋淋的环形物上。他的双膝弯曲，两手痛苦地摊开着。一把白柄的刀子从他粗黑的喉咙正中向上整个地刺进了他的身体。这个人身材魁梧，在他遭到这致命的一击之前，他一定已经像一头被斧子砍倒的公牛一样倒下了。他右手旁边的地板上放着一把可怕的两边开刃的牛角柄匕首，匕首旁边是一只黑色小山羊皮手套。

“天啊！这是黑乔吉亚诺本人！”美国侦探喊道，“这次有人抢在我们前头了。”

“蜡烛在窗台上，福尔摩斯先生，”葛雷格森说，“唉，你还在那儿干什么？”

福尔摩斯已经走过去点上了蜡烛，并且在窗格前来回晃动着。然后他向黑暗中探望着，吹灭蜡烛，把它扔在地板上。

“我想这样做会有帮助的。”他说。他走过来，站在那里，陷入沉思。这时两位专职人员正在检查尸体。“你说，当你们在楼下等候的时间里，有三个人从房子里出去，”最后，他说道，“你贴近地看过他们吗？”

“是的。”

“其中有没有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黑胡子，皮肤很黑，中等身材？”

“有。他是最后一个走过我身边的。”

“我想，他就是你要找的人。我可以对你描绘出他的样子来，我们还有他的一个很清晰的脚印。这对你应该是足够了。”

“在伦敦的几百万人中找这个人，线索还不很够，福尔摩斯先生。”

“也许不很够。因此，我想最好还是叫这位太太来帮助你们。”

听见这句话，我们都转过身去。只见门道上站着一个高挑而美丽的女人——布卢姆斯伯里的神秘房客。她慢慢走上前来，脸色苍白，神情非常忧郁，双目直直地瞪着，惊恐的目光牢牢地盯着地上那个黝黑的躯体。

“你们把他杀死啦！”她喃喃地说，“啊，我的上帝，你们把他杀死啦！”接着，我听见她突然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跳了起来，发出喜悦的喊叫。她在房间里转着圈，手舞足蹈，因为惊喜，她的黑眼睛闪闪发光，成百句优美的意大利语感叹词句从她唇边涌出。一个女人见到这样一番情景之后竟然如此欣喜若狂，这是何等可怕而奇特的一幕啊。她突然停下来，用一种探询的眼光看着我们。

“而你们！你们是警察吧？你们杀死了奎赛佩·乔吉亚诺，对吗？”

“我们是警察，夫人。”

她向房间里的暗影处扫视了一周。

“那么，根纳罗在哪儿呢？”她问道，“我的丈夫根纳罗·卢卡。我是伊米丽亚·卢卡。我们两个都来自纽约。根纳罗在哪儿？刚才是他在这个窗口召唤我，我就赶快跑来了。”

“叫你来的是我，”福尔摩斯说。

“你！你怎么可能？”

“你的密码并不难懂，夫人。欢迎你的光临。我知道，我只要闪出‘Vieni’的信号，你就一定会来的。”

这位美丽的意大利女人敬畏地看着我的同伴。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她说，“奎赛佩·乔吉亚诺——他是怎么——”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脸上突然被骄傲和喜悦的光芒照亮了，“现在我明白了！我的根纳罗呀！我的伟大、英俊的根纳罗，是他保护我远离一切伤害，是他。他用他强有力的手臂杀死了这个恶魔！啊，根纳罗，你是多么完美啊！什么样的女人能配得上这样的男子”

“唔，卢卡太太，”深感没趣的葛雷格森说着，一只手拉住这位女士的衣袖，面无表情，就好像她是诺丁山的小流氓似的，“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我都不很清楚；不过根据你说的，情况已经很明白了，我们要请你到局里去一趟。”

“等一等，葛雷格森，”福尔摩斯说，“我倒觉得，这位女士可能正像我们急于了解情况一样，也急于要把事情真相告诉我们。夫人，你可知道，你丈夫将会因杀死躺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而被逮捕审判吗？你说的话将被用作证词。但是，如果你认为他做出此事不是出于犯罪的动机，那么，你帮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全部经过告诉我们。”

“既然乔吉亚诺死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这位女士说，“他是个恶棍，是个魔鬼。世界上没有哪个法官会为我丈夫杀死了这样一个人而惩办我丈夫的。”

“既然是这样，”福尔摩斯说道，“我建议把房门锁起来，让这一切都照原样摆着。我们跟这位女士一起到她的房间去。等我们听完了她对我们说的一切之后，再作打算。”

半个钟头之后，我们四个人已在卢卡太太那间小小的起居室里坐下来，听她原原本本地讲述那一系列充满奇险的事件。事件的结尾，我们碰巧已经目睹了。她的英语说得很快，流利但不很标准。为了表述明白，我只好做些语法上的修改。

“我出生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坡西利坡，”她说，“是首席法官奥古斯托·巴雷里的女儿。我父亲曾经在当地做过议员。根纳罗是我父亲的雇员。像其他女人也会的那样，我爱上了他。他没有钱也没有地位——他什么也没有，只有英俊的相貌、力气和精力——所以我父亲不同意我们结婚。我们私奔了，在巴里结了婚。我变卖了首饰，用这笔钱我们到了美国。这是四年前的事。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住在纽约。

“起初，我们运气不错。根纳罗帮助了一位意大利绅士——他在一个叫鲍厄里的地方把这位先生从几个暴徒中救了出来，这样就结交了一个有势力的朋友。这位先生叫梯托·卡斯塔洛蒂。他是卡斯塔洛蒂－赞姆巴大公司的主要合伙人。这家公司是纽约最大的水果进口商。赞姆巴先生身体不好，公司的大权由我们新结识的朋友卡斯塔洛蒂一手掌管。公司雇用了三百多名职工。他安排我丈夫在他的公司工作，并且叫他主管一个部门，在各方面对我丈夫都很好。卡斯塔洛蒂先生是个单身汉，我相信，他是把根纳罗当成他的儿子来看的，我和我丈夫也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敬爱他。我们在布鲁克林购置了一幢小房子，看上去我们的整个前途都有了保障。这时候，生活突然出现了阴影，我们的天空很快就被乌云覆盖。

“有一天晚上，根纳罗下班回来，带来一个同乡，叫乔吉亚诺，也是从坡西利坡来的。这个人身材高大，你们可以验证，因为尸体你们已经见到了。他不但块头大，而且举止怪异，令人惧怕。他的声音在我们的小屋里就像打雷一样。当他讲话的时候，屋里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他挥舞巨大的手臂。他的思想、情绪、热情都是夸张而怪异的，他说话时，或者可以说吼叫时，是那么用力，别人只能坐在那里乖乖地听他一个人滔滔不绝，被他话语中的威力所震慑。他的眼睛一看着你，你就得听他摆布。他是个可怕的怪人。感谢上帝，他已经死啦！

“他一次又一次到我家来。可是我知道，根纳罗跟我一样并不想见到他。我那可怜的丈夫坐着，脸色苍白，倦怠地听我们的客人无休无止的谈话。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所发表的滔滔不绝的胡言乱语构成了他谈话的全部内容。根纳罗一言不发，而我，我是如此了解他。我从他脸上看得出某种我以前不曾见过的表情。起初，我以为是厌恶。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不仅仅是厌恶，是惧怕——一种深沉的、隐蔽的、畏缩的惧怕。那天晚上——就是我看出他恐惧的那个晚上——我抱着他，以他对我的爱恳求他告诉我，以他什么事都不瞒着我的感情恳求他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大个子竟能把他弄得这样心神不定。

“他告诉了我。我一边听着，一边觉得我的心像凝结成冰一样越来越冷。我可怜的根纳罗呀，在那狂乱的日子里，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跟他作对，他几乎要被不公平的生活逼疯了。就在那些日子里，他加入了那不勒斯的一个团体，叫红圈会，和老烧炭党是一类组织。这个组织的誓约和秘密真是可怕，而且一旦加入进去就休想出来。我们逃到美国的时候，根纳罗以为他已经跟它永远一刀两断了。那天晚上，当他在街上碰见一个人时他是多么惊恐啊这个人就是在那不勒斯介绍他加入那个团伙的大头目乔吉亚诺。在意大利南部，他因杀人不眨眼而被称为‘死亡’！他到纽约是为了躲避意大利警方，并且他已经计划在新定居的地方建立这个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根纳罗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并且把他那天收到的一张通知给我看。通知顶头上画了一个红圈。通知告诉他要在某一天集会，他必须应命到会。

“真是糟透了。但更糟的还在后面哩。我注意到有一段时间了，乔吉亚诺常在晚上到我们家来，并且跟我说很多话。或者即使他话是对我丈夫说的，他的两只野兽般可怕的眼睛却老是盯着我。有一个晚上，他隐秘的企图暴露了。我见识了他所谓的‘爱情’——畜生和野蛮人的爱情。他来的时候，根纳罗还没有回家。他闯进屋来，用他有力的手抓住我，搂进他那像熊似的怀里，劈头盖脸地吻我，并且恳求我跟他走。我正在挣扎尖叫，根纳罗进来了，冲上去打他。他打昏了根纳罗，逃出屋去，从此就再没有到我们家来。就是那个晚上，我们成了死对头。

“几天以后开了会。根纳罗开完会回来后，他的脸色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它比我们曾想象可能会发生的更糟。红圈会的资金是靠敲诈有钱的意大利人筹集的，如果他们不出钱，就以暴力威胁。看样子，已经找到我们亲爱的朋友和恩人卡斯塔洛蒂的头上了。他拒不屈服于威胁，并且把恐吓信交给了警察。红圈会决定要拿他开刀，以防止其他受害者群起效尤。会上决定，用炸药把他和他的房子一起炸掉。抽签来决定谁去做这件事。当根纳罗把手伸进袋子去摸签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的仇敌那张残酷的脸正对着他奸笑。毫无疑问，事先已经按某种方式做好了安排，因为签落到了我丈夫的手里。签上的那个致命的红色圆圈，就是杀人的命令，他要么去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要么让他和我遭到他的同伙的报复。惩罚他们所害怕或者憎恨的人，不但伤害这些人本身，还要伤害这些人所爱的人，这就是他们恶魔般的规定的一部分。这种恐怖压在了我可怜的根纳罗的头上，逼得他忧虑不安，几乎都快发疯了。

“我们整夜坐在一起，互相挽着胳膊，为我们面临的灾难而彼此鼓劲。动手的时间定在第二天晚上。正午左右，我丈夫和我上路来伦敦了，可是没来得及通知我们的恩人说他有危险，也没来得及把这一情况报告警察，以保护他未来的生命安全。

“先生们，其余的，你们自己都知道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将会如影随形般跟踪着我们。乔吉亚诺的报复自有他私下的原因，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他是个多么残酷、狡猾、顽固的家伙。意大利和美国到处都在谈论他那可怕的势力。如果说他的势力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证实的话，那就是现在。我亲爱的丈夫利用我们出发以来少有的几天好天气替我找了一个安身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都不至于威胁到我。至于他自己，想没有牵挂地同美国和意大利的警方人员取得联系。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怎样生活。我全靠从一份报纸的寻人广告栏中得到消息。偶然有一次我向窗外张望，看见有两个意大利人在监视这所房子。我明白乔吉亚诺终于找到我们的下落了。最后，根纳罗通过报纸告诉我，会从某个确定的窗口向我发出信号。可是信号出现时，只是警告，没有别的，突然又中断了。现在我明白了，他知道乔吉亚诺已经盯上他了。感谢上帝！当这个家伙来的时候，他已做好准备。先生们，现在我想请问你们，从法律上来讲，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害怕的，世界上有没有哪个法官会因为根纳罗所做的事情而给他判刑？”

“呃，葛雷格森先生，”那位美国人说，同时扫了警官一眼，“我不知道你们英国如何看待此事，不过我想，在纽约，这位太太的丈夫将会赢得普遍的感激。”

“她必须跟我去见局长，”葛雷格森回答说，“如果她说的事情属实，我保证她或是她丈夫没什么可害怕的。但是，我搞不明白的是，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竟然也搅到这件案子里来了呢？”

“学习，葛雷格森，学习，还想在这所老大学里学点知识。好啦，华生，你又多收集到一份悲惨而离奇的范例啦。对啦，还不到八点钟，卡文特广场今晚在上演瓦格纳的歌剧呢！要是我们快点走，还能赶得上第二幕。” rJ/Gxzyu9wj1c9fpfvL9WtsXUAZjtcCUeanN8A8t2CSSo4OIcVRPZUPofK/CtbzR